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锐:新加坡富裕到保留不了名人故居?
所谓切实感受与亲身体会,故居空间大概是全身心最接近名人的无可取代的方法吧?由文字所营造出来的想象,甚至视频所拍摄下来的感受,始终还是隔了一层。实实在在的故居空间,可以给予我们按下时空暂停键的能力,甚至聚集在空间里的强大气场。
个把月来在日本与北美访学,趁访学与研究考察的空档,参观了许多在地的名人故居与历史古迹,身心皆受到极大的震撼与启发。除了刻意按图索骥,跟着手机导航寻得名人故居,走在路上经常也会不经意邂逅一些当地的纪念碑与牌子,上面以日文或英文(还有好多是多语的)记载着曾经居住在该处的名人与故事。
晚晴园作为孙中山故居,1994年成为国家古迹而保留下来,如今是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档案照片)
低温的深冬里,陌生的异乡一下子就有了温度。
且简单举几个例子。在东京寻得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1867年至1916年)的宅邸,里头还开了一间与代表作《我是猫》有关联的猫主题咖啡馆;又如在大阪的“日本第一茶匠”千利休(1522年至1591年)的宅邸遗址,还保留着他所用以泡茶的那口椿之井。至于在美国波士顿与纽约,就有更多我们较为熟悉的名人故居得到保留。例如出生于波士顿的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1706年至1790年)的故居;纽约更有众多的政治家故居如罗斯福总统(1882年至1945年);电影明星百年女星之首凯瑟琳·赫本(1907年至2003年)的故居所在,那条街甚至以她命名;作家马克吐温(1835年至1910年)的农场等等,不胜枚举,大都得到妥善保护和长久保留,而且都清楚地在谷歌地图上虚拟标示,更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具体甚至立体地挺立着。
除了日本与美国,世界各地的名人故居更是不计其数,而且近年愈加得到当地政府与民众的重视,好多修旧如旧,保存完好。它们或成为名人纪念馆和博物馆,或与商业机构合作开发名人文化空间(如前述之主题咖啡馆或艺术中心),成了吸引外来游客与考察研究员的重要地标与文化名片。
名人故居是什么?它当然原来是一个私密的、名人与家人居住并与伙伴社交聚会的空间(甚至还有国家的概念在该处播种);它更是一段历史长河上的特定时间,即名人曾经在此处生活的那段时间。至于名人要如何定义,哪些人够知名,又哪些故居值得保留——这当然是个见仁见智的争议点,然而国外好多相关组织与学者,也都提出了值得我们借鉴的标准——例如在2012年着名作家舒乙呼吁北京市政府,保护和开放北京800处名人故居时,就提出可能的标准。重要的倒不应该只是担忧争议点所会引发的论战,更要认识到在这段特定时空里面所凝聚出来的深具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记忆,可以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学习之旅和各种媒体宣传,形塑国民的认同,甚至归属感与自豪感的重要时空。
但是,名人故居与所有的住所一样,是脆弱短暂的,甚至也必须面对房屋市场的残酷现实——老旧则拆除,重建则增值。你或许会说,拆除那个空间以前,当然也可以用文字、影像来记录或传播,这在数码时代不是更为方便快捷吗?然而,凡参观过故居的朋友大概都会深有体悟,知道在那仿佛凝聚魔法的空间里头,你与该名人靠得那么近,你触摸着充满其印记的墙壁、地板、窗帘而浮想联翩。
除了发思古之幽情,更可以从室内外设计、家居摆设、日常用具、文房四宝、信函手稿、挂件与收藏,甚至墙面、地板、窗棂与家具上的印记和磨损情况,来侧面了解名人的品味与习惯,甚至进入其灵魂与内心世界(鲁迅书桌上因迟到自责而刻的“早”字曾深深打动我)。因为具体空间的刺激,你的情绪会深化,理解会提升,感受、反思与想望就不是一个虚拟的网站、平面的文字,或视频与纪录片所能触发得了的。所谓切实感受与亲身体会,故居空间大概是全身心最接近名人的无可取代的方法吧?由文字所营造出来的想象,甚至视频所拍摄下来的感受,始终还是隔了一层。实实在在的故居空间,可以给予我们按下时空暂停键的能力,甚至聚集在空间里的强大气场。
许多人说不出一个新加坡名人故居
网上有好些历史故居相关的网页,标识并介绍世界各地的重要历史故居古迹。我近年在各地开会或旅游时,必先浏览类似网页做点功课,若行程允许也会前往。结果我浏览了欧美、中台甚至马来西亚的故居介绍,就是太难找到新加坡的名人故居。是的,我尝试问过好多朋友和学生,结果许多人一个新加坡名人故居也说不出,顶多指出孙中山先生到南洋为革命奔走的根据地“晚晴园”,和乌节路上潮商陈旭年的大宅。新加坡75个被保留的国家古迹中,并没有一个是艺术家或文人故居。
