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奇帆，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来源：混沌大学（ID：hundun-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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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疫情愈演愈烈。现在还看不出拐点的趋势。眼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政客也包括一些专家智库，放出了一系列的怪论，这些怪论我们该清醒的判断。有的要十分重视，想好反制的措施，有的可以一笑了之，嗤之以鼻。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逆全球化的的说法。这会呢，就是（说）瘟疫划出了一个时代， WTO以来的全球化运转戛然而止，以后不再是全球化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谬论。因为全球化不是哪个政治家想出来的，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整个人类从工业社会到现代化就是一个全球不断一体化的过程。工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使得世界各国的原材料资源互相配置，你有矿物我有工业，你有农产品，我有市场，然后大家互相交换，这就是工业社会起初的这一百年全球化，主要是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物质交换，资源优化配置。到了二战以后，或者说最近七八十年，世界一体化进一步由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产业链的全球化资源配置水平分工。一个产品如果有一百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让世界上最能做这种部件，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来做。这个企业如果在巴西就在巴西干，那个企业在印度就在印度干，某个产品零部件在中国就在中国干，谁做的好就让谁来做，水平分工，产业链一体化由跨国公司主导，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进一步的深化。那么再往下走，全球化逐渐逐渐走到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一体化，水平分工是指产业链一百个、一千个零部件，外包给别人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成本低、效率高。垂直整合又是指不能说世界是平的，地球是圆的，然后呢，一千个企业在一千个地方干和一千个企业在一个地方干好像效果是一样的，物流是不要钱的，不要时间的，几十年下来大家还是发现世界是不平的，距离太远，物流成本高，时间太长，意外的事件不管是安全，地震灾害，刮风下雨或者像这次疫情灾害带来的产业链的冲击，会使得全局性的瘫痪。怎么样把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首先还是要水平分工，该五十个国家，五百个企业一起来干还是五百个企业一起干。但五百个企业一起干呢，相对集聚在某个地方，几个小时的汽车运输距离就解决了，解决个百分之七八十，还有个二三十全世界运来运去量很小，垂直整合一体化。这两个模式结合是现在流行的，这个流行意味着什么？垂直整合一体化并不是全球只搞一个点，这一个点生产出来东西运到全世界，也有不安全性，那么也就可能有多个点，多个点呢，在亚洲有几个点，欧洲有几个点，美洲有几个点，同时也有一部分东西全球运来运去空运等等。也就是这样一种水平分工的国际化和垂直整合的一体化相互结合的产业链，最近是在不断的在发展，这种发展如果变成极端的话，变成民粹主义和长官意志的话呢，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放在国内，像特朗普说的这个其实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全球化是投入产出、资源配置、规模效益成本约束下，引导下，市场规则推动下形成的，不是哪个长官意志，民族利益所挡得住的。当然你说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某些方方面面，比如说口罩都没有，全世界都靠一个国家在生产，带来很多不方便。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战略物资，作为很特殊的物资，公共安全的物资不计成本的都有一些仓库，都有一些生产点，这也没错。但是这毕竟是几十万个品种当中的几百个品种而已，你不能因为瘟疫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推理到几十万个行当的产品都要本地化，那是民粹主义的愚蠢。所以说全球化终止论是不成立的，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尽管不断的会发生新的问题：70年代有两个世界问题，前苏联和美国对立形成的两个半球的概念。现在有现在的问题，未来有未来的问题，螺旋式发展，克服问题，克服一定的逆流以后又会新的发展。WTO如何演进，WTO体制改革到一定阶段，这十年出现了FTA（自由贸易协定），FTA难道就不是全球化？也是全球化，欧洲和美国，美国和日本，日本和欧洲，中国和欧洲如果大家能够确定了双边多边进行自由贸易协定，那是WTO更深一步更高高度的全球化。所以我认为现在说全球化终止，太短视太民粹主义了，或者说太把美国政客说的话当话，以为他们就能主宰一切，他们这么说了世界就停摆了，世界就由他们决定了，世界根本不是这样的。第二个概念叫脱钩论，就要和中国脱钩，我认为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不仅是产业链，而且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上都形成了互补的结构。美国的金融、中国的市场，美国的技术、中国的制造，美国的GDP85%集聚在服务业，工业只占13.5%，要脱钩，自己搞工业，劳动力都找不到。总之，美国的产业链、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国家的特征已经不可能倒退几十年，回到和中国脱钩的时代。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一个小国家，你把他一封闭就脱钩了。中国现在是世界30%的工业品，30%的贸易量，整个来说与欧美与世界各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是脱不了钩的。还有一种说法要从中国撤出，特朗普在三年前刚上台就说要重振美国工业，当时就说了要从中国撤出，三年下来了，在经济风平浪静的时候，搞操作还比较有能力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国企业撤走，不管苹果啊什么，都没有撤走。