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和谷 匡燮 平凹 长乐
李若冰 刘成章 李佩芝 汪炎 贾平凹 和谷 孙见喜 张敏 秋乡 骞国政 韦昕 谢強 王兰英 侯雁北 刘路 杨田农 秦天行 史焕生 景平 李廷华 匡燮 常扬 白描 周矢 费秉勋 朱鸿 庞进 张国俊 等
左起：和谷 匡燮 朱鸿 伊蕾 李佩芝 张石山 李天芳 刘成章 八十年代于陕西省作协创作之家
作家、书法家匡燮去世一周年之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美文》杂志社、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了“匡燮散文研讨会”之后，即将出版《匡燮的世界》一书。我以为，我该来写这部书的跋。
《匡燮的世界》里面收录了两类文章。
一类是作家、文学批评家，他们的文章围绕着一个主题，匡燮的文学创作。
另一类是匡燮生前同侪、挚友，以及亲属所做的文章，他们除了表述着与匡燮的浓浓友情、亲情之外，无一例外的也要涉及到匡燮的文学创作。
因此，不难看出《匡燮的世界》这部书所呈现出的“匡燮的世界”，未见的有多么的缤纷，很简单，就是大家对他文学世界的述评。
当下，匡燮人不在了，他最重要的，与他相伴了一生的文学，以书籍的形态，留在了人世间。这些匡燮出版过的书籍，是他文学创作的物质存在形态，里面记录着他作为一个生命体，与这个世界曾经相互凝视的过程。里面蕴含着非物质化的匡燮的情感与思想。这种蕴含的情感与思想，今天还留着，还有研讨会开，还有探讨这些情感与思想的文章出现，还有这本《匡燮的世界》即将付梓。这一切，可以说是匡燮身后，留给这个继续精彩着的世界的文学遗产。
既然是遗产，而且是听着都“高大上”，“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学遗产，那么，继承当是题中之意了。只是继承起来却也难得很呀！尤其是具体到继承的内容多少，时间长短问题，对我来说，是件令我极其无解的事情。痛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匡燮和我的关系。
前面可以看见，这篇跋“匡燮的文学遗产”的署名是彤彤。这个彤彤是谁呢？是匡燮的儿子。做儿子的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物质上的一些遗产，比如房子、车子、这些东西，继承了，好好保管，做一种念想总是没有多大问题。但父亲留给儿子的文学遗产，继承起来，恐怕就难的很了。难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比如，我要写这篇跋，在对匡燮的称呼上，就首先把我难住了，文中，是直呼匡燮，显然不符中国人的传统行文习惯，哪里有儿子为父亲写文章，直呼其名的呢？叫做家严？我以为语境上多少有些格格不入，还有拽文之嫌；父亲？我一辈子也没有张口把这两个字念顺溜过，太严肃了，严肃的让我感觉是谈一个和我不相关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当着他的面叫出过口；爸爸？这个叠词儿同“父亲”差不多，没有从我嘴里蹦出来过，有些腻味。我对他的称呼，是个单字：爸。和任何人说起来他，基本上是俩字，我爸。
我爸匡燮走了。
从我爸走的那一刻起，与他相伴了一生的文学就以某种遗产的形式，甩给了我。和我没有任何的商量。我来不及体验一下生离死别的滋味，来不及像四十四年前，我爸坐着一辆喷着黑烟的拖拉机，离开华阴去西安工作时那样，在华阴东城楼侧畔左公柳下，我挣脱我妈拉着我的手，撕心裂肺的一声：爸……狂奔向轰鸣声愈来愈小，直至消失的拖拉机，在当时我的世界中，我把我爸的离开，视为永远也见不到了，我第一次对我爸的话产生了怀疑，他说他去西安，叫我听我妈的话，不要和我妹打架，他会很快回华阴来接我。但，拖拉机的黑烟冒出，发动机的轰鸣声传入耳中的一瞬间，天塌了，我的世界被拖拉机喷出的黑烟彻底的埋葬。我笃定我爸骗我呢。我怎么可能每天睁开眼睛，看不到他呢？虽然，他总是打我，但我着实皮痒，不挨打，每天让我如何的渡过呢？但这一次，2021年6月18日，他不辞而别，也没有说他啥时候来接我，走了。给我留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还有他生命的另一种表现物态，文学。
我没有力气如四十四年前那样，用一声能让全宇宙都听得见的“爸”，来表达我生命的感知。
我，无声、无泪。
满怀抱着我爸遗留给我他生命的另一半——文学。
我手足无措。
一些我和我爸之间交集的，有关他文学创作的碎影，铺天盖地将我掩埋，成了一幅我和我爸共同绘构的手卷。
据我爸说，他上初中的时候就热爱着文学了，写作小说、诗歌、散文，在《陕西青年》杂志，还有《渭南报》有过发表。那些作品我没有看到过，想必都是些少年人青春期的写作。这一类写作，古今中外，不能不说有许多的作品是至今都流传着了。但多数人，大多数人的青春期写作的作品，都消失在了个体生命或者历史的长河里了，和我爸那些作品一样，渺无踪迹。等到我感知到我爸与文学的关系的时候，是在陕西教育学院的家里。那时候，我爸写作寓言。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他写完，以“有声书”的形式，首发于我和我妹面前，他给我俩念。我和我妹对他的评论六个字，有意思，没意思。评论是有意思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再念一遍。评论是没意思的时候，他当然的不再念一遍了。往往是自己看个几遍。也有会拿着克雷莫夫的寓言，给我和我妹念几篇。问我俩的意见。如果我俩也有评论说，没意思的时候，他会笑。
