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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谷长篇报告文学《国风》增订版问世
出版人／屈炳耀 策划统筹／李宗保
责任编辑／路索 封面设计／安梁
该书详尽叙述了民间文化杰出人物王勇超三十多年来创建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传奇故事，深刻揭示了民间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新时代命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与全球语境下现世文化的意义，以及人们精神与心灵归宿的一种指向。作为中国故事的片段，足以勾勒出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中一个鲜活的缩影。
作者提前退休回归老家田园，同时潜入关中博物院其间搜集素材，历时四载，九易其稿成书，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年之后，又增删原作文字，续写篇章，以窥见其全貌，交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陈忠实、冯骥才、李星、李国平等作家评论家，曾对这部书给予高度评价，被誉为一部立意独特、文笔优美、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蕴含了普通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作品主旨在立传写心，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命运，个人命运和文化命运的骨肉相连、相生相依。
【作者简介】和谷，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黄堡书院院长。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散文奖、2019中国好书奖。著作《和谷文集》14卷等60多部。舞剧《白鹿原》《长恨歌》《孟姜女》编剧。作品收入教材和高考试卷，译为英、法、俄文。
从怀揣十元钱进城打工到倾全部创业之积保护文物；从收藏一幅字画开始到打造一座方圆五百亩的私人博物院；从一个普通农民到全国人大代表，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关中汉子三十年来痴心于“民间故宫”的建设？如何使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民居成为我国北方传统民居的“活标本”？如何让8600多根造型精美的拴马桩，成为我国石雕艺术的活化石，成为“民间的华表”和“地上兵马俑”?
作者通过数年来的跟踪采访，通过探访一座座民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画作，采访一个个亲身经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发展的工作人员，详细地为我们解读了关中汉子王勇超的人文情怀和使命担当。不仅如此，您还能从书中，从厚重的历史文化中，感受、了解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艰难历程，感知大关中民俗文化保护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自己的根在哪里？
【后 记】
三十多年前，我刚从客居八年的海南岛回到故都西安，在书院门闲逛时，作为游客无意间踏入过灏文堂。它与别的店铺不一般，感觉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所在。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试开业那天，我有缘见到了王勇超。一见如故。继而为博物院的建树而震撼，便萌生了写一本关于他和民间文化读物的念头。
民间有大美，民间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生生不息的民间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根，于是有了根深枝繁叶茂的全球语境下的现世文化。新时期以来，王勇超从揣着十块钱进城打工，到后来他的腰缠数十亿，自收藏一幅字画始，到拥有一座五百亩大的私人博物院，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本身就是一部人间传奇，一个花花世界的当下的传说。
他从不自觉地收拢乡间古物，到自觉地抢救保护民族民间遗存，历尽磨难，以至建造了一处实际上属于社会公众的旅游文化景观，把爱好变成了彰显人类文明进步的财富，升华为铁肩担道义的大事业，名震天下，不啻是新世纪时代精神与心灵归宿的一种健康的指向。作为个案，足以勾勒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中一个鲜活的缩影。