那时候撤不走，现在瘟疫期间如果美国跨国公司要从中国撤走，还在运转的企业把它关了，撤到美国去，干活的人都没有。所以摩根斯坦利最近有篇文章，他说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史坦利的各地投行，了解欧洲美国各种企业，基本没有企业说他们有中国撤资的愿望。第一是撤资，是要重造工厂，重造工厂是要投资资金的，在中国如果投资了10亿美元的一个企业，在美国把他造出来，15亿、20亿才造得出来，成本更高。第二是要有劳动力的，美国劳动力都没有，疫病期间更没劳动力，美国的劳动力都是（在）服务业，85%的劳动力都在服务业上，要干活的人没有。第三基础设施。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赢弱环节，易被疫情、汇率、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中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的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编码技术运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离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配合度，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反过来还有一批企业，还想着美国现在融资成本这么低，利息这么低，如果这个企业还有点活力，借了这把钱到中国来投资，资本的市场规则起作用。
所以所谓的撤资论，脱钩论，全球化终止论都是短视的，意气用事的，是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角度说的一些违反经济规则的话，这是三个论点。第四，还有一种论点就是所谓的战争论，说美国要撤侨了，可能是要准备战争了，这也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美国倒也没有议员、政客说这个话，国内一些专家耸人听闻乱猜。第一，打仗要钱，这会儿，美国的钱救灾花掉这么多，再投资几万亿，十万亿来跟中国打仗，神经病啊？！第一，打仗总有目的，为了掠夺什么东西呢？也没概念好说。第三，核大国的均衡，这几十年，年年有战争，打的都是没有核（武器）的小国。真要核大国打架，就是核均衡，在这个意义上你毁灭我十次，我毁灭你五次，好像你比我厉害，实际后果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不会的。第四，打仗要有军队，军队这会儿一旦来一个新冠病毒生病，一船人都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们知道是怎么结束的么？就在1917-18年，一战爆发的时候，欧洲出现了瘟疫，美国士兵从美国带到欧洲的西班牙瘟疫死掉1500万人，打仗的部队协约国也好、德国也好，对立的双方士兵都不是打仗打死了几百万，而是瘟疫双方各死了几百万。最后这个部队没力气打了，无法打了，这么样停战。一战没有输赢，要说赢了是列宁在俄罗斯赢了，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薄弱环节，把十月革命完成了。那么我讲这个话，意思呢，这个瘟疫期间不管从军队准备，资金准备各种都不可思议。有人会说你这个话不对，任何时候好战必危，忘战必危，这话没错，当然忘战必危，我们当然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呢说这会儿，美国人撤侨是为了打仗，当然是胡说八道。那么再有比如说要没收或者说冻结中国的国债，我刚刚说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小心的，中国买的美国国债，一部份是记名的，一部份是不记名的，美国国债市场是个有30万亿美元市值的交易系统，中国不记名的国债，美国冻结不了，想抛就可以抛。美国对自己的兄弟伙伴国的国债都希望他们都别抛，你如果说一冻结就等于让我们，至少我们，你冻结不了的那几千亿就可以抛。如果美国赖债，信誉首先破产，美国对买他国债的世界各国的债务责任，所拥有的信任和信誉是神圣的，任何情况下不可改变的。说白了冻结之日真要发生，就是美元帝国崩盘之时，信不信？在这种问题上，谁都不会把自己的命门拿出来的。反过来，老是有人提建议说国家应该把它（美债）抛掉，我们也真不抛，刚才说的几条理由，这个东西还是好东西。如果有一天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交易量从60%占比降下来，变成50%、40%，那也还是好货币。欧元现在占全球货币20%几，你说欧元不好吗？英镑现在只占5%，手里拿英镑不好？所以即使地位发生变化了，哪怕它甚至不是第一世界货币了，那它还是不亚于英镑、日元、法郎、德国马克或者是欧元的地位。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人犯不着冻结中国国债，中国也不会轻易去抛美国国债。谋大局者不要惊慌失措杂乱无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对付新冠病毒肺炎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中的一些政客，一些议员，经常有一些甩锅的言论。他自己治理无能或者贻误战机，掉以轻心，病急乱投医，搞出后果了，他把责任往人家头上推，一会儿推给世界卫生组织，一会儿推给中国，一会儿也会推给欧洲。这种推责任往往是政客转移目标的概念。为了竞选的需要，我们可以像看电影一样看过算数，如鲁迅所说，最高的轻蔑是藐视，连眼珠子都不转一下。不一定完全要去针锋相对，因为无所谓的事，无伤大雅，坏不了我们事的，他只是在胡说，而且谁都知道他在胡说，甚至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在胡说。美国的疫情，中国要赔偿，这绝对是胡说八道，不成机理的、也立不了案的，叫做过过嘴瘾，吸引了眼球，自己给自己打打气而已。另外我们国内有些专家会把美国的一些措施神化，总是认为月亮是他的圆。比如认为美国的救市措施力度大，中国的政策力度小、有点挤牙膏。殊不知，我们是合情合理、一步一步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他那边狂轰乱炸，一步到位，有过之无不及，他不相信中国的过犹不及的辩证法。他是宁左不右、宁滥不缺这么个逻辑，这个逻辑居然被一些专家讲的天好地好。还有的是说美国人救灾把钱一直发到老百姓手里，每个人居家的，只要生活水平在多低的，他根据税单统计，也不要你报账。就忽然给低收入阶层的你寄了一千多美元。觉得中国也应该这么发钱给老百姓，甚至有人建议一人一千块，13亿人发一万多亿钱，拿一万多亿特别国债，来给大家发钱。还有就说给小企业救灾，觉得应该把这个债就豁免了，或者直接给补助等等。这里面就他们没了解一个国情，美国老百姓的债务是GDP的70%，企业的债务也是GDP%的70%，两边加起来GDP的140%，140%有多少呢？大体上是30万亿美元的个人债和企业债。