我爸那一个时期写作的寓言也有过发表，是一些在我看来莫名其妙印刷粗劣的刊物，印象深刻的有《陕西机械》杂志，里面有各类机械图案，所以我印象深刻。
大约在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散文”的名词，频繁地出现在我家，与之相伴的是一些人名，和谷、平凹、张岱、天芳、佩芝、成章、知堂老人、沈从文、废名、川端康成……频繁的出现，不仅如此，署了这些人名的书籍，也出现在我家。我爸在家，任意时间，在家里的厕所、床上任何地点都在阅读它们。我想这些书籍应该不错，要不他为什么能手不释卷呢。我要求我爸，让我也看看。令我我想不到的是，他勃然大怒，说我学习那么差，居然还敢提出来看这些闲书的要求。我和我爸，和我的这个家，从此开始了长达多年的战争。他对我坚壁清野，居然做了两个带锁的书架。当然，我也不是好惹的，书柜上个锁，未必能把我锁住。终于，我和我妹达成一致，在我爸我妈上班之后，我妹当助手，我拿着菜刀，撬开书柜上安装的弹簧锁，抽出一本他阅读的书，看起来。看完，心里却不免失落，都是一些和课本上差不多的课文，这有啥看的。在我爸我妈下班前，我复原了书柜上着锁的样子，太平无事。后来，又撬了几次锁，翻看了几本我爸平时看的书籍，感觉还是和课本上的课文差不多，味同嚼蜡，请我看，都不会再看了。当然，书柜里其它的我爸不大看的一些书，比如像《红日》、《邦斯舅舅》之类的小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之类的历史书籍，到也有趣的很，值得一看。因为有这些我认为值得一看的书籍，我撬锁的本事，成为了我少年时代颇为值得一提的绝技。我一直搞不懂，那些年，我爸为什么总是看那些像课文一样的枯燥的闲书。直到我在酒泉服兵役，有一天他来信说，他出版了一本书。周日，我跑到酒泉新华书店，见货架上真的摆了一本叫做《野花凄迷》，署名匡燮的书。当时，我津贴太少，一看定价，想着算了，有买书的钱，不如吃个烤羊肉串，喝瓶啤酒。继而也埋怨他，既然出了书，为什么不给我寄一本来呢？不过，这毕竟是我爸出版的一本闲书，虽然知道和我先前看过的他的那些课文一样的书无甚差别，还是想买一本。刚好，和我同逛书店的营首长张双民少校，喜欢写诗。我就给他说，只写诗，只看李季的诗集，不行，你也看看别的书有好处。张双民少校一听，说，那你说买啥书？我说，这本《野花凄迷》看起来不错，我爸写的，你买一本回去看看。张双民少校是个爽快人，立即就买了书，他看完，也借给我看了看。等到我回家探亲，见到《野花凄迷》依然和那些他多年阅读的书籍并排放在一起。我问他，为啥不给我寄一本。我爸大惊，哎呀，彤彤，我咋没想到给你寄一本书呢。怪我怪我。不过你还不知道，我这书出版了，请你几个叔叔、伯伯吃烤鸭，你猜，我把谁没请？赵长安没请。人家是我的责编呢。你说，这让我以后咋见人家呀。不仅仅是没有请《野花凄迷》的责编赵长安吃烤鸭，研讨会也没有请人家。我爸算是彻底坏了江湖规矩。为此，在赵长安十多年后去世的时候，我爸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问佛》。那天，在家里，我爸把我叫到他身边，说，我给你读篇我刚写的文章，《问佛》，你听听，看咋样？我爸只要给我读文章，是不问我愿意不愿意听的。他又一次没有任何开场白的直接就读了。我知道，我爸从这篇《问佛》起，他写的文章不再像课文了——我爸走出了他曾经努力学习的“五四”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模式，也走出了他精研深究、经年揣摩的明清小品文的意趣，更是走出了他多年引以为师的周围朋友们的写作范式。我爸一愣，说，咋成熟了。你说我现在真的成熟了？真的？我继续着调侃说，不是大师。爸，你是宗师，一代宗师。我实在不想和我爸再说下去了。我说，我忙着呢。爸，我还有个生意上的策划没写，咱回来说。我只好点根烟，想想该怎么给我爸解释。我爸平时不大抽烟，但这时候，他也点上一支烟，认真地吸一口，吐出烟圈，等我说。我爸说，我的《无标题散文》就很新呢。你沈叔叔、王伯伯都写文章了。还有杨匡汉，人家北京的评论家，也说新。我这个《问佛》那咋就看着新？我说，人家评论家遵守江湖规矩，哄你呢。你那无标题散文，也就是形式上新一些，无非是些心灵轨迹，或者叫做个体生命轨迹的记录，有啥意思嘛，往高里说，最多是对个体生命瞬间体悟的一种呈现而已。我爸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对我就是连踢带打，狂怒不止，一副暴君的形象。但他在和我，包括我妹，后来我结婚，和我妻子李倩，我们四个人在谈到文学的话题时，我们说的永远都有道理。尤其是他经常把我的胡说八道，当成他要思考的源发点。实在是因为文学，我爸于此点，对我们做的实在宠溺有加。我说，就是形式。形式有时候可以成为内容，但有时候却也不足道。你这篇《问佛》，不是形式上的问题。是你赋予了散文的问题意识，以新的思想方面的维度。爸，你想想，散文咋可能整天在反映个啥，或者表现个啥呢？好像反映了个啥，表现了个啥，就算是天花板了。你再想想，此前，咱们的阅读经验中，有谁的散文，超出了反映与表现的模板。我说，但你这篇《问佛》超出了反映论和表现论。你得意的《无标题散文》也是在反映论、表现论的范畴里嘛。表现、呈现出了个体生命的心灵轨迹，迹象。你说对不对？可到《问佛》这里，你不再满足于表现、呈现，而是对人的生命意识进行了振聋发聩的拷问，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价值追寻。我爸听完，说，你赶紧忙你的生意去。不敢误了挣钱。赶紧去。我说，就是的，挣钱是大事，你写个这，把我大事都误咧。