这些年，我提前退休，归于老家田园，同时也几乎成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一名编外员工，往来频繁，潜入其间，访谈了几百个与此相关的大大小小的人物，翻阅了几千件文史及档案资料，浏览了几万件藏品，历时四载，九易其稿，终于为这部书划上了一个句号。这是我从事写作四十年间不曾有过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三十啷当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当时颇有官声并不无争议的西安市长张铁民，之后拍摄成电视连续剧《铁市长》在央视一套播出，影响广泛。逼近六旬时，又来写一个在新时期脱贫致富并创建了民俗博物院的长安区郭杜镇的普通农民，体制外的一个民间文化英雄，实在是天赐良机。是否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不思量，自难忘。我手写我心，是社会担当，亦是自我快慰。
主人公说他是个粗人，在鉴赏藏品方面他却细致入微。我写这本书也是严谨有加，以经得起当事人和读者及历史的评判。先后请了许多不同学科的专家过目，提出修改意见，一改再改，力求写好。不觉得几年工夫，我白了头。
民俗，亦是国风，从《诗经》至今，世事与文章，相提并论，从来就不曾改变过。
书中引用了多位才俊的文字，恕未能一一明示，在此致意。对杨向东先生等专家学者在书稿修订过程中的相助，对接受采访的诸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这本书的诸位友人，道一声谢谢。
但愿读者喜欢，足矣。
倏忽10年，一晃而过。
时光从来不会停下匆匆的脚步，如同江河之水，逝者如斯夫。增订本的出版重印，可喜可贺。一本书的生命力，在茁壮成长。
增订本《国风》，对原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内容做了必要的个别文字的增删，补充了近10年间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发展历程的内容，以窥见其相对完善的风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这棵大树，栉风沐雨，在阳光下愈显蓬勃壮观。王勇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引领着民间艺术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进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伟业充满坎坷而富于光荣与梦想的征路上。
祝福秦岭脚下的这块流淌着《诗经》风韵的宝地。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大自然永恒，历史不会消亡，时代仍在继续，生活仍在歌唱。每一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都是新的。
民俗即国风，艺术之树常青。国运与民望的共同体，山高水长。
是为后记。
和 谷
《国风》节选
第二章 故土长安
西安古称长安。周秦汉唐的帝王之都成了过眼烟云。宋元明清之后的长安，在有一天，叫成了西安。而西安城周围的地方，早在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长安县。除王莽新朝等短命的政权把这里叫过常安、大安，历朝历代都置长安县。
长安，乃中华腹心。在现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据说在称谓上把县改为市或区，是发展的一个标志，于是，长安县便成了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辖下的长安区。
所谓的老朽文化人不以为然，人常说走州过县，过五关斩六将，也说区区小事，鸡毛蒜皮，举世闻名的长安,咋就变成了长安区了呢？又有人说了,那是你不懂啥叫国际接轨，撵不上时代的步子，老脑筋，农民！
王勇超从记事起，便知他的家住在长安县郭杜公社，后来叫长安区郭杜镇。杜主，亦称杜伯，西周时杜的君主，周宣王时为大夫，曾在今天的韦曲郭杜一带。郭杜下辖的一个村子，叫赤兰桥，王勇超就是这个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庄稼人的后代。
祖辈人留下来的传说，是说赤兰桥早先叫吃断桥。很早很早以前，从终南山上淌下来的一条河水从这里流过，河水越来越大，阻碍了河两岸庄稼人的日常生活，族人便集资修了一座桥，方便了种地赶集走亲戚。后来发了一场大洪水，冲走了桥，人们便传说从终南山下来一条巨龙，被桥挡住，龙把桥给吃断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河水迁移了，这块曾经被龙吃断的有过桥的地方，就成了一片肥沃的田园，繁衍着一代又一代从土地里刨食的子民。
村子的名字叫吃断桥，吃断或吃烂都不好听，是个不吉庆的地名，于是取其偕音，成了赤兰桥。也许有更好的解释，果真有过一座名赤兰的桥，是木桥还是石桥，这都不那么重要了。
王姓是百家姓中的大姓，王者天下，好生了得。王勇超从小知道，百家姓念的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魏江沈韩杨，王姓排序老八。长安的王姓，不知有无族谱，王勇超记得,他的王姓先人，早先住在神禾塬底下的王曲坡一带，王曲，该是王家的领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迁移到了现在的郭杜。