当然,新加坡这块弹丸小岛寸土如金,不管是住屋政策、土地措施、市容规划,或者古迹保护等,更多的是符合政治历史或教育宗教因素,配合都市和经济发展地往前看,积极而实际,充满现实考量。当然,故居就是房产,就是财富,就会与后人之继承利益和财务冲突牵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作为一个年轻国家,我们似乎对于回顾回望回忆的动作,始终是较不习惯,甚至吝啬的。然而在我们全力往前冲,无暇或不敢对往昔的保留倾全力投入时,历史与记忆就从我们现实的指缝间溜走了。
近年来,为了保留与分享在地文化资源,我与友人合作拍摄了一系列有关新加坡艺术家和人文展览的视频与纪录片,社交媒体上取名就与其特性一样——十分南洋。我们制作的初衷是尽量争取到故居、工作室或画廊现场与艺术家或其后人进行访谈,希望在最真实的氛围中还原艺术家创作的场景,或者是模拟出旧时的环境与氛围。
然而近五年的拍摄过程下来,我们竟然就看到好几处故居在拍摄之后消逝——或变卖或转手,或整体翻新或夷为平地。这就包括新加坡“四大天王”画家之一陈文希于武吉知马的故居。那里豢养过的猿猴与孔雀鸡鸭、栽种的红毛丹树、野生的松鼠等,都曾经那么惟妙惟肖地进入其中国水墨与油画,甚至还有占据两幅大墙的精彩抽象画。
2019年,该故居办过最后一次回顾展以后,就再次转手并拆除重建。另外一位天王画家刘抗先生的故居,和主要展示新加坡前卫女艺术家陈诚梅作品的画廊,也已经整体翻新。这还不包括无数早已易手或者被后人遗忘或历史淹没的名人老房子,甚至可能连拍摄都来不及:我可以想到旅新名作家郁达夫居住的中峇鲁两间组屋单位、名画家张荔英实乞纳坪居所、雕塑家黄荣庭如切坊故居、徐悲鸿江夏堂。
不久前,我参与一场台湾线上国际教育研讨会,分享参与拍摄制作的文化教育资源,侧面提到新加坡故居文化的稀失。与会者大为诧异,反馈说故居文化在世界各地兴起,各地人士投入前所未有的资源、热情与时间去保护故居,台湾更是有胡适、钱穆、张大千、林语堂等故居纪念馆。他们难以想象在新加坡这么富裕的地方,故居竟然难以立足。
故居价值只是房地产价格?
虽然我们国情特殊而国土也确实有限,但是否真的富裕到故居的价值就只是被变卖被炒作的房地产价格?如果我们是一个只知道房子的价格而非价值的国家,那讨论故居文化与保留,就没有意义了。但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是朝野对文化遗产保留与传承的关注度与行动力,仍严重不足。
我们当然也有文化历史古迹保留的相关单位,甚至早在独立以前的1950年即成立了保护古迹委员会,然而我们始终较为关注在公共领域更重要的政府建筑或历史古迹,至于个人故居似乎偏向私领域而较少问津,甚至担心英雄主义的崇拜,或者忧虑陷入评选标准等难题。文物局就曾表示,没有额外关注文人故居的保留。谁敢种出这烫手山芋呢?但又为何不可以额外关注呢?不是对所有古迹一视同仁才算公平?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连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故居是否保留,到目前都未定案。是的,即便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名人故居,都不一定可以让我们后代见识与瞻仰,那如何去期待其他开国先驱、文化人、艺术家、公共知识分子等的故居被保留呢?这似乎已经超出个人的遗嘱或意愿,而进入集体记忆与国民身份认同的范畴了吧。
或许,与其等待大环境与政策或某些行政人员的调整,不如从私人机构、草根组织甚至个人开始。我们看到国外的名人故居得到企业集团的资助、大学或民间组织的拯救与筹款维持,甚至透过个人的微薄力量,用视频、摄影、文字等有温度的方法记录下来。是的,无法改变大环境,就创造任何形式的小环境,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组织就会慢慢靠过来。就从你我开始,从我们个人重视的人文故居开始。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潘受的故居“海外庐”,在那里看到他所写的诗词手稿、淋漓挥毫的书台、挂在墙上的悼念亡妻的字迹——那是多么有价值的传世礼物。
让我们开始为未来准备过去的礼物吧。
(作者从事语文教学与本地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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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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