30万亿美元个人债，企业债，说起来本身并不高，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也欠着债，买房子按揭贷款也有GDP的50%多，我们企业还欠了GDP160%更高，但是我们所有的债一步了断到此为止，你欠的债是你的，不会变成别人欠的债。美国人不是这样的，美国个人债、企业债30万亿美元，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衍生工具里，形成的债券，衍生债券，你们知道多少么？上百万亿啊，放大三倍四倍的，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怎么发生的？2001年出现了911和科技金融危机，美国GDP负增长，股市跌了60%。为了救市启动了房地产，房地产可以零首付，没有首付的房产贷款，一套房子100%贷款就叫次贷，质量差的贷，如果说次贷就在企业和银行，家庭和银行之间那就是一次性的一个债，但是他把这个次贷全部包装成债券放到资本市场，就变成了资本市场的次贷债券。这个次贷债券怎么买卖呢？可以让任何企业去买这个债券，买债券的时候让你放大四十倍，意思说我如果拿了一亿可以放大四十倍，然后就去买这个房地产的次级债券，如果他这个债券涨了5%，我这个本钱就涨了200%，因为有40倍跳上去，所以发财的时候大家一路狂发，一跌的时候乒铃乓啷。雷曼兄弟公司就是拿了40亿美元买了房地产次贷，如果一级市场40亿买也拉倒了，他放大40倍，去买了1600亿，赚钱的时候笑的不得了，输钱的时候一下子雷曼倒闭，百年的基业一下子就没了。那个老板我还真认识，我跟他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两个人还聊了一个多小时，犹太人。说起来他很牛的，当时跟我聊起来保尔森根本不在他的眼里。讲这一段就是说他这个衍生工具是把一级市场上的原始的，底层资产放大几倍的在炒作的，这个炒作的过程中不是在炒股票，是在炒这些债券。上百万亿美元规模放在那里，如果瘟疫让老百姓破产、企业破产，不把这些钱塞到企业里让企业活下来，如果有个10万亿的这种企业债、个人债废了，这10万亿后面推动的是几十万亿的衍生工具的证券市场爆炸，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为什么在3月份，疫情还不是那么严峻时，拿了上万亿美元，非常快的救助企业？和这个有关。我们中国没这回事，采取企业的贷款到期可以缓，企业的养老保险，五险一金可以缓，我们是采用这种办法。出台一系列面向个人的补助补贴、税费优惠措施；面向企业的资金支持、税费优惠和政府采购政策，面向地方财政兜底“三保”等。企业如果今年亏损了，亏损额度可以把所得税抵扣回来。现在财政很灵活的帮他们在做这些调账，这种调账是我们中国式的精准，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帮忙。但美国人不是这个，是要把底层资产救出来不让他崩盘，要维护的是几十倍杠杆的衍生市场。了解了这个概念，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采取断然措施这么大力度的救（市）。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救助灾民，把钱发到个人账户，很多城区设了很多免费领餐点。美国现在各大城市非常多的赈灾点，就像我们过去赈灾弄一个大的粥棚，给居民们施粥。现在在美国不管在休斯敦，西雅图都可以看到免费领食物的场所，那在中国不管在武汉还是在哪里统统都没有，我们还真没穷到（那个地步），不是我们不关心民众，是民众没这个需求。美国人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领工资的，一旦企业倒闭，停顿，这一星期一星期工资说没就没了，美国人又是不储蓄的，美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只占GDP的百分之一点几，中国是百分之四十几。没有储蓄，一周一周的发工资，用完了，后面又停工，停摆了，没钱了，房租也付不出，付不出就要让你滚蛋，然后没东西吃了，还真是到这些免费领餐的点，拿汉堡拿吃的东西。我看到一张照片，人家发给我的。这个排队十排就相当于有十个领餐点，有十排，每一排三到四公里长，你想想这种场景，看着你是要动情的。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有这一种状态，这是他们的经济结构、生活结构、工资结构、储蓄结构使然，政府只能这么做。当然这么做对老百姓有好处，我们都赞成。我们对这些事要独立思考，要知根知底，如果你知其一不知其二，然后乱发议论，就是瞎子摸象，摸到了腿，摸到了耳朵，摸到了鼻子，各说各的，还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了解实际情况才能这么看。接下来讲一下我们国内的疫情下，中国搞疫救灾的政策措施和进一步发展的重点。在疫情从1月初开始发生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应该说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第一个季度主要是我们国内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从4月份以来，国内疫情总得是控制住了，而且基本上进入了复工复产的阶段，每天如果有确诊病人的话主要是输入性的病人。所以现在进入了进入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么一个周期。总得来看，不管是前一段1-3月份，还是4月份以来，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五个方面的损伤，伤害，或者说负面的拉动：第一，就是制造业受到了重创，产业链出现了断裂。特别是和国际贸易相关的产业链，有的是因为丢掉了订单，订单缺失使得产业链停摆。有的是因为订单倒有了，国内的零部件整个基本上也完整，但是一些关键的国际的零部件断链了供不上来，那么使得整个产业链停摆。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工业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国制造业所需要的高端元器件和重要出口市场是目前正在蔓延爆发疫情的欧美地区，欧美停摆，导致短期内产业和贸易无法恢复，已对我上下游制造业形成夹击效应。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服务业。我们这几个月里面因为防疫的需要，因为疫情的影响商店关门，餐饮业、宾馆停顿，各种娱乐场所停顿，整个的社会服务体系基本上关门。整个服务业现在在中国的GDP也差不多要50%左右。这块里面跟民众活动关系密切的基本上都停了下来，我们寄予厚望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实物消费、服务消费等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第三，就是投资下降。民间投资我们最近几年基本上在5-6%的投资增长率。