郭杜这个地方，既然与西周的杜主有关，以姓氏命名，可见这一带原本应属于郭家杜家的天下，王家也许只是个外来户。
翻遍志书典籍，长安县的王家脉气如何，出过些什么名人？事实上，历史上罕有名声很大的王姓人。王莽是个名人，据说是改革有方，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篡权的大奸臣，不是好人。尽管长安有王莽这个地名，是作念这个历史人物，但很少有姓王的说他是王莽的后代。历史学家可以评说王莽的功过是非，可老百姓从戏文里听到的王莽的奸臣形象，一代一代作为常识难以改变。
王勇超也没想把长安籍的达官贵人与自己的祖先牵强附会到一起，拉大旗作虎皮，只是记得老爷一辈，从曾祖父到祖父，都是种庄稼的下苦人。祖父长什么样子，他没见过，可能只是一般贫下中农。
但他总记得父亲和村里老辈人讲的，他的祖父排行位二，人称二先生，是个能人，双手都能拨拉算盘珠子。也许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算帐先生，会计出纳的角色，但往往算的不是自家的财富，而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好歹吃的是一碗轻省饭，不用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撅个尻子把日头从东背到西，黑水汗流的，一年到头甚至连肚子都填不饱。
祖父兄弟二人，据说大爷在引镇做生意，骡马成群，后来败落了。大爷是在民国十八年去世的，死于一种叫胡列拉的瘟疫。祖父通常是在一个中药铺子里当管帐先生，也略知一些中药偏方，有时给村里人捎带看病。可惜祖父不是有福之人，1950年七十岁去世，临终等到大孙子峰超出世。
到了父亲手里，八岁上，奶奶就过世了。大爷去世后，二先生续了嫂子一起生活。父亲常跟祖父去中药店，也跟着学医，略知一二，知道治尿血的偏方，到南山里采了刺棘一类草药，据说还治好过人的前列腺炎一类毛病。父亲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可人不闷，甚至聪明过人，精明强干。他的记性好，能写诗，也就是会编押韵的顺口溜，听起来朗朗上口。也信基督教，是教会放饭时入的教，多半是为了裹腹。先是在大华纱厂当保修工，土改时回家种地。国棉十厂招工，让父亲去，他不去，说是有两个娃了，顾不上。大跃进时，到西铜铁路当普工，是民工。后来官至陕西省副省长的王双锡，当时是民工筑路队的突击队长。
父亲有经济头脑，在种庄稼之余经常偷偷做调料、辣椒、旱烟买卖，养家糊口。可他的本事，没全用在正相上，唯有一个不良嗜好，那就是赌博耍钱。不要光看贼娃子吃肉，没见过贼娃子挨打。同样道理，别只见耍钱的赢，吃香的喝辣的，没见耍钱的输了房子和地，输了婆娘娃，甚至连裤子都输光了。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才是钱。父亲输过多少回不重要，倒是大赢过一回，勇超住了多年的家里的几间大房，就是父亲当年时来运转的战利品。父亲后来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不然婆娘娃连个遮风挡雨的窝棚都没有了。
父亲做的是一点流动性的小买卖。三伏数九，明雪暗雨，趁空到集市上收一些辣角子，回来煨干轧面，掺上盐，一回背上四五斤，到周边集市上去卖，赚几块钱，补贴家用。勇超兄弟三个，自小都跟着父亲当下手，到集市上买卖过辣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做小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经常会受到批斗游街。父亲不知让人家逮住多少回，找人写过多少次检讨，但父亲只承认错误写检讨，从来没交罚款，赚的几个小钱早就填了儿女们的辘辘饥肠了。
父亲兄弟二人，有一个姐姐，勇超叫她大姑，姑父在城里西大街卖面粉，日子还可以。大姑是在六十年代初患脑溢血去世的，报丧的来了，说大姑死了，母亲说，大姑有病时咱没钱去看望，现在咋有脸去？父亲说，不管咋，亲姐，还是要去的。大伯十八岁当了国民党壮丁，父亲在家照顾爷爷。大伯当兵第二年，患疟疾客死异乡，家人连尸骨也没见到。是大姑为父母亲作的媒，母亲十六岁就进了王家的门。母亲没过门时就管家，到了王家自然也是当家的。
生于1957年的王勇超，按理应该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儿童，共产主义接班人。可他运气不好，他的家似乎是被阳光遗忘了的角落。吃食堂时，外婆经常走五里地，把舅家吃剩的饭提到赤兰桥女儿家，说是娃多，吃不上。外婆命苦，改嫁过三次，生了勇超母亲，日子才好过起来。外爷去世时仅六十岁，后来外婆活了八十一岁。
舅家村子条件也好一些，一个劳动日六七毛钱。勇超兄弟三个，在郭杜上学，离舅家近。外婆说，没钱了就到舅家去要，没吃的了就让妗子给烙馍。外婆背着妗子偷偷给了勇超家二斗粮，放在姨家，让用地老鼠车去推，结果只有一斗了。
舅是与世无争的一个人，而后在书院门给外甥勇超看门，呆了十几年，离开时快八十岁了。说是外甥养活自己，还发给工资，够意思了。
六十年代，家里借钱买吃的口粮，总共欠了一千元的债。父亲吃了力，说钱值了钱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心里垮了，从此也说不再管家了。
大作家柳青写《创业史》的皇甫村在神禾原南崖下，那个因买稻种的故事留在教科书上而令人难忘的梁生宝，让救他母子之命的梁三老汉受气，领着大伙儿艰难地走合作化道路，与改霞姑娘的爱情扑朔迷离，在终南山下蛤蟆滩里演绎过一场活剧。而相距不远的神禾原西南的郭杜，有一个叫王勇超的穷娃，此刻正饿得嗷嗷叫唤。
