王彼得：没有主义，才是李光耀主义
每天，审阅《联合早报》言论版上的文章，由于是议论性质，很少会让我动情，但上周的一篇《遥寄李光耀——一名尼日利亚客人的心里话》，读着读着，竟不能自已，眼眶都湿了。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6日，2023年是他的100岁冥诞。（档案照片）
作者赵敏说，他不久前为一户尼日利亚人家定制了私人游行程，带他们走访了几天后，和男主人有过深谈，从中发现，客人对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他以毕生心血打造的新加坡充满了敬仰，连带地也哀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上亿人竟出不了一个李光耀式人物，以致积贫积弱，到今天还是腐败不堪和一片脏乱。对比新加坡取得的成就，以及新加坡人所过的幸福日子，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
文章的写法很特别，作者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代他的客人直抒胸臆。但开始之前有一小段叙述很有画面感，是客人在临走的前一天，要求去旧国会大厦，想近距离检视李光耀曾经讨论国事的地方。作者这么描述：“客人站在李光耀坐过的座位旁凝视了很久很久，缓缓伸出手微笑着说：李先生您好！保持着握手姿势好几秒钟才放下。一霎那我看见他眼里泛着泪水。随后他慢慢坐在写有李光耀名字的位置上，沉思很久……”
这位在新加坡“见证”了奇迹的尼日利亚人，让我想起月初，在吉隆坡遇到的一位也是李光耀“铁粉”的德士司机。
排队八小时，只为一鞠躬
知道我来自新加坡后，司机大叔跟我聊起李光耀，还兴致勃勃地说了一件和新加坡一对年轻夫妻争吵的往事。那是李光耀过世之前，这对夫妻坐上他的车后，话题也是李光耀，但说了一些很不敬、难听的话（这里就不转述了）。他说他听了，马上来气，斥责这对乘客哪可以这样不懂得感恩！并说自己以前是警察，如果还在当警察的话，一定把两人捉起来。我心想，大叔也真可爱，言论自由嘛，哪里可以这样捉人。
不过谈着谈着，我大致明白了他护李光耀心切的由来。皆因新马分道扬镳后，两边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鲜明反差。尼日利亚人和他的不同，也许是一个远在非洲，一个就在我们旁边看着；以及一个应该是知识分子，或是有钱商人，一个是老为载不到客而发愁，没办法带全家人来新加坡几日游的吉隆坡司机。
对了，补个小背景：司机不是华人，是马来人。当年合并时，李光耀是反对马来人享有特权的，看来对这段历史，司机丝毫不以为意。
确实，虽然离世已八年多，但直到今天，“李光耀”在国际上仍然是新加坡最为突出的品牌，或者总让人先联想到他的名字，然后竖起大拇指，大加称许。
至于在自己国门内，当然有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及民间一直都有的异议分子，毕竟一生从政，怎么可能没有敌人？不过爱戴他，至少对他心悦诚服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这点不用怀疑。
一个例子，是那年他走时，公众可以到好些地方悼念。我选的是芳林公园，由于忙完报纸已是凌晨一点多，到现场时，已过了两点快三点了，原以为会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想到原来还有人在排队，大家都来了，都不睡觉，只为了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和表达哀思。那一刻那一幕，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其实我半夜去，就是要避开人潮，因为白天太夸张了。从同事拍回来的照片看，在他停柩的国会大厦外，公众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人龙从河的此岸排到对岸，再绕回到此岸，根本找不到尾巴！隔日早报封面，下的大标题是“排队八小时，只为一鞠躬”。
那年岁末我照惯例，加入到早报“字述一年”的写作团队，我在10个入围的字中选了“耀”，并以一篇文章记录了这场国葬以及新加坡人的集体哀思。“耀”最终获选为年度汉字，但肯定不是我有生花妙笔，而是人们真的感念这位国家的奠基人，很想以他的名字，标记这2015年。
去问王明星！
我从事新闻工作，却不曾当过政治线记者，因而与李光耀少有交集，只参与了编审他的一本书，其余更多，是在一些场合，从远处看他的身影、听他的演说，读他的新闻。不过倒有一次，机缘巧合下，采访了他。
1996年，发生了李家买公寓获得折扣的争议事件。一个傍晚，也不知什么情况，突然来了个十万火急任务，被上司指派去旧国会大厦采访李光耀。叫我去的理由，猜想我是财经记者，懂点房地产吧。偌大的会议室，气氛凝重。坐在我、海峡和商业时报记者对面的李光耀，一脸严肃和冷峻，出了这样的“状况”，他心情可想而知。当时究竟问了什么，他答了什么，都已淡忘，只记得有几道提问，他直接说：去问王明星！
为什么问王明星？因为访完李光耀，还有一场“背靠背”记者会，三人得马上赶到乌节路的旅店置业总部，访问卖房子的人。是的，这位房地产大亨，不是第一次惹上麻烦。