2019年冬，左起：梁剑、匡燮、张敏、罗志英、刘戈兵只是《问佛》之后，我鲜有再读到我爸这一类的散文了。进入新世纪，他到了退休的时间边缘，我爸这位冲在八、九十年代，党的广播事业改革前锋的老广播人，面对着临近退休，党的广播事业又一次大变革的来临，他和他的同侪们，一批党的新闻事业中的底层小吏，韶华不再，曾经构建起的他们自认为的所谓煌煌大业，在变革中，一切都被推倒重来，具体说，就是那个我爸倾全力在他一生职场生涯中，最后服务了十多年的陕西文艺广播电台，被拆分成了陕西戏曲广播、陕西音乐广播、西安乱弹，然后，他黯然离场……面对如此境况，也是怨不得我爸在这一时间段内，没有再去写作一篇，再一篇的散文，他没有这份心情。我爸在这个阶段，一边小心翼翼地应付着、维护着自己职场生涯最后十年创造的业绩的尊严，一边却冷了一颗原本该五味杂陈的心，安静地回望着、旁观着、思悟着他职场生涯的过去与当下。一年多时间，时在2002年，他六十岁到来之际，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散文《剥离手记》，后来改名叫做了《菩提树下》，副标题是“我的剥离手记”。《菩提树下》这部二十余万字的长篇散文，只讲了一件事情，他在体制内职场中，作为一个基层小吏，对权力的认识与反思，我爸说自己是：当时，我爸将完稿的《菩提树下》给我阅读。之后，我有一个感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接近权力、拥有权利之后，本来该有的文化人格，注定是会被异化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着被异化之后的快感，或者说，甘心于被异化而不自知。认识到并且反思了知识分子被权力异化的问题之后，有一种选择，是逃离。但逃离之路又在哪里呢？往往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叙述中，知识分子该固守的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该坚守的是自己的文化人格。认识权力、反思权力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家园与文化人格的扭曲、摧毁的同时，从逻辑上讲，选择逃离是唯一正确的做法。用我们这个时代烂了大街深入人心的一种说法，叫重建精神家园、重塑文化人格。而我，对此也是有所认同。然而，我爸看来，它几乎就是一个伪命题，他在《菩提树下》的结尾一章中写道：我说：“我知道我在概念上是很模糊，并没有真的弄懂我要回归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怎样的情景。而我的回归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双目看着远方，许久，他忽然问我：“你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过真正的精神家园吗？ ”接着他就列举出从古至今一长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这其中还包括最让人钦佩的孔孟、老庄、陶渊明、李杜、苏东坡等等。他说：“他们真的就找到了精神家园了吗？ ”这问题吓了我一跳，我试探着问：“你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文化人格？”这次交谈却促成了我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但由于半生混迹官场，学无专攻，是无从弄懂朋友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完整文化人格如此庞杂的问题的，我的思考只能是我所目及的现实。我爸的质疑与无解，令我震惊，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他文学创作思想的锋芒——深沉而犀利。同时，我爸对晚于他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入木三分的观察与表述，使得这部《菩提树下》有着更为警示的现实意义，他认为：眼下更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对于权力的攫取竟有着更为执着的迷恋 。他们仿佛已从别人那里汲取了失败的教训，方法似乎越来越接近更灵活、更世俗、更软性的市场上的那种交换原则，而他们能拿出来与权力交换的往往只能是灵魂，甚至是上帝之类，得到的却是不含任何社会成分(比如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等等)的，纯属自己欲念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一切 。