妈，这是啥？咋这么好吃的？
这是白面，好我的可怜的娃哩。
五岁上，王勇超才头一回吃上白麦面，比起粗粮黑面瓜菜树皮草根观音土好吃得多。正值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饿不死也就算是命大了，哪里还有白面吃？那时候，连毛主席也吃不上红烧肉了，伙食标准都下降了，何况你个乡下碎娃。物质的匮乏，精神的饥荒，让王勇超自小就意识到活人的艰难，同时也增长了活人的勇气。
日后，他把五岁上头一回吃白面的童年往事，说给他的乡党、灞桥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听。陈大作家同样是苦出身，却为王勇超讲的这个生活细节大为动情，写了一篇文章《自信是金》，见诸报端，让许多读者跟着为之动情。
多年以后成了“富翁”的王勇超，给人说起他小时候受的凄惶，到了七八岁还没有裤子穿的狼狈不堪，还免不了有许多伤感。
先是不懂事，不知羞，在炕上耍，在院里玩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个儿也高了，见一起玩耍的娃们穿着裤子，自己是光尻子，一种与生俱来的羞耻感，把刚刚萌生的作为一个人的自尊心给深深地伤害了。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村上的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只值八分钱，一家人一年干到头，年终一结算，除去口粮钱，还欠村上几百元，即所谓超资户。娃多，张口要吃饭，粮食不够吃，名为瓜菜代，能拉住你的小命就不错了。
王勇超只觉得整天肚子饿，还没有裤子穿。他们兄弟姐妹没扯过几块钱一件的新衣服，都是捡别人家的孩子穿剩下的，勇超就连穿剩下的也轮不上。公家给每家每人发有几尺几寸布票，也让可怜的母亲拿去换了吃的，给孩子们充饥。眼看着旁人孩子背着书包去小学校念书，他自己却不能，没裤子穿，出不了门儿，见不得人。大脑袋瓜子的他，开始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一回，他吃饭时不小心，把手里的饭碗掉在地上，咣当一声就打碎了。
父亲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一耳光，把他给打懵了。
家穷，碗是用来盛饭的，是花钱买来的。打碎了碗，少了一件生活必需的物品。饭碗是值得敬重之物，打碎了碗是不吉利的事。富裕人家的孩子打碎了碗，碎变成岁，说是岁岁平安。人和碗，人和每一件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应该是有感情的，是有记忆的。那时候，有补锅补盆的，也有补碗的，是一门手艺。也许，勇超打碎的碗是家里传了几辈人的物件，可惜，惋惜，失去了就永远没了。嗜赌的父亲，视钱财如粪土，何必要怜惜一只旧碗呢？
后来，做了民间收藏家的王勇超，才回忆起因打碎碗而挨了一耳光的意味。碗是饭碗，是人赖以活着的标志。对物什的珍爱与留恋，是一种心性，一种教养，日后才明白的道理，是从幼小心灵深处珍藏下来的。也许当初并不经意，如今却是那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只打碎的旧碗，恐怕是王勇超一生之中最初的对于珍爱之物的留恋，也许是他嗜好收藏意识的最早萌动。父亲不识字，却崇尚文人，崇尚文化，也许是从能双手拨弄算盘珠子的祖父那里听来的，知道那么多活人的大道理。父亲为什么不识几个字，还不是因为穷吗？
酒肉朋友，米面夫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家穷，王勇超从小到大，记忆里最受不了的也是最心痛的是父母之间打锤闹仗。他经常还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就高喉咙大嗓子地吵成一团，有时候就扭打起来。日子过得不如人，又不甘心，你埋怨我，我怪罪你，心急火燎，就来了脾气，孩子跟上担惊受怕，心灵上留下了痛楚的烙印。
母亲娘家的家境底子尚好，外爷家也务庄稼，但日子过得殷实。民国时候还办过自乐班，方圆村镇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就搭起戏台子，凑拱起摊子。吹拉弹唱，生旦净丑，无非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番，自娱自乐，热闹红火。
母亲从小耳濡目染，也能唱上几句《张连卖布》：“你把咱大涝池卖钱做啥，我嫌它不养鱼光养蛤蟆。白杨树我问你卖钱做了啥，我嫌它长得高不求结啥。芦公鸡我问你卖钱做了啥，我嫌它不叫鸣是个哑巴。牛笼嘴我问你卖钱做了啥，又没牛又没马给你带呀。五花马我问你卖钱做啥，我嫌它性情瞎爱踢娃娃。你把咱大狸猫卖钱做啥，我嫌它吃老鼠不吃尾巴。你把咱狮子狗卖钱做啥，我嫌它不咬贼光咬娃娃。 你把咱做饭锅卖钱做啥，我嫌它打搅团爱起疙瘩。你把咱大风箱卖钱做啥，我嫌它煽起火来嘀哩啪啦。你把咱小板凳卖钱做啥，我嫌它坐着低不如蹲下。你把咱大水缸卖钱做啥，我嫌你舀水去勾子蹶下。”
清官难断家务事，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小两口没有隔夜仇。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才见外。这些吊在乡里人嘴上的俗语，从古到今就没有断过。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日后王勇超回忆起来，原先那个没有裤子穿的家是暖和的，那个因打碎碗抽他耳光的严厉的父亲恩重如山，那个呵护他饥饱冷热的，是天底下最慈祥的母亲！