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是负20%，大量的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或者外资、内资投资的活动停顿了下来，或者说负增长，带动失业率攀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由去年12月4.9%上升到今年2月份的6.2%。社会就业形势十分堪忧。第四，就是各个省，各个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说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我们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对各个地方来看是正增长7%左右。有高有低，平均在7%左右。今年一季度31个省各个地方的政府财政收入应该说极大部分负增长，多的地方负百分之几十的增长，就像湖北、武汉等等。其他的各兄弟省，多则负百分之十几，少则负百分之二三，一季度全国财政平均负增长14.3%。一进一出，去年增长6%，今年负增长14.3%，总的跟去年同期比少了20.3个百分点。就支出而言，因为救灾，财政的硬性支出，刚性支出增加。但是收入呢是负的，这一进一出收支的缺口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比去年同期差不多要增加56%左右，这个是财政方面这一块就比较困难。这是第四个。第五，这个事情不像非典的时候三个月一过，到了5月份戛然而止全面恢复。目前，全球病例接近300万，情况不容乐观，总体疫情持续时间会拉长，防疫下对人员流动的隔离、商务活动的限制、物流运输不畅将是常态。多数中小企业将面临持续的生存压力。中央已经提出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疫情的管理控制不能放松，要把疫情的控制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状态来对待，对今年而言，是全年都要常态，只要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还在蔓延、泛滥的话，随时就可能产生一批输入中国的疫情，来一个飞机可能就带来几十个人，一个不当心这几十个人就形成几百人几千人的一个传染。所以对于疫情的管制，防控不能松懈，既要复工复产，又要加强防控，继续防控。特别是复工复产下的防控又要马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几千人几万人的产业链的工人到位，但又要不形成集聚化的，一个不当心集聚化的传染，这样的防控比实现全部隔离、封城要难得多，对大家的管理能力是很大的考验。你管紧了影响复工复产，管松了，一个不当心又会造成一个不测的后果。第二点，就是中央、国务院在今年以来为了救治疫情下的经济，采取了五个方面具体的措施：- 财政：赤字、特别国债、减税、五险一金暂缓、补贴支持等
第一，就是财政方面，我们国家也是很强力度推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1）增加赤字率。我们一般国家的财政赤字是2.3%，基本上法定控制在3%以内，但是国务院每年提交人大讨论的赤字率一般都是2.2%-2.5%之间。也就是说我们100万亿的GDP可以一年透支赤字是2万多亿，这么一个比例。今年基本上考虑把这个赤字率增加一个点，变成3.5%左右，理论上就增加1万亿的财政赤字这是一件事。2)增发15000亿的特别国债，这也是一个方面，拿这笔钱可以作为治理疫情过程中的各种开支的需要。
3)帮助中小企业减税。这个减税有几类，中小企业亏损了，亏损的部分抵扣各种所得税，这是一个。第二类延长企业亏损结转手续。一季度亏损了，把去年的盈利和今年一季度可以抵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企业很温暖的一种维护，减税的事情。4)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费和公积金等。包括我们收五险一金，企业要交的住宅的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也是一块。
总之财政性的这一类的补贴支持的措施，包括对我们许多的老百姓消费环节的补贴，中小企业的补贴都在这一个一揽子的政策中，包括15000亿的特别国债，干什么用呢？就是起着这个救助的作用。这是一块。第二个就是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方面，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现在是很有力度的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措施。第一，今年以来，已经有过两次降息了。去年年底讨论宏观政策的时候，许多专家提要降息。当时这些降息措施也没出来，但是在疫情下，降息措施快速到位且有比较大的力度。第二，就是降准，普遍性的降准和专项降准各有一次，已经有两次下来了。前些年，我们的准备金率高了，100亿存款往往可能只有60亿可以拿来贷款。这几年，准备金率降低了以后，100亿就可能有80多亿可以拿来放款。现在有些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呢，差不多100亿存款可以接近90亿拿来放贷，这个也是一个宽松。第三，就是再贷款，我们银行系统再贷款的额度总量最近比较大的幅度的释放，这个也是货币政策上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一步放松。另外，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了，一下子还不了钱、周转不了，把他的到期的资金往后移，暂时不去逼债等等这些方面很多措施，这是第二块就是货币方面的政策。第三，就是新基建。大家有时候就会把新基建当作一个老基建同等性质，同等定义的内容。我们以前说的老基建呢，“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或者各种各样城市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这种资金一般是需要政府来投的，动辄一万亿、两万亿的投，回报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能够回报，所以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出钱来投。或者通过市场化改革，用PPP的方式。总而言之，老基建基本是靠政府兜底的几万亿，几十万亿这种项目。现在讲的新基建有个错觉又是政府兜底，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新基建三个方面、七个行业涉及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背景下的这些数字化平台建设，还包括创新工程如生物医药和新能源，包括融合工程如“大智移云”，大数据、云计算的数据平台去改造传统的工业项目，改造传统的交通项目，改造传统的城市基础项目，这样就把传统的基础设施升级为智能化的交通，智能化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项目你可以框出来，十万亿二十万亿的规模都有的，这就是新基建。