所以，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时髦词汇，叫“玩政治”。我想，这还和传统意义上的“玩弄权术”不尽相同，以我的理解，权力应该是政治的核心和内涵，政治应该是权力的背景和外延。在这种玩的过程中，不仅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灵魂和信仰，连同政治和权力也注定不再能神圣和威严，很快就沦落到如同旧社会老北京天桥地摊上的杂耍了。我茫然起来。如果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破碎，是因为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们普遍为“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价值取向所异化，可是今天文明昌盛，社会进步，为什么这些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却不去打造自己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反而要任凭自己文化人格的流失呢？《菩提树下》中涉及到的，为什么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任凭自己文化人格的流失”；“中国知识分子有精神家园吗？”……具有终极意味的追问，到头来，我爸自己也是基本无解。但我爸却在追问与“所目及的现实”的基础之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在我看来，虽然我爸在《菩提树下》的那些追问，于他无解，但有这句话，我爸该足以。它振聋发聩，意味悠长，期间所蕴含的已然超迈于文学的批判精神，在他专注四十余年的散文创作实践中，鲜有。这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源于他混迹官场，为基层小吏数十年的人生经历，是我爸主观的人生体验与历史、与时代有机共生之后的产物。如果不是我的孤陋寡闻，我认为，《菩提树下》的写作，是我爸将“五四”以来现代汉语散文创作，所可能具有的有关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在权力谱系中，生存状态的呈现与思考，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菩提树下》洋洋二十余万字的叙述，我爸依然继续着他优美而沉郁的文学语言，但在文本结构上，用的却是中规中矩中国式的新华体：导语；主体1月—12月；结尾。文学的语言与新华体的文本结构；我爸新闻从业者的身份与作品中非虚构事件的相互重叠，不能不使我想到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的摄影作品——一种“双重曝光”的奇妙的艺术效应。我爸在《菩提树下》的追问，无解以及批判精神，最大程度的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是左右着它们。遗憾的是，我不知道阅读过它的人，是否也是我这种感觉。记得当时我爸写完之后，他问我和李倩，感觉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期间我多次阅读它，它的价值便如上述了。我以为，我之所以和李倩当时有那样的感觉，是年龄，是阅历的关系。多年之后，当我遇到一位在学术界的师长时，知道了他从一定的位置上的挂冠之举后，就立即想到了我爸的《菩提树下》，想到了这位师长，正当壮年，也是拥有着权力的，也是我爸说的那种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对他由衷的有了钦佩之意。多说这么一句话，是在佐证我爸的《菩提树下》带给我价值观的绝对影响力。我爸写作完《菩提树下》，没有几年，他就真的彻底离开了职场。我姐郭平、姐夫吴春园、外甥女吴沛林一家子，都是至纯至孝的人，他们用了大概十年时间，带着步入老年的我爸、我妈，吃香的喝辣的，乘飞机、坐豪华游轮，住星级宾馆，游走于世界各地，除了南极和北极估计是因为我爸、我妈的身体原因之外，五大洲四大洋的大部分地方，都留下了我爸的脚印。我爸每一次的游罢到下一次出游的中间时间，是他写作这些域外题材散文的时间，只可惜，百余篇散文，面世的却很少。我爸把他写的这些散文手稿，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姐送给他的那些高档点心、高档皮鞋之类的高级盒子里。把这些盒子又放进柜子里。我给我爸开玩笑说，爸，你可是把你的文学藏诸名山了。我说，你投稿嘛，现在稿费都涨了。你能挣买菜钱，买书钱。我爸说，给谁投稿？当年给你晓雷叔叔，他跟我一样也退休了。我爸说，人老了，和创作热情有啥关系？我写我的就是了？发表了我高兴，发表不了，又不影响我的创作。彤彤，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0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匡燮遗作《我与世界》
第一卷《我的起源》、第二卷《蛮荒时代》