妈，我也要上学念书。等你长大了，妈送我娃上学念书。
勇超娃是个听母亲话的孩子，在他九岁上，才终于等到了上学念书的那一天。他知道，因为家里穷，才穿不上裤子，饥一顿饱一顿，才不能像家境好的孩子一样挺起胸膛背着书包上学念书。
那时乡下娃最奢侈的享受，是能吃上一根冰棍，甜甜的，凉凉的，在大热天还不化，是个神奇东西。人说是鸡尻子掏蛋哩，那日子穷得真是鸡尻子掏蛋，卖冰棍的来了，五分钱一根，村口围了一堆娃。穷人家等着拿鸡蛋换冰棍，鸡嘎嘎叫，蛋下不来，娃吃不上冰棍哇哇直哭，他妈狠不得从鸡尻子里把蛋掏出来。有笑话说，乡下人有的头一回给娃买了根冰棍，说是怕凉，让太阳晒热了吃，结果啥也不见了。
九岁上才有了一条遮羞的裤子穿，这在他娃看来，几乎是实现了一个天大的奢望。难怪过了几年，他还突然问他妈，妈，我原先的那条裤子咋啦，咋找不见啦？屁大个娃，就知道念旧了，知道惜爱物件了。
向他妈问寻那条烂裤子的下落，裤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知道生活物品所茹含的珍贵情感了。
秦岭终南山再向东的蓝田猿人，从四肢着地到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的历史性断代标志。直立人，渐渐有了作为人类的意识，腰里缠裹了树枝草皮遮羞，才可以相互交往，成群结队冲出山林。蓝田猿人生活区的灞河由小到大，流到了半坡村，仰韶人开始建造屋舍，开挖壕沟，烧制尖底瓶，在河水里捕鱼，再把鱼画在陶罐上。
所谓文化，由此发端。
当王勇超这个迟到的小学生，木讷而聪颖地坐在乡村小学校里开始学习文化，跟着老师大声朗读“大小多少”时，他肯定是认真的，勤奋的，如饥似渴的。在文化的启蒙中，他开始张望外面的世界，从大自然的秘密到历史故事，从社会知识到家庭到个人的关系，逐渐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要做个好人。
即使后来他身家过亿，也从不涉赌，这也是他从嗜赌的父亲那里汲取了惨痛的教训。父亲因为嗜赌，也许一辈子活得不如人，但却教诲他的儿子万万不要继承他的恶习，要好好念书。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吃苦中苦，焉成人上人？披一张人皮不容易。要刚巴硬正活人，走的端，行的正，一身正气。
勇超勇超，就是要有勇气，敢于超过先人。他的学习成绩优秀，也当上了班干部，开始体会到了出人头地的自尊。
他对民间文化原初的记忆，来自拨拉算盘珠子的爷爷，和村里能说古经的识文断字者，崇尚耕读传家的乡村文化人的映像，在一个少年心中得以启蒙。文化革命中的破四旧、立四新，毁坏了不少传统文化的遗存，他也曾经迷惘过，质疑过，终是被时代潮流所裹挟，顺流而下。
王勇超的大哥王峰超在郭杜上初二时，家里没吃的，休了一年学，借了十元钱打竹箔子，送到劳改窑遮砖坯子。打了一年竹箔子，挣了一百块钱，给了母亲七十元，补贴家用。三年困难时期，一家人饿得睡倒了，大哥借伯父王治友七毛钱，买面粉给家里人吃了一顿。又借人十二元钱，买了油和面粉，来回走几十里路到城里边家村、八仙庵卖油糕，一元一个。有人饿急了，抢油糕吃，你去追赶，他就往油糕上吐唾沫。家里没烧的，大哥到南稍门政治学院拉锯沫，拉不动了，躺在地上起不来，给父亲捎话，父亲赶去把一车分成两车，才拉回去。
大姑的儿子在铜川军工厂子工作，母亲想让大儿子峰超凭关系去当工人，没有当成，而后到兰州当了兵，复员去了甘肃长庆油田教书。当兵开始没给父母说，走时才说，母亲借了一碗面，送大儿子出征。后来，又送老三当了兵。那阵老二勇超想当兵，验上了，名额却让人家给顶走了。
勇超的大姐王淑侠，只上过两年学。母亲说，女子长大是泼出去的水，只要嫁个好人家就行了，上不上学不要紧，儿子不能没文化，再穷也要让儿子们读书。
大姐淑侠十二岁就开始纺线织布，没黑没明，一月能挣二十元，交给母亲。母亲想老大，拿这钱去部队上看望峰超了。大姐不让母亲去，怕路上担心，母亲硬是出门了。家里穷得连炕席子也买不起新的，旧席子有一个大窟窿。大姐纺线织布挣的钱，二元的一条新裤子，也舍不得给自己买，却在一次去城里看电影《卖花姑娘》时，给父母亲买了四个包子两个梨回来，说，爸，妈，我给你们买了好吃的回来了。父母高兴地说，好，我娃孝顺。家里穷得连个兜兜也没有，大姐把包子和梨放在邻家姐妹的布袋里。当大姐取的时候，邻居家的女子却怎么也不愿把东西拿出来，硬说是丢了，结果什么也没有了。大姐为此还被母亲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勇超高中毕业时，说不让再上学了，要回家种地，勇超哭了，父母哭了，一家人都哭了。
他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加入了终南山下一代新农民的行列。
从1968年开始，上至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下至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奔赴广大农村。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崩溃了的教育制度逐渐恢复，1972年首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口号是实行上、管、改。而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仍然沿袭到农村去的道路，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脱胎换骨，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才能被推荐当兵当工人，或者上大学，或是当了兵当了工人再被推荐上大学。