那是我记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采访”李光耀。近身目睹一个改变了好几代新加坡人命运，地位如此崇高的人物，在如麻的国事与天下事之外，还要为家里投资的事烦心，太不容易了。其实那年头，买房给折扣是平常商业操作，但因为是李家，就变成观感和政治问题，就得进入危机处理模式。
“他是人，不是神。”这句话出自他女儿李玮玲之口，说父亲一再表示不想被人崇拜。我借用来进一步定义我认为的李光耀。确实，他是人，因而也就有脆弱性，以及软的一面，晚年还应该有孤独感，毕竟能和他站在同一个高度的知交，已相继离开政治或人生舞台。
再来是政策的推行，是人，就会犯错，何况是一个一生做了那么多决定的人。但这部分不是本文题旨，篇幅也不允许我深入探讨。我在思考的，是该怎么看待他的一些以今人的尺度评断，和当下主流思潮格格不入的想法。像他曾说过：“如果珍宝客机失事，机上的300人（高级公务员和政治精英）全部遇难，新加坡就垮了。”这是赤裸裸的精英主义，是该否定呢，还是承认这就是一个让人不愉快但冷酷的现实？今天，我们的教育质量已大步跃升，数字可以改成600甚至1000，但还是精英主义。
“政治不正确”的孤勇者？
李光耀也曾为越来越多女大学生不嫁、不生感到焦虑，认为好的智商无法传下去很可惜，也因此劝说男生改变观念，不要一味下娶，而是找教育水平对等，甚至更高的女人结婚，目的同样出于功利：追求更好的下一代基因。他还一度给生养第三个小孩的大学生母亲报读名校的优先权。这种种优生学思维，早在《钟形曲线》出版并举证历历之前，就被他大胆公开主张了。但随后掀起的大辩论，并没有让生育率提升，反倒是行动党在1984年的大选中，流失不少选票。
用觉醒（Woke）世代的严苛标准来看，李光耀也必然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说过如果女儿要嫁给一个非洲黑人，他的反应一定是“你疯了？”这个表态，让他不时受到批评。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涉及种族、语言、宗教的第六章节，他有问必答，直来直往，一些观点也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今时情况是，很多的议题，老练的政客都知道可以想（甚至可以做），但就是不能说。我不知道这对理性思辨，以及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好处，会不会长此以往，大家都成伪君子，不愿做真小人？像李光耀这样敢于直面敏感问题，开诚布公的政治家，一个个成了孤勇者，然后走向绝迹，是幸，还是不幸？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档案照片）
对于李光耀，我们从不用国父这个称谓，这也许是他的指示。但坦白说，在我心目中，他当之无愧。
在路线的斗争上，他决绝、充满狠劲，以致被打压者多心存怨恨。但一个人的千秋功过，最终还是要看“成品”，也就是他把国家建设到怎样，让人民过上怎样的生活。这58年来，我们确实没比别人差，也没人胆敢欺负，成绩单总体超亮眼。站在对立面的人，若始终放不下，还在计较着历史进程中个人的进退和得失，格局就小了。
廉政、组屋、绿化、军事实力、储备金、人均GDP和寿命，还有各种不是第一就是前十的评比……妥妥的优等生，容易吗？这些年来，想效仿的国家很多，一招两招，也许可以，但要全盘克隆，难矣。因为这里头，有一些精神内核的东西值得玩味，人们可以知其然甚至知其所以然，却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地球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新加坡”。
超级务实从 不空想和谈理论
李光耀晚年，一定很急切想把他参透、总结的如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些理念，告诉后代的人。所以才有《硬道理》这部书的出版。毕竟“花无百日好”，物质的成就终有时效性，唯有经验、教诲、价值观等等，才能规避盛极必衰的铁律，也才弥足珍贵。
但必须指出，奉为祖训，照单全收，不懂因时制宜和变通也是错的。未来接班人、副总理黄循财不久前在一个纪念活动上就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这些价值观，但也要不断审视，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在必要时敢于修正政策。
这点清醒、务实很重要。在很多地方，只要出个伟人，留下丰功伟绩，总有所谓的某某主义、某某思想被搬出来，甚至人还在时就开始造神。但这些年，我们从不提李光耀主义、李光耀思想，更没有人下令大家必须上课学习。
或许这才是李光耀治国方略中的真髓，就是在他头脑里，没有教条、框框、理论、空想，意即没有所谓的主义。只看是否有助于我们生存，并取得成功，是的话就是硬道理——哪怕政治不正确，无所谓。
值此百岁冥诞，我想，唯有理解并继续践行这种没有主义的主义，才是对他最诚挚的致敬；也才能在回答他心心念念的那句“100年后新加坡是否还存在”的质疑时，有底气地，给出正面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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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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