等到我姐一家带着我爸周游世界，周游的没有地方可去了的时候，我爸就开始写作他的《我与世界》了。《我与世界》我爸是先用毛笔写完，然后，他和我妈两个人打字输入到电脑里，然后，跑到打印店去打印好多份，最后把这些打印稿，分发给他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看。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一份。看完，必定是在家里举行研讨会，与会的固定人员一般情况下是，我、李倩、我妈，我妹有时碰上了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有时候，楼上的李娜阿姨也会在座。我爸半躺在沙发上，听我们吹捧，这时候，吹捧的无论有多高，他都很高兴。当然，有说他写的不好的时候，他就更认真些，问的具体些，问怎么不好了？——哦，你说的这个问题，对，说的对。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但往往是只有我和我爸的时候，他就会严肃着给我说，彤彤，你要帮爸把《我与世界》出版了，一定要出版。在我爸临离开人世间前半个月的2021年5月30日的13时56分，我收到了我爸的微信，是他发给我的一首打油诗，诗名题做：示儿。接下来，我爸一连给我发了三首诗，时间是2021年5月30日的14时27分，诗名分别题为：别薇林、别萍儿、别昭儿。当我收到这四首诗，只是匆匆一掠，想着我爸真是个脆弱的人，躺在病床上，没事，写什么诗。所以我连微信都没有回，只是在2021年5月30日14点28分，把我和《我与世界》一、二卷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责编的微信对话发给了我爸。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爸给我诗里的最后一句话的具体意思，“卷卷勿忘告乃翁”中卷卷的意思。我还以为是他的《我与世界》出版了，让我的女儿卷卷告诉他呢。所以，就回了个，爸，你放心，书出来了，一定让卷卷告诉你。我爸呢，并未指出我的歧义。他这样回复：彤儿，爸听你的——这是我爸最后给我的终极微信。
匡燮的书法遗作：面对落日、迎接朝阳
后来，我再读这四首诗，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小的差别，他给我妈，我姐，我妹的诗名，都是一个“别”字，却对我是一个“示”。示，就是个表示、指示的意思了。我就想，这该不是一种巧合，或者别的意思？对于我爸来说，我们父子俩，哪儿来的阴阳两隔，生死离别呢？他指示我，为他出版《我与世界》，让我出一本，告诉他一本。直到出齐。而这一首《示儿》诗，也是我爸给我的有关他文学碎影的最后一页残片了。我爸和我的诀别，说到底，原来是交待给我件事情，去办。就像四十四年前，我和我爸在华阴县分别后，终于我等到了他临别时，给我的诺言，把我接到西安，和他在一起。那时候，我上小学一年级，每天早上我上学他上班的时候，我爸叮咛我一件事情，彤彤，中午放学赶紧到食堂排队，去晚了我就没有时间午睡了。我说。嗯。我爸走了，要远行了，临别就是交代我一件事情而已。不像给我姐：“父女情深岂有时”；给我妹：“只因成长父爱长”；给我妈：“临别最是牵挂你”这些浓得化不开的一生一世的父女情、伉俪情。我爸给他的三个孩子，还有我妈的诀别诗，唯有我，没有提到一个情字。但我和我爸，又岂止是一个父子情深的“情”字可以概括的了？我爸把相伴相随一生的文学，他生命的另一半托付给我，他要我去继承、去守护他生命的另一半，留给我的是他文学的遗产。当然，在我们父子之间，我知道，他并未有我也从事文学写作的期盼，像他一样从事散文写作。生活中，我爸和天下所有父母都一样，只是希望我过得好，他早早的就给我写了一幅书法：稻粱谋。我爸也更没有期盼，他的文学生命，能靠我来推广、发扬，然后永垂不朽。我爸经常给我说，他这些“藏诸名山”（没有发表）的文字，其实说到底，都要速朽的。这不是我爸的谦逊，我一直很佩服他的清醒。因为有他这样的清醒，我其实多少也清醒着，我爸就是让我给他出书，没有别的意思。但深思一过，这件事，我还是有些想法，包括我上述的那些有关他的文学碎影的叙述。我是想到了我爸侍弄了一生的文学，除了这些作品、这些作品所传递出的思想之外，应该还有些东西，恐怕是我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我莫名其妙的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中写下了文学遗产这么个词儿。我做儿子的，继承遗产，天经地义。但我继承我爸文学遗产里的什么？是个大问题？从此我也专注于写散文？算作继承？胡说八道了。我继承我爸对文学的热爱？热爱这种事情怎么继承呢？况且热爱的方式有很多，我选择哪一种方式去热爱呢？还是回到我谈的最多的我爸的那部《菩提树下》吧，从这里兴许能有个简单的答案。我发现，从我爸的《菩提树下》写作之后，他作品的写作量在快速增长，而发表量与之前却在呈下降的趋势。《菩提树下》是写他与权力的纠葛，最终剥离权力对自己官场人格的异化，基本上，他算是成功了。反思的、追问的都很到位。那么，我爸发表作品数量的下降，是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是我爸说的，他认识的人退休了，故去了。难道他不能去重新营构一种，可以使自己作品的发表量与写作量成正比的微生态环境吗？他有这个能力呀！