新基建虽然冠以“基建”的名字，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传统基建的概念。新基建跟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促进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因此其组织模式不同于老基建，并不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只要政府政策得益，新基建的几十万亿投入会有大量企业愿意参与。而新基建 价值也是立竿见影的。比如一个数据中心一旦投入运营，就可以带来效益，所以企业更愿意参与。第四个，出口转内销。我们国家有巨大的出口生产力，进出口贸易4万多亿美元，差不多要顶近30万亿人民币的产能，其中24000亿美元是出口，现在国外大量的订单丢了。现在能生产的是去年年底的订单，一季度订单断崖式下跌可能二季度的出口企业都要停顿了。现在就有一个出口转内销，尽量把出口商品，内部消化，国内有潜力消化。这个消化的过程不是放在仓库里往东买往西买，这么调头寸，它涉及到制造企业，市场订单，标准，消费的偏好都要做各种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十分必要。这有点像当年国内不景气，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却搞了大量的产业链开放，通过特区搞开放把产业转到国外去。现在又要把这些东西在疫情期间不得已而为之转到国内来，这也是国家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第五个，就是启动对可能要倒闭的企业或者要裁员的企业，大量职工下岗这方面采取社会救助，如果有些企业本来可能要停了但是保持继续发工资，对国有企业就有这种要求，对民营企业他达不到全面的不上班又发工资，这里面就有一个给他一定的补贴，社会补助。在这方面能复工的尽量复工，达不了产的职工能够尽量保持，保持不住了如果有下岗，就有一个社会稳定要配套，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中国特点的稳就业的措施。总的概念政策，中央“六稳”里面就有一个稳就业，时间关系这里面不展开了。总的概念，政策总的有五方面，目标就是“六稳”，六个稳，这是我要说的第二块。我们在疫情期间遇上了困难，遇上了一定的危机冲击，有危也有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困难和机遇，手心手背是并存的，在危难当中发现机遇发现转机，是辩证法的一个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困难也要看到好的机遇的一面。现在各个省、各地各类企业都在动这方面脑子，各级干部也都在动这方面脑筋。从总体上看，我们看得见的机遇有五个方面：一是把疫情期间中央政府的纾困政策用足用好来解困，这本身就是发展的机遇，倒逼我们补短板、调结构的机遇。这是一个方面。二是改革开放的机遇，疫情下，近期中央作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和数字经济等五大要素市场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的要求。这些改革开放措施每年将给全社会带来上万亿元效益。第三是我们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也会带来机遇。四是新基建的机遇。五是城市群发展的机遇。我们国家推动城市化，城市群、都市圈，包括京津冀，包括长三角，包括粤港澳湾区，也包括成渝，城市群、经济群，这是国家级大群，已经形成国家战略的。除了这个国家战略有中央文件发的四个群以外，各个省在搞的比如武汉地区的群，郑州周围的河南的城市群，西安周围的西咸的城市群，长沙周围的长株潭的城市群，省一级政府或者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一起联动的这种城市群有几十个。从这意义上，下一轮城市发展在城市群范围内展开的时候也有很多机遇。总之，政策落实倒逼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的机遇，战略新兴产业的机遇，新基建的机遇，城市群发展的机遇，总而言之我们怎么把这些机遇利用好。
基于时间关系，下面围绕发展、改革、开放、创新讲一下疫情下，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战略新兴产业，原来2014年的文件出来的时候讲了八个行业。去年工信部的文件已经明确，战略新兴制造业一共是九大行业。说到中国制造2025，战略新兴产业这九大制造业是我们的目标。怎么抓？就要按照产业链集群的方式来布局来抓，从方法论上来说要注意六个要点，我知道你们混沌大学读书的都是各地的企业，也包括地方搞招商引资的干部，我更多的从方法论角度，不是光说一些概念提一些要求，而是说目标定了以后，怎么把中央国家定的目标跟本地发展结合，从方法论上把关键的环节搞清楚。任何战略新兴产业，它都是有一个产业链集群的。这九大战略新兴产业的每一种制造业的产品都是一个大产品，都是大需求的产品。不仅中国国内有大需求，全世界各个国家也都需要，这种产品一旦达到标准就是国际化标准、世界性产品。大产品布局的时候，就需要按照产业链的集群来布。第一个要点，这样的大产品，你要让一个大企业小而全，大而全来搞是搞不了的，那是计划经济。华为一年7000亿产值做手机、做服务器、路由器，它这个手机涉及到七八百个零部件，它是不是自己做；基本一个不做，连手机的组装它也不做，都外包了。那么就有上千个企业帮它做零件，并不是一个企业做一种零件，一般重要的零件总要两三个企业同时做。万一哪个企业出问题，客观的、主观的各种问题其他两个企业可以来补，所以他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并不是说成本最低的统统给你做，还是有一个平衡。一个服务器上有几千个零件，要比手机零件复杂的多，所以整个华为供应链上的企业有一万多个，每年开两次供应链大会，上万个企业云集在一起跟着华为转，这就是水平分工。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品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结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不管全球化发生了什么变局，水平分工这个资源优化配置，成本最低，技术最好，效率最高的这种配置是不能丢掉的。不能因为瘟疫因为其他理由把水平分工这个概念丢掉，这是好东西，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你不能小而全、大而全，肉烂在锅里全都自己干。第二个要点，水平分工不等于全球布局。因为水平分工，就把产业链分布在上百个国家，上百个地方去生产。产业链条环节太多，运输距离过长，势必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产业链断链风险。