农家子弟王勇超，自然只能随时代潮流，回到了他祖祖辈辈生活的长安县郭杜公社赤兰桥村种庄稼。他上大学的梦破灭了。可他并不泄气，眼看着一批批下乡或回乡的青年学生被推荐上了大学，就蠢蠢欲动，心里燎乱得慌。
事过多年后他回想，如果当初自己有一个县上甚至乡镇当官的亲戚，从中走个后门，上了清华北大，那说不定早就名扬天下了。他是苦于自己没有机会，当初没有贵人相助，却一点儿也不怀疑自己的天赋和智商，连同一股子不把事干成誓不为人的狠劲。
他自信，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大事来了，他不是鸡毛蒜皮，不是窝囊废，不是平庸之辈，乡下人说的不是平地里卧的。理想归理想，或者说野心归野心，十八九岁的高中生王勇超，还得老老实实服服帖贴规规矩矩地先当个好农民。
王勇超高中毕业后干的第一件差事，是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那年头，一部叫作《春苗》的电影风靡了全国。春苗是农村的一位“赤脚医生”，成了当年的时代先锋。
王勇超在赤兰桥大队的医疗站干了两年。先是钻进终南山翻涧越岭，采摘中草药，后在门诊部给病人打针，甚至还学会了土法制作胎盘组织液和黄连素注射液等药品。如果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日后的他，兴许成了一名好医生。
农村人也都不闷。聪明过人的王勇超，也许缘于他爷有两只手拨弄算盘珠子的本事，隔代遗传给了孙子，医生做不成了，又当上了有四十多户人家的村里的会计。
他也算是吃上知识分子这碗轻省饭了，三伏天不用戳在大太阳底下黑水汗流，三九天不用搁在冰天雪地里修理地球，夏天有凉房，冬里坐热炕，工分也挣到手了。一个劳动日只有八分钱，一年到头还挂生产队五六百元的帐。但记工分，算帐，丈量田亩，分配口粮，走在人前头，摆在人事上，偶尔还有村干部特殊待遇的酒足饭饱，过上了爷爷当帐房先生的体面日子了。
你娃尾巴甭扎！过了一年天气，王勇超的会计位置丢了，换成了比他说起来更合适的人。你还是不行嘛，没本事嘛，要么咋叫人给撵下了台，会计不再是你而成了人家？
王勇超怎么也没想到，一辈子想成大事的他，却连个小会计的破差事也守不住，丢人啊！罢罢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再没当会计的他，绞尽脑汁，与人合伙做起了一桩差事。
长安一带古风长存，民间流传下来一种葬礼仪式，是替人挖坑打墓，抬埋人的。方圆村镇死了人，要请戏班子唱戏，道人超度亡灵，唢呐吹奏震天，同时还有一套繁琐的煞有介事的礼仪。文化大革命自称破四旧立四新，旧的风俗习惯被唱革命样板戏一类娱乐形式取而代之。但不久，老规程老讲究又悄悄地返回来。是死灰复燃，还是继承传统，说法不一，却成了事实。
挖墓，抬埋人，有一整套类似戏班子的行头，村里有人闹了多年，拾揽起来就能开张。过去说是封建迷信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民间风俗，人们对于亡灵的一种悼念祭奠。活着的人，送死去的人一程，何况人生不过百年，不管是谁，草民还是皇上，乞丐还是富翁，每天都走在从生到死的路上，人之常情，自然规律。
他捣腾着这些农村葬礼的把戏，按说一次能挣二十块钱，是个不错的营生，却也是被乡下人瞧不起的一个三教九流之类的行当。替人打墓造坟，抬埋下葬，在体面人眼中是丢人现眼的差事。
一段时间之后，他因与合伙搭伴的人弄不在一起，干脆撒手不干了。去它的，世上除了当小会计乃至抬埋人，就没有别的更好的活路了？
勇超不信。
曾经，大哥峰超在甘肃一个朋友家说到自己的艰难家世，遇到一个姓朱的七八十岁的老人，是个算命先生。朱先生设置了三杯酒，让大哥仔细饮了，问是什么味道？大哥如实说，一杯是开水，一杯是醋，一杯是酒。朱先生说，你品得对，我给你算了一卦，有人把你告了！大哥一惊，谁？你家早年有个二十岁的当兵的，为减轻家里生活负担，死在外边，无儿无女，告你不管他。大哥想到了大伯，说，有这事。朱先生说，我给你解一下这个结，到了清明节，你父母三年时，给你伯立个碑子，过继一个顶门户的，家事就顺了。大哥回到老家，照朱先生说的做了。有一天，大哥峰超在油田小学的课堂上正教学生读课文，接到弟弟勇超电报，说父亲在城里面粉厂筛麸子时昏倒了，得的是高血压。说是恍惚看见来了一个人，受到惊吓了。而后，峰超、勇超、顺利兄弟三个把父亲拉回家，躺下起不来了。没钱看不起病，缺医少药，说是一种叫人参再造丸的药能治病，在陕西甘肃到处托人买不到，吃一种叫消活络丹的药维持。到长安医院、省医院看过，能拄拐走路了。一次，父亲吃面，没吃饱就没了，还和母亲大吵了一架。
五台翠华的道士算了，给母亲说，今年你家有两件大事。母亲想，一是父亲的病，二是老二勇超的婚事。
1980年分田到户，长安县拿得稳，迟迟没分地。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往地里拉粪，父亲睡在炕上，突然口吐白沫。父亲临死时，呻吟着说，娃都大了，咋办呀？愁得很、愁得很……
勇超知道，父亲没享过一天儿女的福，是带着一个愁字走的。