但他没有去做，他只是一味的去创作，这是热爱、是纯净的文学写作。但除了热爱和纯净之外，我从时间的节点上发现，《菩提树下》不仅仅是剥离官场人格，重塑自我的开始，也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一切权力远离的选择。包括文学江湖中的权力。远离文学江湖中的权力选择，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我爸对文学写作的热爱和纯净了，在他心里，还有着一份更大的执念，那就是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他用热爱与纯净的文学写作，表达着对与他相伴一生的文学的敬畏。所以，我爸“示”我这个儿，给他把书出了，同时，也在用他的具体行为，以一种互文的形式，告诉我，他留给我的文学遗产，就是要我对文学存一份敬畏。我已经不能再去问我爸我这样的想法正确与否，但我却是认定了，他留给我的文学遗产的核心，当是永远的心存着一份对文学的敬畏。
匡燮是陕西知名作家，他先后出版了《野花凄迷》《无标题散文》《悟道轩杂品》《记忆蛛网》《唐诗里的长安风情》《我与世界》等集子。他的散文数量多，质量高，气象宏大，创新性强。他的创作，尤其是新时期散文创作产生了全国影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著名学者王兆胜、佘树森、王仲生、沈奇人等撰文探讨匡燮散文创作。
匡燮散文内容广泛，题材多样，可谓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有的作品在叙述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过程中映现出历史的面影，作品涉及抗战、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以及六七十年代；有的作品记载故土风物，风土人情；有的作品表现作者的人生体验、难忘记忆乃至对宇宙、世界、人生的感悟；还有一些作品，写家人，叙家事，述家史。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作品《金蔷薇》中提到：“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就是作家。”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的积淀和审美化表达。匡燮散文大多取材于幼年记忆，多数作品可以看到幼年生活对作家的重要影响。比如，他的一些漂亮篇章深情描写家乡的乡村景观及民俗风情。《两棵槐树》生动展示了古槐下人们的宁静生活，给我们绘制出一幅幅诗意盎然的生活画面：
是的，我之所以不能忘情村中的那两棵古槐，一是因为它矗好立在村子中央，是外村人来往的必经之处，这给古槐带来过许许多多的好景致。过路走亲的，卖菜的，货郎担子串乡的，在古槐我下歇脚和叫卖。闲月天，还有补锅钉缸的，拉着风箱、生着炉子打造农具的，叮当作响，炉火熊熊，引得一村的人围住观看。娃子们人堆里疯一般钻进钻出，有谁的破衣服上忽地溅上火星，燃着了，大伙儿猛地打住脚，一愣，便又轰一声，跑开了。尤其，秋收罢了，古槐下来了说书人，大闺女小媳妇黑压压坐了一片……夏天的晚上，月光好的时候，场面上白花花一片，好像落着一层霜，纺线、绩麻、搓牲口套绳，在月亮地里大家各自做着活计，纺车声嗡嗡响着，是把田野上的清风，都化作了一根根颤动着的琴弦……《两棵槐树》
《说书》叙述了乡间说书的情景：
只要农闲了，随时都能叫来说书的在村里说唱。说书这种说唱艺术，闻名全国的，在北方有京韵大鼓、河西大鼓、河南坠子，南方有评弹。我们这一带的叫尖板书，似乎在全国并不出名。为什么叫尖板书?可能与说书人手持一副月牙钢板有关，夹在手指间，往上一举，仓啷啷地响。其实，也和其他说书的形式差不多，两个人，一个说书，一个伴奏。匡先生没有失去生活给予他馈赠，只是这份馈赠是苦难的记忆。
《婚俗》介绍家乡的婚俗。
我们乡间，娶媳妇、嫁闺女，古来沿袭着一套完整的规矩和礼仪。我小时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还都一成不变地保持着。像女儿出嫁坐花轿，穿戴凤冠霞帔，便属此例。中国古代，男人们最得意的，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功名利禄和男女好合。想那女子便也是希望寻得一户好人家，嫁得个好丈夫，有朝一日能凤冠霞帔地做个夫人。
幼年不幸生活，给作者留下心灵创伤，这也成为散文的重要写作内容。一些篇什叙述家事，描写亲人，其中不乏苦涩记忆。司马迁《报任安书》：“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蚌病成珠，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苦闷的象征。就内容而言，匡燮散文并非宏大叙事，它没有描写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描写重要历史人物，而是以小人物为关照对象，以日常生活的视角描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写来十分感人。其散文《父亲》写作者幼年失怙伤痛生活，《母亲》写寡母扶雏的悲凉生活，《初恋记事》叙述曲折的情感故事，这些散文有生活、有积累、有情感，情文并茂，文字极具动人的力量。