一旦发生全球性事件，遇上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问题，就会打破全球化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平衡、信息阻断、物流停滞，让原来不同地域协作优势转变成劣势。为此，有必要将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形成产业链集群。这种集群合理的做法就是集装箱卡车三个小时内的车程半径范围，形成一个集群化的基地，可能把他的产业链70-80%本地化了。剩下的零件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做。这是第二个概念，“垂直整合一体化”。它的好处是避开半个地球之间运来运去的物流成本，还有时间成本。减少各种意外的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破坏造成的产业链断裂。产业链集群依然要发挥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点，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什么都是在一个地区自力更生，肉烂在锅里，让本地企业大包干。产业链集群还是要让全球最优秀企业分别来生产各种零配件、半成品以及最后的产品集成总装，产品收益还是由各国企业分享，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并不矛盾，而是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最后形成了垂直整合一体化，里面的一千个企业还是世界各国的是水平分工，国际化分工，全球化分工，但是相对集聚在一个基地上，这是第二点，垂直整合一体化。第三个要点，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它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集聚到位。我们讲产业链是讲制造业的上下中游，上游是原始的零部件，中游是半成品件，下游是成品组装。但是在制造业的上面是服务业，这个服务业在上游是研发设计，是品牌设计，包括零部件设计这是服务业的上游。服务业的中游是第三方物流、仓储等等。那么也包括产业链金融，各种制造业企业的金融融资配套等等，所以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这是中游。下游是销售服务，金融结算的服务，售后维修，售后服务，也就是下游。这个服务业的上游下游中游，业内称为价值链。也就是说伴随着制造业的上中下游同样有一个价值链的上中下游，就是服务业的上中下游，这个服务业的上中下游都是小企业，都是知识化的、附加值极高的、人不多的、写字楼的公司。这些公司本来是可以坐落在全球任何城市的写字楼里，然后打打电话电信传输可以很分散的。但是一旦产业链集群形成了，七八百个上千个企业集聚在几百平方公里的一个区，为了方便，价值链上的这些服务企业也会把总部，把营业点放到你这个基地上来，也会形成集聚。这是第三个概念。第四个概念，就是所有的聚焦点的确定，是根据“2+5”的概念形成的，所谓“2”就是这个布局，大的概念上布在欧洲、布在美洲、布在美国还是布在亚洲、布在中国，是根据销地产、产地销的两个原则来确定的。有的产品，像汽车是一个大件，你把汽车一千万辆在美国生产，轰轰烈烈的轮船、火车、汽车运到世界各地，运输成本极高。最合理的是在销售地需求端建工厂叫销地产。一般美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销售汽车就到中国来搞企业。同样我们要把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非洲销售也要在那边建厂，在中国建厂卖到全世界出口运输，运输成本太高，少量可以，多了不可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一年生产两千万辆汽车，在中国销售，这些企业都在中国，有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民营企业等等。当然我们也有差不多两百万辆汽车从国外进口，从欧洲、美国、日本海上运输过来。这个往往因为品牌多、数量少、价格贵，是一百万一辆，两百万一辆的豪华车，国内消费量并不大，建一个工厂大规模制造卖不掉，就在原产地在美国、日本、欧洲生产了然后运输过来。产地销就是指在某地造的，销到全世界，这种产品往往是运输比较轻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就能生产非常大的量，全球都需要，运输也还方便。比如电子产品，重量轻、体积小而附加值很高，适合于空运，对航空费用不敏感。就可以采取产地销。比如说手机就有产地销的概念，一个基地就生产一亿台，那全球一年销售20亿台，那么中国一年就可以生产十几亿台，深圳就有6亿台手机，重庆一年也2亿多台，接近3亿台，郑州有1亿多台，所以整个中国加起来十多亿台，全球一年也就销售20亿台。我们生产十几亿台里面，中国自己吃掉用掉六七亿台，还有六七亿台销到全世界。由于“轻、小、贵”，可以来一个产地销到全世界去。总之，根据产品特性定位以后，不管你是销地产，还是产地销，找基地的话应该考虑五个条件：一是交通枢纽的条件，物流运输的条件；二是整个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营商的条件；三是劳动力供应的条件，劳动力不仅仅是农民工，还包括知识工人白领等等，包括他的劳动力成本，包括他的技能；四是要素成本，各种能源水电气的费用等等这种要素的成本；五是营商环境，也就是政府的工作效率。要说中国比其他国家有竞争力的，比如说亚洲地区，我们的生产设施好，劳动力丰富，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不仅勤劳丰富，而且守纪律素质更好，比印度、越南都要好的多。去过越南的好多回来了，不是因为疫情瘫痪，而是因为最后发现它的营商环境还是有问题的。基础设施配套，或者技能组织能力等等，特别是政府的效能。我们中国地方政府31个省，400个地市州，几千个县，还有几万个开发区，代表政府运作的系统在招商引资方面应该说总体上是效率极高，个个都是小老虎、发动机，这是第四个方面，选址的概念。第五个要点，当然就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因为你的基地总是为全球企业服务的，国内法、国际法，WTO的规则和FTA的规则都要是一体化的到位。再有就是法治化、市场化的，不是人治的行政管理制度。最后一点就是对产业链集群，应该看到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搞成产业链，战略新兴制造业的九大新兴产品应该集群化，因为它是大产品。人类社会每过20年会冒出五六种大产品，这种大产品，就是这20年里面进入千家万户，不管穷人富人，家庭往往都配置的标志性的产品，一个家庭的标志性的产品。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家庭的几大件是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日本在50、60年代就生产这些东西，搞的非常发达，整个世界也是这些产品。