母亲在院子里哭，说是借的棺材，拿啥还人家呀？连夜赶回家的大哥峰超说，我带钱回来了，甭愁。后来，买了一口松木棺材还了。一般死了人放三天，家里没粮招待客人，是从邻居家借了麦子磨的面。十二点前起灵，父亲下葬时，天下大白雨，老天落泪了。
七天后，大哥回了甘肃油田。之后，调回长安县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父亲去世一个月，老三王顺利从部队回家探亲。
那天，母亲在为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的三个儿子做饭，做的是凉皮。勇超在端饭，大哥和小弟在吃，吃到一半，饭端不上来了。母亲心里乱，做不出来了。
没过多久，赤兰桥村里正过会唱大戏。老三王顺利回部队了，家里有母亲、勇超和妹子，外婆和舅妈来了。第二天，为了挣工分，母亲还要到城里去拉锯沫。
这天晚上，月亮明得很。母亲忙前忙后，突然倒在炕上，吃力地说，我很想……好好地……睡上一觉……累得很……
母亲就这么不行了。赶快叫来医生，说人是不行了，顿时一家人哭成一团。人不行了，请了北小张村姓桑的河南人，是峰超的结拜兄弟，到城里大南门买棺材。等到信用社开门取钱，二十元买孝布，八十元买棺材，共一百元。
天堂在哪里？父亲才去不久，母亲又随之而去。留下了两个字，一个是愁，一个是累。王勇超刚刚二十三岁，双手抱住头，蹲在院子旮旯里，一天没起来。
母亲下葬时，简易的棺材一使劲就炸开了，勇超急忙用绳子扎住。瓢泼大雨，苍天也为母亲哭号，毕竟才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啊！勤劳善良，贤妻良母，拉扯几个娃不容易，医生说是心肌梗塞死的。
儿子勇超知道，母亲硬是给累死的，穷死的。父亲百日没过，就匆匆跟父亲走了。你丢下你娃，让谁管呀？我的可怜的妈呀！你没让儿女尽孝，没过一天好日子，咋就这么走了呢？你让当儿子的遗憾一辈子吗？
安葬完毕，太阳又出来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还不到风烛残年的父母，突然先后离世，勇超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精神打击。
父亲王志信，1920年生人，到1980年农历五月十八去世，活了六十一岁。
母亲宋巧云，1932年生人，比父亲小十二岁，都是属猴的，1980年农历七月十七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前后两个月，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勇超，还有小妹子，这日子咋过下去呀？
叔父王志孝作为家族里的长辈，把峰超、勇超、姐姐、小妹一家人，还有舅父，叫到了一起。叔父拿主意说，两个老人都不在了，给勇超把婚结了，娃可怜，都给帮个忙。按习俗，老人去世后孩子结婚，要么在百日之内，要么得过了三年。
舅父宋文治说，我出五十块钱，给勇超缝一件新棉袄，做一个香包放在肚肚里，能辟邪。
之后请了村上看日子的先生王问问，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三算两掐，说最好的日子是农历八月二十二，家中平安，吉祥如意。命中注定，提前或推后一天也不行。
大哥峰超想，自己在外工作，父母一走，家里丢下老二勇超和小妹子，能给勇超娶个媳妇，家里就有人做饭了，照顾小妹子，也能壮胆。大哥也就三十岁，也是胆小。勇超结婚，不够结婚年龄不批，说是军属，政府照顾给领了证。
父母不在了，院子里空荡荡的。一到晚上，情景凄凉，勇超一个人在家时，心里很害怕，早早就关门睡觉了。但常是夜不成寐，发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勇超结婚，没有一件家具，一张小桌子刷了油漆，大哥让把他结婚时的板柜也油漆了一下让弟弟用。床，是用砖头撑的。借了二百元，买了肉和菜，招待客人。事后还剩六十元，大哥留了十块钱路费，把五十元留给了勇超和小妹。
大哥临走时，勇超说，哥，你拿一床被子走。大哥说，我不要，你留着用，再说路上也不好拿。勇超执意要哥拿被子，就顺手把被子的棉絮抽了出来，把新被面子和里子一折，硬是塞给大哥让带走了。之后大哥当了采购员，让朋友垫钱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还买了些肉和菜回到家里。他给勇超说，哥给你买了一辆飞鸽车子，往后，你和媳妇好好过日子。
按乡俗花了几百元彩礼的王勇超，把一个有人才有模样的贤惠媳妇娶进了王家门。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后，在人多地少的长安郭杜，人均只能分到一亩多地。当时的生产力和农业科技条件有限，温饱可以，致富不行，谁能从地里刨出个金娃娃来？
王勇超，一个雄心勃勃又身强力壮的大男人，能安分守己种庄稼吗？
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吃饱些，穿烂些，到了人前走慢些。房是祸，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这些乡谚俗语，在规劝那些贪得无厌的财东时有用，饱汉不知饿汉饥，对于穷得丁当响的庄稼人来说，则是反话。谁不想发家致富？嫌钱扎手，那他一定比瓜子还瓜，真正的瓷锤闷种，不可救药。
媳妇张春丽，是个好婆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农活样样也在行。男人在外边打些零工，挣点钱交到媳妇手里，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男人是个挣钱的耙耙，女人是个攒钱的箧箧，是说男人会挖抓回来钱，女人呢，是个理财行家，尤其是要把钱看紧，守得住家当。