匡燮具有学者兼诗人气质。他的散文追求语言美，其作品富有诗情画意。
《两棵槐树》中有这样的段落：村子里，依旧是那么多的枣树，枣林里房舍掩映，青烟升起，不时有稀疏的鸡犬之声。只见那两棵古槐高耸在枣林之上，好似一团浮动的绿云。
《牛衣古柳卖黄瓜》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们村除了那两棵古槐外，就属枣树多了。枣花是阴历五月间，和石榴花一齐开的。石榴花鲜红鲜红，花开得大，每朵花都像酒盅里燃着的一团火。枣花是黄的，只和米粒一般大小，却密密麻麻的烂漫着，连枣叶也染了一树金黄，成群成阵的蜜蜂在树丛里响成一片，颤动的蜂翼触碰得那粉一样的枣花纷纷落了下来，若这时站在树下，会落得一头一身不说，还能听得见枣花落下的簌簌声，稠密得像一阵细雨。
这样精美典雅的语言使得作品具有诗的意境，为作品增色不少。
匡燮散文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对当代散文文体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散文历史悠远。二十世纪散文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五四时期散文园地呈现出千姿百态、争妍斗奇的繁荣景象，朱自清曾这样描绘过当时散文发展的状况：“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三四十年代，散文保持了这样的创作态势。五六十年代，受宏大叙事思潮影响，散文也叙述重要事件、展示宏大主题、讲述民族预言，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出现了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三大家，但在讲究“形散神不散”的原则下，散文创作也形成一种单一的模式。
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园地再次迎来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繁荣局面，散文创作非常活跃。陕西作为文学重镇，作家们参与到这股创作热潮中，散文界群星灿烂，著名的散文作家有贾平凹、刘成章、李天芳、李佩芝、和谷，还有匡燮。他们有着一种大散文意识，努力承接五四传统，打破为束缚散文发展的僵化模式，为中国散文繁荣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陕西散文作家中，匡燮有着很强的创新意识，他的散文写作一直在探索，在变化，他自己曾说：“我写散文一旦觉得像谁，就下决心舍弃谁。要走出去。走出去后，就只想着攀登，只想着追求新颖的艺术感觉。”匡燮散文创作的文体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以《野花凄迷》为代表，这一集子写山、写树、写湖、写名胜古迹，抒情唯美，笔致细腻，具有工笔画写实型风格。《关于磻溪的情愫》怀着敬仰的心情记录了探访历史人物姜子牙遗迹的情景，《月落姑苏》用婉约的文字叙述对古代诗人踪迹的探寻。《野花凄迷》是匡燮散文早期代表醒作品。第二，以《无标题散文》为代表，这是一种“意识流”独语体散文，表现内心感受、情绪、感悟，具有写意画和“意识流”的风格特点。可以说，《无标题散文》是开放在当代散文园地的一朵奇葩，是匡燮散文中期的代表性作品。第三，以《我与世界》为代表，匡燮散文进入非虚构写作探索阶段。《我与世界》是匡燮后期散文的标志性作品，也是匡燮散文的艺术总结。
无疑，匡燮散文最有价值的散文当属其“新艺术散文”，他是新艺术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这类散文是匡燮散文大放异彩的一笔。“新艺术散文”是贴近心灵的作品，它努力建构一个与我们的物质性和功利性不同的存在家园，它观照内心、观照内心生活，常常是下意识的、超语言的、朦胧的。也可以说，“新艺术散文”是一种意识流散文，它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告白和诉求。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有刘烨园、赵玫、周佩红、张立勤、黑孩及“后发制人”的匡燮。匡燮的“新艺术散文”集中在《无标题散文》中，其作品充满象征性的意象，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具有现代主义特征，让人感觉像《野草》，它是对《野草》的继承和发展。《无标题散文·A》中写道：他知道天地间没有地平线/有的只是绳一样的路/一头是他，一头是诱惑。作品中地平线、领奖台、远方的诱惑构成一个个神秘、朦胧的意象。使人联想起鲁迅散文诗《过客》中远方召唤，联想起贾平凹散文《地平线》中的诗和远方。匡燮散文中意象是含蓄而多义的，但通过作者的暗示读者可以心领神会。安静的夜晚，作者思绪万千，思维活跃，他仰观天宇，俯察大地，有所感悟。《无标题散文·E》写出静夜的思索：
静下来，心路开始远行。
