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雍/有关耀瓷的珍贵资料

图片中右起第二位是商子雍；孟树锋先生应该也在其中。

王赵民先生传来的珍贵资料

商子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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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赵民先生是铜川市的一位文化人，和我没有私交，只是有时在西安或铜川的一些文化活动中，会不期而遇；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好几年前，一个名曰“玄奘与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论坛在西安的人民大厦召开，应大慈恩寺方丈增勤大和尚之邀，我作为嘉宾与会，并提交了一篇论文：《非学术眼光中的玄奘》。玄奘晚年曾在位于铜川市的玉华宫翻译佛经，他的圆寂之地也是这里，所以，当我在会场碰见王赵民先生时，就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那一次论坛铜川来了好几个人，但主办方却没能给他们安排足够的住宿之地，得知此事，我对王赵民先生表示：“我有一个单独的标准间，你们拿去用吧，这几天晚上我回家休息，从人民大厦到我家坐16路公交，只须4站，非常方便。”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不曾与王赵民先生再次聚首；好在有微信，可以通过网络相互关注。几天前，发现王赵民先生传过来一张照片，拍的是陈万里先生发表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谈耀瓷》，但不曾标出杂志的名称和发表的时间。据百度百科介绍：“陈万里（1892—1969年），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文章的作者署名“陈万里”三字加上了黑框，可知发表的时间是在1969年以后；而1969年以后的好多年里，能够发表此类学术文章的杂志，已经荡然无存，所以，陈万里先生的大作。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被某家死而复生的文物考古杂志所发表。文章的第四自然段最后，有着如下一段文字：“（参考商剑青“耀窑摭遗”——见1955年第4期“文物参考资料”。）我想，这就是王赵民先生把这份资料郑重传送给我的缘由所在。

父亲1949年以后不久，便离开西安去铜川工作，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探亲假，他只是每年春节和来西安开会时才会回家，所以对我而言，他是一个有点儿陌生的亲人。父亲1955年在国家级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关于耀州窑的论文时，我才13岁，对这件事有印象，但却从不曾见到过这本杂志，更不要说阅读这篇论文了。再往后，1957年和1966年，父亲先后两次蒙冤，特别是后一次，他收藏的书籍、字画和文物，和他的生命一起，在那场“艰苦探索”的狂飙中烟消云散，这篇在1955年肯定曾被考古界关注过的论文，也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改革开放以后，对耀州窑遗址的发掘、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于是，但凡见到与此有关的文字，总会细细阅读、寻找，希望能发现父亲当年劳作的痕迹，但却一直一无所获。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我第一次去开馆不久的耀州窑博物馆参观，承蒙耀瓷专家薛东星馆长热情接待。参观过程中，向薛馆长提起父亲当年的那篇论文，不料他立即反问：“商剑青是您父亲？”接着便告诉我：“商老先生是自宋代耀州窑衰落以后，第一位以专业的眼光和水准，对耀州窑的历史进行发掘、研究，并且有成果的文化人。”过后不久，薛馆长让人送来了父亲论文《耀窑摭遗》的复印件，细细读过，对尽管是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熟悉的读书人，但却不是文物考古专业人士的父亲，竟然通过捡拾瓷片作为实物依据，调动知识积累作为史料依据，完成了这么一篇高水平的论文，考虑到耀州窑遗址在当时几乎不被学界关注的背景，这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这以后，关于父亲的这一件往事，开始被人屡屡提起。

作为第一个公开宣称父亲是“耀州窑遗址考古调查第一人”的薛东星研究员，2018年1月28日下午1时11分，给我发来微信：“铜川市图书馆从国家图书馆争取到数据库项目，把耀州窑作为重点列入。我给做策划，耀州窑研究学者将令尊以‘耀州窑遗址考古调查第一人’列入。请将令尊二寸照片发我QQ邮箱。”——感谢薛东星先生，此事已经办妥。

曾在铜川工作多年的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刘新中先生曾多次撰文，介绍父亲在耀州窑遗址考古研究上的贡献。在发表于《铜川日报》的一篇题为《当代耀州窑研究考证第一人商剑青》的文章里，他这样表述——

“商剑青先生的这篇论文，影响了一大批对于耀州窑研究发掘做出贡献的后来者。

据陶瓷专家杜葆仁先生言，他早年曾认真研读过商剑青先生这篇论文。杜葆仁先生初到耀州窑时，借住到我工作的工厂，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先生有几次把酒畅谈，谈及这篇论文，先生眼中有光，赞赏有加。这篇论文对杜葆仁先生有多大影响，我非专业人士，未就这个问题和杜葆仁先生续谈下去。但他终生的专业主攻方向是耀州窑研究，则属货真价实。杜葆仁先生和对耀州窑考古发掘有极大贡献者禚振西先生是夫妻，共同供职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俩人1984年起，参与并主持了对耀州窑大规模的开发挖掘研究，把耀州窑推向了一个高度。

梁观灯先生是铜川电瓷厂（原铜川陶瓷厂二车间）的工程师，长期业余从事耀州窑研究并参与耀州窑遗址的保护工作，曾向铜川文物部门捐献大量耀州窑陶瓷瓷片、实物，其中就有珍贵唐三彩残骸。唐三彩产地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梁观灯的捐献证明了唐三彩曾在耀州窑烧制的历史。梁观灯先生曾多次讲，他对耀州窑感兴趣，源于商剑青先生的言传身教。商剑青先生的论文，梁观灯先生不仅看过，还当面向商剑青先生请教过。

1974年，一个年轻人就读于景德镇轻工业学院，偶然的机会，他在景德镇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商剑青先生的论文，像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年轻人十分兴奋。那时没有复印机一类的玩意儿，他虔诚地用钢笔工工整整抄下了这篇论文。这个年轻人叫孟树锋，来自铜川市陈炉镇。很多年后，这个年轻人成了知名全国的陶瓷专家。曾担任陈炉陶瓷厂厂长，铜川市陶瓷研究所所长。他对于耀州窑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作品曾远赴海外展览，屡获全国大奖。是耀州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8年的一个冬夜，孟树锋先生和我通电话，回忆起当年抄写《耀窑摭遗》时的情景，唏嘘之余，依然激动不已。”

2020年7月 16日上午9点36分，刘新中先生转来了孟树锋先生的一则微信：“刘公新中兄台早上好！景德镇学院陈雨前校长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 陶瓷分卷》，小弟建议将商剑青先生简介作为中条（1500字以内）列入，劳驾兄台擬就可否？请指示！孟树锋”

孟树锋先生和我父亲是不曾谋面的两代耀州窑遗址研究者，彼此的生活轨迹，没有任何交集之处；而我和他，也只是2018年10月，在耀瓷小镇隆重召开的耀州窑创烧1400年纪念活动的开幕式上，有过一握之谊。他对父亲当年劳作的尊重，所展现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学术良知和高风亮节。陈万里前辈当然就更是如此，我细细读过王赵民先生传过来的珍贵资料，深感在陈万里先生的大作中，即使不提及父亲的那篇论文，也并无不可，而他却郑重说明：参考商剑青”耀窑摭遗“——见1955年第4期”文物参考资料“。寥寥数字，让我看到的，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对他人（包括杂志编辑）劳动成果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

孔子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诚哉斯言！比如，陈万里、孟树锋、薛东星三位先生，皆足以成为我做人之楷模也！

来源：商子雍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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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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