媳妇相继给他生了一男一女，小子跟他一样朴实，女子同她妈一样秀气，和和美美的农家小日子，按说就这样过下去了。可他好强，媳妇也和他妈一样好强，他的满腹聪慧与媳妇的精打细算碰巧到了一起，就生出许多过日子的门道来。
先是养了三百只鸡，精心照料，不知怎么就得了瘟症，鸡死光了。勇超属鸡，得是相克，养不成鸡？
于是，王勇超又开始学着做贩猪娃子的生意，把苦下美啦。
天寒地冻，黑天半夜。他蹴在破蹦蹦车的棚子里，翻山越岭，跑几十上百里路，到洛南县的乡镇采买好猪苗子。饥了啃的是媳妇烙的馍，馍都冻成冰渣渣了。渴了，没有现在的矿泉水可喝，即使有也舍不得块二八毛钱，能喝上凉水也就不错了。
钱是硬头子货，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为了挣到几个养家糊口钱，王勇超舍得力气，下得憨苦，有耐心有计巧与猪贩子们讨价还价。来回一二百里，挨冻受饿，费尽口舌，筋疲力尽，还赚不了几个钱。他和一群拉屎拉尿的猪娃子一起，蜷曲在破蹦蹦车里，行进在风雪弥漫的夜路上，由异乡赶回长安郭杜的家。这样的情景，与多年前的梁生宝买稻种躲在屋檐底下避雨一样，自己却并没有丝毫的触动，他已经完全麻木了。这是人干的事吗？把人活成个猪了。
他只是埋怨自己没本事，活得窝囊。再回头一想，受苦是天生的，多少人都是这样受苦，你又不是公子王孙，你不受苦谁受苦？受苦了也就不受穷了。从古到今，下苦的不挣钱，挣钱的不下苦，有力吃力，有智吃智，世上的理，从来没有改变过。
一次，他辗转把猪娃子运到镇上，正逢集市，买卖还算红火。猪娃子行情是不论个儿卖，个儿有大有小，是论体重，按斤两称秤交易的。一斤八毛，一个猪娃子十斤，也就是八块。从百十里买猪娃子的时候，卖主要价是一斤五毛，一个猪娃子重十斤，也就是五块。从中赚个差价，一个猪娃子能挣三块钱，十个挣三十块钱，一车拉三十个能挣百十块钱。除了雇蹦蹦车，来回的盘缠，赚的只是辛苦钱，发不了大财。
没料到，这一回麻烦大了。王勇超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精明的买主。这位买主，是乡村集市牲畜场上的行家里手，一眼看出了卖主的破绽。你一个猪娃子十斤，按斤论价，一斤八毛，一个猪娃子八块钱，没错，可你这猪娃子有十斤重吗？从洛南山里批发时过了秤的，这是十斤重的猪娃子，不会错。买主不信，拎在手里一掂量，绝对不够斤两。王勇超急了，但他手头没带秤，说不过逞能的买主。于是，市场管理人员来了，买主说这是缺斤少两，坑蒙拐骗，欺行霸市。
到了市场磅秤上一过，显然量不够，王勇超傻眼了。其实他心里也虚，也许是洛南山里的猪贩子从斤两上哄了他，要么，就是猪娃子一路上拉屎撒尿，不折重量才怪呢？王勇超没想做亏心事，各挣各的钱，可眼前的事实让他羞愧难言。这一回，贩猪娃子的生意是赔本了。
期间，他还养过蜂，贩过生姜，都没有摸出赚钱的门道来。他没有灰心丧气，回家和媳妇一商量，贩啥猪娃子哩，咱自个养它几个老茬茬母猪，一窝一窝生崽子，卖了不就是钱么？这便又寻思着凑钱买母猪，掏钱找种猪给母猪打圈，也就是配种。临了，下了一窝肉蛋蛋子，一不小心就折了数。等到长大，有十斤八斤重了，有独立生存能力了，再拉到集市上去换钱。
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窍道，一个买卖有一个买卖的泼烦，王勇超站在一群猪娃子旁边，看着满院子跑的这些张口货，也就是每天每顿要吃东西的生命，他是高兴呢，还是一肚子的苦水？
这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人说三十而立，难道自己就这样和猪打一辈子交道？他不甘心。人说卖肉的把秤丢了，只能卖块子，意思是只能卖一身的力气了。他不服气。
王家祖上似乎没出过大人物，爷爷两只手能打算盘，父亲好赌，到了勇超这一辈难道就是个猪倌不成？
离城不远，城里的风很快吹到了这里。他想，得走出去闯世事，在这几亩地里吊命，凭养猪也赚不了几个钱。几间房是父亲留下来的家当，可以遮风挡雨，但没有几件像样儿的家具。媳妇娃吃饱肚子可以，穿的戴的都不如人。再说，娃们一天天大了，花销也大了，将来总得给娃们娶媳妇，翻修房子，都缺钱啊。
看来，进城打工，是他眼下唯一的出路。
于是，他来了个快刀斩乱麻，一夜之间把满院跑的让他泼烦够了的猪娃子,连同那个架子车变卖了。他手里攥着一沓子钱，在当时也算不少，总共五百一十元整，恐怕是他们一家多年来所有的财富积蓄。
他把五百元郑重地交到了媳妇手里，知道媳妇是过日子人。多年后，王勇超有了偌大基业，媳妇照样在自己的田地里务西瓜，腰酸腿疼，也闲不下来。
此时的王勇超，自己只拿了十块钱，出了家门。朝北，走进了喧嚣的西安城。而乡土的长安，给了他最初的人生历炼和文化的启蒙。
回想起来，二十八年赤兰桥的故土生活，所经历的一切，所有的贫苦磨难，似乎都是为他后来的业绩打基础作铺垫的。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赤兰桥的二十八年，就没有王勇超日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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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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