到了八九十年代家庭的四大件，新的四大件：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还有照相机、录像机。这个又形成了四大件、五大件。那时候八九十年代哪个城市能做这四大件，都是算发展比较快的，所以广州、天津、上海、北京都是生产这些四大件的基地。新世纪初以来的20年，新的四大件是轿车、手机、电脑和液晶面板的大屏幕彩电。这个时期能做冰箱、空调、洗衣机也还是很好，但落伍了。青岛有海尔在，冰箱、空调、洗衣机都做，做的量也不少，但是它已经不是领航的了。青岛制造业最近几年有点落伍，仔细一想它新时代，这20年主要需求的四大件，汽车没有，液晶面板的大彩电没有，手机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进入千家万户的这四大件都没有。我自己预计，2020年以后，今年以后到2040年世界又有新的四种五种的大件出来，这四大件、五大件都在我们刚刚讲的战略新型兴制造业里边，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凡是和这个有关的项目，生产量都是极大，投资规模也很大，市场是全球化的，生产基地是大规模集群化的。这六个要点把握住了，就能把一个地区的这个机遇给抓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展中的重点就是新基建，就是我们讲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这个新基建我刚刚已经说了本质上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在5G背景下这些运转。这些运转各有各的功能。什么叫云计算？就是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东西有三大功能。一是存储能力，二是计算能力，三是通信能力。云计算功能讲的就是这三大能力，他也用这三大能力收费，任何人跟云计算一联系，存储资料要收存储费。通信就收通信费，要计算，人工智能计算，把大数据放在那里的资料计算使用，当然也要费用。大数据有静态的、动态的，以及使用之后反复叠加的。一个巨大的大英博物馆的数据是静态的，假如有一千个指标每一秒采一次就一千个数据，一天有多少秒，一年有多少秒，然后就这么一千一千的叠加，这是动态的叠加。还有这些动态、静态的大数据不断的被人使用，每使用一次就叠加一个使用过以后的新数据，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是用之不尽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不像石油资源使用一千吨就少了一千吨，数据资源可以反复使用，越用越多的，这就是大数据的魅力。人工智能是干什么的？是把数据变信息，把信息变知识，把知识变辅助决策的工具。在一堆服务器里面存储的数据都是杂七杂八的数据，要变成有用的信息是要过滤的。把数据变成有益的信息，是人工智能过滤的结果。有了信息你整天看信息，看了五小时手机的信息，你可能什么都没记住，所以千万不要让小孩每天背着手机去小学、中学读书。现在小学有一个规定进了学校手机都收掉，都是很正确的，太多的信息看了以后都是一堆垃圾。（大数据）信息要变成知识是需要人工智能通过不断挖掘推送进行转换的。有了知识，不一定能做出合理的选择、决策，把知识要变成决策的依据这个过程，又需要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学习、模拟识别、仿真比对等各种工具辅助决策。所以人工智能在知识变成决策，变成智慧判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每个东西都有它各自的功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干什么的，相当于是把人的大脑信息，人工智能大脑的信息跟各个终端联系起来通信传递。区块链是什么？区块链使信息系统具有开放性、防篡改性、匿名性、去中心化及可追溯性。我们说的区块链的五大功能就相当于人的基因的功能。人的基因每天细胞分裂，一百年传宗接代，人的基因既会变异又会保持稳定性，可追溯。从这个意义上区块链相当于基因。最终这个大数据、云计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人的人体，云计算是一个人的骨架，脊梁骨；大数据相当于人身上的五脏六腑各种功能器件都挂在脊梁骨上；人工智能是大脑，5G条件下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是神经，把信息传递从终端传到大脑，大脑传到终端整个的通信系统。区块链是基因。整个大智移云、数字化平台就是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体。这个大数据云计算本身就是一个大产业，你把它搞了以后本身就让你有巨大的产值。比如说云计算就是收费，收计算费、通信费、存储费。大数据收什么？收大数据的资源利用费，人工智能也要利用大数据来喂养，这个大数据被你使用的时候我收大数据的数据产权的费用。人工智能就要收人工智能帮你辅助决策计算的费用，这个方方面面本身在中国一旦发展开来，它本身会产生几十万亿的产值，这是一块。第二个更神奇的是这个新基建除了投入产出有效益之外，它和任何行业一结合就改造了任何行业，它有颠覆功能。它和城市一结合就变成智慧城市；和工业一结合变成智慧工业， 订单变成个性化需求订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传递，然后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最后设计、制造联系在一起变成一个自动化工厂。所谓现在德国制造4.0，智能化工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数字化平台如果跟金融结合就变成科技金融；如果跟我们的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的物流。它反正跟什么结合就颠覆什么。所以中央说的新基建：一是在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本身的投资。二是说这些东西跟传统的交通合在一起就变成智慧交通，跟城市基建合在一起融合成为智慧城市。所以中央说的一共三大类，第一类叫数字工程，第二类叫融合工程，实际上就是大数据对各行各业的颠覆，也包含在里面。第三是说创新工程，说新能源，新的生物医药工程等等。数字化平台，大数据云计算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颠覆功能？怎么能把别的东西颠覆，颠覆的基因是什么？抽象起来就是一个词，叫“五全”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数字化的平台，对每一个行业都产生“五全”信息：一是全空域泛在的信息，二是全流程持续的信息，三是全场景活动的信息，十几亿人各方面工作、学习、生活各种场景信息都可以记录下来。四是全智能解析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不是原始的，它经过智能分析可以产生新的逻辑价值，五是全价值叠加的信息，这是什么意思？