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利：律师分级莫如提高当事人的辨别能力更有效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于11月14日，在广州新常态下法律服务创新论坛上，首次透露出“律师等级制度改革有可能在明年进行推进”，并且“可能对律师执业法院进行部分限制”、“改革后律师等级将与收费挂钩”。

这则消息刚一公布，就犹如在暗流汹涌但表面稍显平静的水面上扔下一颗炸弹，在律师界炸开了锅。几天来，在我被拉进的30多个律师微信群里，大家群言激愤，甚至把指责的矛头对准陈卫东教授，扒拉出他的个人情况，出言不逊……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这两天发现又出现许多精彩的网文，并被转来转去，在律师界广为流传……

可以说，“律师分级”制度拟将推出的消息，几乎又是一个“李庄事件”。“李庄事件”的初期，许多律师先在网络上讨论，然后就有许多精彩的网文纷纷出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逐渐地在律师界形成共识，导致“薄王”导演的一场“当事人举报自己律师”大戏的真相也公之于众，甚至这也成为“薄王”倒台的导火索。如今，“李庄事件”已渐渐被人们淡忘，但自“李庄事件”以来带给律师界的一些变化却还在延续、演进中，律师界表面的平静难掩底下的暗流汹涌。而陈卫东教授抛出有司拟将“律师分级”，而且评价“律师是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不仅有将有关部门“出卖”的嫌疑，而且将自己卷入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律师分级，确有必要。只不过要看怎么分级，谁来分级，分级何用。其实就目前律师界的情况来说，律师本身就有分级。早年参加过职称评定的，不是有一级律师、二级律师、三及律师和四级律师吗？而且好像这个分级并没有宣布取消或无效，不是还有人名片上印有“一级律师”或者“高级律师”的称谓吗？我自1992年被评为四级律师，证书至今依然还保留着。这是全国的律师分级情况。一些律师事务所对本所律师也有层层分级，例如主任律师、副主任律师、首席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合伙人、律师、助理律师、实习律师等等，这也是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分级。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很惭愧，还从没有做到合伙人的层级，更别说主任、副主任等级的律师了。还有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所，把律师分为什么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等等的律师，也是律师的分级。我自己也曾把所有律师分为初级律师、中等偏下级的律师、中级律师、中等偏上级的律师、顶级律师共五级，并通过这样的划分，使当事人更加清楚的认识律师，并找到合适的律师。

这些现实中存在的律师分级，似乎大家并没有什么反对的声浪。为什么陈卫东教授提出律师分级后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看来律师们主要并不是反对律师分级，而是反对捆绑在律师分级身上的“可能对律师执业法院进行部分限制”、“改革后律师等级将与收费挂钩”等等行为。如果律师分级捆绑上“可能对律师执业法院进行部分限制”、“改革后律师等级将与收费挂钩”，那么事实上就形成律师行业的不正当、不公平的竞争，并构成一部分律师对另一部分律师的歧视。如果这也算是“改革”，那么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谁呢？显然只能是一小部分获得“垄断地位”的“高大上”律师。这些律师才“是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并不是全部律师。陈卫东教授所说的“律师是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也许是陈教授卷入这个漩涡并备受指责的原因。

那么律师分级是否对当事人有利呢？应当说律师分级对当事人也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律师分级捆绑上“可能对律师执业法院进行部分限制”、“改革后律师等级将与收费挂钩”等等的东西，那就是另外了，甚至对当事人造成不利。这样所谓“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与当事人也无关，也就只能是部分“高大上”的律师了。到那时，那些“高大上”律师也许真的要发出“钱多、人傻、速来”之类的呼唤了。

然而，当事人中虽不乏“傻子”，但并不会都是“傻子”，而且会远比你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请律师是市场行为，请谁不请谁当事人会有自己的判断。对于当事人来说，谁能说出自己的理来，并且让人心服口服，对工作认真负责，自己觉得最放心……谁就是好律师，是代理自己案件的最合适的律师，才会愿意掏钱出来。相反的，至于是什么级别的律师，当事人也许会考虑，但是绝不会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就像现在的当事人基本不管你是一级律师、二级律师、三级律师或者四级律师一样。

我曾在《揭开律师神秘的面纱——教你如何聘请合适的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中，有篇《如何认识和判断形形色色的律师？》的文章，分别写了“大律师与小律师”、“富律师与穷律师”、“男律师与女律师”、“老律师与新律师”、“名律师与无名律师”、“大所律师与小所律师”、“高学历律师与低学历律师”、“执业律师与法律顾问”等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甚至提醒当事人注意辨别“真律师与假律师”、“好律师与坏律师”。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律师之中，除了“假律师”之外，所有的律师都得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律师执业证》，大家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至于当事人聘请什么样的律师，则完全在于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当然当事人也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律师。我在该书的另一篇名叫《请律师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的文章里写到：“当事人聘请律师，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第一是诚信，第二还是诚信，第三还是诚信。”“诚信，是律师最难能可贵的优秀素质。”至于当事人如何确信自己聘请的律师是否诚信，这就只有靠当事人自己予以判断了，外人是很难以衡量的。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陈卫东教授所说的那种律师分级也是不大现实的。因为当事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律师的诚信，而诚信与否又是很难予以评价的。有的律师，也许在这个案件上表现的很诚信，但他也许在另一个案件中又丧失了诚信；有的律师，对这个当事人表现得不够诚信，但对其他的当事人又表现得非常诚信，这样的律师到底该如何评价？谁又能够决定他是否升级与否？如果评价错了，或者是否升级搞错了，谁又能为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谁又能为律师承担责任？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么谁还敢推行律师分级制度呢？