一道溪就从谷里流出来，渴望着河的奔腾，江的深沉。巍峨的山钳住这条柔弱如女的水，弱女子并不屈服。本可以浅浅地铺出一张纸，她却窄窄地束出一道沟，本可以平平坦坦地流出一路沙，她却跌跌撞撞聚出一个潭，每一个潭上扯出一道瀑，不停地向着山的外面走。
溪是热情的，山是冷静的。
溪在追求，山在等待。
溪的理想是江河，山的理想还是山。
溪从山里走出来了，溪就成了一条河，一条江，呼啸着向海走去。
从这段诗意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思绪的流动，情感的起伏，生命的跃动。而这样的文字又打着道家文化的底色，体现着朴素的辩证意识，极具超越性。这是一个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纯粹的精神世界，自由的世界。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思想感情丰富的作家坐在书斋面对世界宇宙苦苦思索，探索人的存在价值，思考人类的命运与未来。
新时期散文在突破五六十年代模式之后，呈现多元探索的文学景观。一些散文在关注人性的同时，关注物性，比如贾平凹的《丑石》，由一块丑石悟出：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美与丑是辩证统一的；一些散文在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把生态保护意识融入其中，比如李存葆的《绿色天书》《净土上的狼毒花》，传达出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还有的散文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关照人的内心世界，标志新时期散文视点由外宇宙向内宇宙的转移。而这方面匡燮和张承志、史铁生等人在这一方面做出大胆尝试与努力。所以，将匡燮散文放置在当代乃至二十世纪散文史的坐标中考量，其意义不言而喻。从文体创新追求而言，匡燮散文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如果把匡燮散文比作一座艺术大厦，那么这座大厦的基座便是“真”。匡燮的美学观是真。他认为凡真诚的艺术，都是有生命的。“下雪了。是春雪。雪花是晶莹的、洁白的。但是。雪是有冬春之分的。我认为．冬雪是虚伪的．因为它使世界上污秽丑恶的东西。一律地都披上了圣洁的白色外衣。而春雪呢。落地即融．不美化污秽和丑陋。所以。春雪是诚实的。”（《悟道轩杂品》）这段话可以看做他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他的散文描写真实生活，写真人真事，符合生活真实，历史真实。此外，他的散文感情真挚。早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发表《论睁了眼看》，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反对瞒和骗。鲁迅还告诫一般作者“少做作，勿卖弄”。匡燮散文追求纯真自然的美，他散文自然而然，一派天真，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
匡燮从心灵世界的独语，最终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和世俗生活，但《我与世界》决不是《野花凄迷》简单的重现和再现，而是在一个更深层面上的复归，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是一种升华。匡燮散文创作在当代散文史上留下了珍贵的篇章。目前学界对匡燮散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种探究和关注还不到位，与他取得的成就不相当。匡燮散文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陕西文学研究界应当加大对匡燮散文的研究。匡燮作为我们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杰出校友，我们陕师大文学院现当代专业也应该加强对匡燮散文的研究，尤其是在本科生、硕生乃至于博士论文写作中也可以提倡把匡燮散文作为论文选题。
作者简介：钟海波(1965—)，男，陕西人，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现代小说。全国茅盾研究会理事、陕西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代表作有《论陈彦小说的戏剧化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9期）、《戏剧领域生活的文学表现》（《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论张爱玲小说的美学倾向》（《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2辑），《文学史视野下〈第二次握手〉价值探索》（《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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