同样一堆资料，为了这个目标使用，使用完了产生一个价值取向、一个效益了，另外一个目标来了还是这堆数据另外一种排列次序又会产生一个坐标一种分析，一个数学模型一种结果，又是一种价值。所以这个信息价值是可以不断叠加，不断使用产生一个全价值叠加的信息。这五种信息在任何一个产业互联网的活动中，都会有这五种信息。当这五种信息一旦产生，在各行各业中就会产生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效益产生新的生产力，这就是我们说的颠覆性的功能。讲了这一堆有点在像讲科普的概念，今年本质上可以叫做5G背景下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的一个元年。这个元年也就是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运转的第一年。为什么？因为有个概念，如果没有5G推出来，工业互联网只能是幻觉，是课堂里讲的逻辑，在实际的生活中无法应用，因为工业互联网也就是我们说的车联网，自动化驾驶、无人汽车、无人飞机。各种各样人工智能的系统，这个系统一定要物联网，全方位的终端检测，还需要有非常快捷的反应，需要有非常大的通信量，非常快的通信量，需要安全可靠。它跟消费互联网我们拿着手机买什么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快五秒，慢五秒都无所谓。但在自动驾驶里面，一个毫秒上的延误就可能造成一场事故。所以没有5G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幻觉，都是理论思维。去年，5G一出来，5G的通信量比4G速度快一百倍，他的时滞延迟、响应的时间要比4G快一百倍，可以全时空的泛在，又可以非常低的成本，非常高的安全系数，非常低的能耗。有了5G，才有了物联网生存的物理基础。这些物联网的终端放在各行各业的空间里，它要不断的释放信号，它一放两三年自己能吸收能源，或者有了能源以后可以非常长的时间才需要再充电或者要更换，这样才有实际的使用价值。所以5G背景下物联网才有效，物联网有效了，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才到位了。所以我们说去年6月中国工信部释放5G，是5G元年的标志。第二，区块链也上来了，第三，这个疫情，现在这次瘟疫病毒灾害，使得各行各业断裂或者停摆。有一样东西照样发展、而且时来运转、反而趁势而上，就是互联网通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央把这个行当作为现在疫情下中国的战略举措，既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前瞻性，又有当下最最需要的迫切性和市场的需求特性。可以说今年这一块市场的需求量比去年增加几倍。杭州在各行各业都负增长5-10%的背景下，最后杭州的GDP能够正增长，尽管2%的正增长，但其他都是负，他通过互联网经济对冲后，还有2%，非常不容易。靠什么？就是互联网经济，这个是一块。关于云计算，我要纠正一个长期误导的概念：一说云计算就认为应该放到内蒙古，放到新疆，放到沙漠里去，因为能耗太高要冰冻的地方搞，因为能耗太高放到有能源的地方搞，总之不应放在大城市中。这种话八九十年代说都对， 90年代服务器刀片用现在的眼光看属于傻大黑粗。那个时候一个刀片的机架群放在占地像篮球场这样大的一幢楼里，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几十平方的房间刀片就把以前一个篮球场这么大的机房给覆盖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这个能耗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我举个例子，日本2009年前的十年，欧洲、美国的云计算、大数据的数据处理中心，几百万台服务器就放在日本。2009年9月海啸之后，核电站事故后，大家发现日本又地震又缺电不安全，一下子把日本作为欧美的大数据计算基地给颠覆了，所以2009年以后几百万台就搬家，搬到哪去了，香港搬了一块，新加坡搬了一块，马来西亚吉隆坡搬了一块，因为那个地方搞了一个数据谷，金融区，还有印度搬了一块。中国没搬，原因是什么？当时我们中国不够开放，对数据处理中心建设不对外资开放。就在去年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对外公布了数据处理中心建设对外开放，外资可以来投资来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开放。我讲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行当值得干，香港都在干，新加坡也干，我们为什么不干呢？马云、马化腾也不能光为自己的阿里腾讯需要多少服务器就装多少，实际上除了自己公司需要的一百万台、两百万台服务器的数据中心之外，也可以为天下其他的公共服务来建。总而言之在未来十年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物联网、5G的基站等新基建是一个达十万亿规模的巨大的新基建。2019年全世界共有180个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正在建设中，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全球对数据中心的要求。保守估计，我国未来五年需要的数据服务中心服务器运行规模1000万台以上，这至少需要5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再加上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机房等基础设施，加起来要10000多亿元规模。未来我国大概需要600万个5G基站，与之配套形成的产业链规模至少10000多亿元。中国现在有大约100个行业，上百个行业背后是上百个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应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背后的企业、设备都要安装配套的数据采集设备、监控设备、检测设备、通用设备等，这就形成了上万亿规模的配套芯片等软硬件产品，这些设备与外界建立联系过程中进一步传递、放大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于是背后又是几万亿的软硬件配套支持。也就是说，仅仅从数据处理中心、5G基站、物联网等方面来看，新基建至少有10万亿人民币的空间，带动经济生长作用是非常大的。疫情以后的世界，大家当前都是揣测，但有一点在跨国公司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计算、IOT、远程等。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数字基建上加速，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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