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与其推行那样的律师分级，莫如提高当事人辨别律师的能力更有效。如果当事人的辨别能力得到极大提高，那么那些“坑蒙拐骗”的律师就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同时也必然极大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像陈卫东教授所讲的那样实行律师分级，并与执业法院和律师收费挂起钩来，那么我很难想象就没有混进高级行列的“坑蒙拐骗”型律师，而且这种“坑蒙拐骗”型律师，对当事人的危害会更大，对律师行业的声誉危害也更大。

早在三年前，我曾在《旁观者：从典型案例中解读我国的法治与政治生态》一文中，通过对“李庄律师案”、“北海律师团案”、“贵州小河案”以及“薄谷开来案”、“王立军案”、“薄熙来案”的分析，解读出我国的法治与政治生态。我在文章最后写到：“古话说，三十年活东，三十年活西。但是在如今信息发达、步伐加快的时代，也许十来年风水就轮流转了。”我展望到，“在律师圈中，无论多么大牌的律师，你也可能感受到一些只有二三十岁、身价低廉、无车无房、无任何声誉的律师的挑战。而这样的挑战，年轻律师也未必一定会输，甚至还会赢得一定的人气。这就是律师，这就是体制外的律师！我觉得这样的律师队伍，对于那些真正的人才，更容易脱颖而出！”两年之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似乎刚刚看到律师的春天即将到来。然而，陈卫东教授透露出来的这一消息，使我又看到了“官本位”思维又将在律师界肆虐。

我曾在8月份举行的《企业及企业家的法律风险与防范》研究报告会上，将“官本位”思维比作我国传统的象棋思维，“车、马、炮、相、士、卒”各自有着各自的步法，等级森严，“丢卒保车”，各个棋子强弱固定，一盘棋的胜输眨眼之间就可能决定。而法治思维则好比围棋思维，无论白子还是黑子，都一律平等，相互之间不分什么等级，不下到最后阶段一般很难看出分晓。我们现在实行依法治国，就好比要从下象棋过渡到下围棋的方式。按照陈卫东教授所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要将地位原本平等的律师非要分出个一二三等级出来，而且“步法”各不相同，等级森严，这就像我们摆出围棋棋盘来，却端出“车、马、炮、相、士、卒”等等的棋子出来，我实在看不出这棋到底该怎么下。这绝不是按照法治思维去解决问题的路子。

要推行“律师分级改革”？如果知道，那他们的意见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予透露这个关系到许多律师的消息呢？这是不是不怎么称职呢？如果不知道，陈卫东教授又从何得知“律师是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是统计了哪里的律师意见？是他自己的律师朋友圈还是其他人的律师朋友圈？反正在我的律师朋友圈里，似乎反对的声浪更大一些，而支持的呢，基本上除了那些戏谑的之外，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支持者。也许我的律师朋友圈还不够“高大上”，那至少也可以问一下《民主与法制》副总编辑刘桂明先生的律师朋友圈吧？刘桂明先生被称为是律师界的“大众情人”，他的律师朋友圈又是否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呢？现在，既然陈卫东教授抢先“透露”了，那么各级律师协会总该表个态了吧？或者统计一下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究竟有多少，占多大比例，现在该是时候了吧？我们总不至于为强奸案犯罪嫌疑人辩护，不排除个别被害人有快感就说被害人是强奸案件的“最大的受益者”吧？

从微信圈中得知，陈卫东教授还是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律师业务研究所所长。看来这项“律师分级制度改革”也是陈卫东教授关注的范围。只是不知道这项所谓的“改革方案”究竟是谁“研究”出来的？也不知道陈卫东教授所在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有没有参与？这项所谓的“改革方案”的“研发者”究竟是谁？我们目前都还不太清楚。网友们如果仅仅依据陈卫东教授透露出这一消息就指责陈卫东教授，我觉得对陈卫东教授有点不公平。我倒要感谢陈卫东教授，是他首先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我们才知道有人背着绝大部分律师还在“研究律师分级”这样的事情，这样也才有了我们今天表达意见的机会。否则的话，恐怕我们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人家说你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你就应当是“最大的受益者”。即使你是强奸案的受害人，人家说你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你也只好认了。因为人家就喜欢打着“法治思维”的幌子行“官本位思维”之实，你还能有什么法子？

陈卫东教授这一“透露”，我反倒乐观起来，很可能这一“改革举措”会胎死腹中，明年推行不起来。因为谁要是推行这一“改革举措”，谁就会面临如重庆“一坨屎”的难题，到最后要“谁拉下的谁吃”，谁就很可能也面临着“薄王”那样的下场，看你谁还敢推行！如若不信，我也像“死磕派”杨金柱律师那样，敢和谁打一元钱的赌，到明年的此时此刻，看看这项“改革举措”的下场如何？

我们的研究者要“接地气”，而不要只“看天气”，这样的研究成果才有用，才能行得通。那种只“看天气”研究出的所谓“成果”，除非有司倒行逆施，否则终会被废除，就像现在的律师职称一样。你不发工资了，谁还管你是什么一级二级律师或者三级四级律师呢？更何况聪明的当事人会有自己的判断，他都不在乎你是什么级的律师，你好要那东西干嘛？

王荣利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成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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