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黄永玉有本诗集，书名是《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曾经有过那种时候……知识分子成了小丑。

1958年，甘肃千里沙漠中的夹边沟农场，农业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对高尔泰说：“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

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都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

在饥馑和死亡笼罩下的农场，甘为小丑，已成为知识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

知识分子小丑化的极端个案，或以赵俪生笔下的史学家童书业最为典型吧。

20世纪50年代，赵俪生与童书业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赵俪生回忆：“童书业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

有多怕？

某星期天中午，赵俪生的妻子在家和衣而卧，童书业悄悄进来跪倒床头……

原来，“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

‘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

童书业能臆想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名流联手的反革命集团，足见其心理已因恐惧而趋变态。

又一次，听说蒋介石要反攻，童书业忧心如焚，无法自制，遂找到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种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已沦为笑柄。

童书业夫妇和顾颉刚

当然，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现象，更是登峰造极。

俞平伯被抄家时，红卫兵开始不详其钱物所在，后见其夫人紧抱一盒，打开一看，竟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抄没而去。俞平伯却在后边追着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向抢劫者讨利息，可谓迂不可及。

陈四益回忆说，文革初期，其师赵景深被关进牛棚，“有一位学生看守着他。不知是那位‘看守’有事还是贪玩，总之，他想暂时离开一下，但又担心被看管的对象逃跑，于是，便用绳子将先生绑在床上，锁上门扬长而去。先生痛苦难耐，又不敢呼救，于是便哀声作牛鸣。路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敲门不应，便破门而入，这才发现牛鸣者竟是先生。问他为何这样？答曰：‘我是牛鬼蛇神。’此事非我亲见，但听说之后，心中惨然，并隐约感到，这种悲惨的滑稽，实是一种迂曲的抵抗。”不论如何，名教授无奈而作牛鸣，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进山开荒，尽管脱离了原来批判斗争的世界，但内心的政治阴影依然浓重：“夜里挤睡在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

高尔泰右边是史苇湘，他回忆：“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么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

一次，高尔泰跟原顶头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动卸煤，“回来睡觉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仅假装打鼾，又假装说“万岁”的梦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在这种小丑面具的背后，又掩藏着多么深重的恐惧啊。

段文杰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至于斯，其处境可怜，其情状则可笑。

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连知识分子都不在乎脸面，可以任人笑骂，成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蹂躏知识分子为乐，则表明那个时代必然是反知识、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个最蒙昧、最恐怖的时代。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对于个人的如烟往事或集体的隐秘历史，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记录者和阐释者，但也因此，我们不免习惯性地强调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受难史，并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来保存和构建苦难的全民记忆；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取消了芸芸众生的受难史。

在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可怜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连知识分子，连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都如此可怜可笑，更何况那些默默无闻的一介普通百姓呢？

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编写历史的权力，他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可怜可笑笔之于书；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头上没有名流的光环，因此也没有知识分子关怀他们的可怜可笑，为他们留下历史的铭记。于是，无数普通人的可怜可笑，就被我们集体记忆的筛子所遗漏了。

所以，我们在编纂精神受难史的时候，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视角，而回归普通人的视角。

归根结底，童书业、俞平伯、赵景深、段文杰……之所以可怜可笑，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们是人，是普通人。那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可怜可笑，更是人的可怜可笑；那不仅是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是一个迫害人的时代。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成了小丑。

▍苏联的新衣

在红潮风暴席卷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左倾化是世界性现象。以欧洲为中心，向西至美洲，向东至中国、日本，各国知识分子咸以进步为号召，以革命为旗帜，以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神圣事业。而苏联作为现世乌托邦的唯一实验场，自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圣地，东游朝圣者多如过江之鲫，本杰明、茨威格、萧伯纳、罗曼·罗兰……都去过。

20年代末苏联因集体化运动产生大饥荒，饿死数百万农民，可萧伯纳回来竟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记述了苏联之行，有所疑虑，但欲言又止；本杰明写过日记，但暖昧地回避了政治，且根本不准备出版（中译本《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罗曼·罗兰当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苏联唱尽赞歌，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阴暗面，却要封存50年才许发表（中译本《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然后，纪德也去了。

纪德，法国人，双性恋者，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年代后期皈依共产主义，在莫斯科方面力邀下，1936年访苏。

临行前，他的老友，从苏联流亡出来的维多·绥奇在信中恳求纪德：“我愿你决不要闭起你的眼睛，你应该看到那些新元帅的后面，看到那机巧的宣传……请你同意我吧：人们对于革命的服务，并不在于掩盖它的毛病，或蒙住它的真面目来骗人的呀！……让我告诉你吧，谁要是想为工人阶级与苏联服务，那他就非睁开眼睛不可。让我以那些人的名义要求你鼓起勇气，要求你具有那明视真实的勇气！”

纪德没有辜负友人所望，他始终不失“明视真实的勇气”，虽在苏联好吃好住，却没有吃了别人的嘴软，回来即写出轰动一时的《从苏联归来》，痛揭铁幕内的黑暗：“我怀疑，现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在希特勒的德国──精神也没有这样不自由，没有这样被屈服，没有这样恐怖（被吓坏了），这样奴化。”（此书至少有戴望舒、郑超麟及朱静三种中译，此据戴译）

为什么以欧洲良心自居的人道主义者们不愿说出真相？

在认识层面，他们由于观念遮蔽了事实，由于道德理想取消了理性判断，一厢情愿地相信苏联是人类未来的文明样板，遂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不惜“以辩证的名义去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这是雷蒙·阿隆批评萨特语，《雷蒙·阿隆回忆录》译作“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见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12页）；

在品格层面，他们害怕真相证明其错误，这将打破他们自己造成的政治神话，破坏他们已经参与其中的一切，他们恐惧被党遗弃，被左翼群体放逐，被所谓进步的事业扫地出门……往好处说，是因为他们缺乏头脑；往坏处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良心。

在那么多罗曼·罗兰们歌颂苏联的大合唱中，纪德之所以能一士愕愕，是因为他始终能将真实置于抽象的理想和信仰之上，置于党派意识形态之上，置于个人荣誉之上。

他在《从苏联归来》自序中说：“……凡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会发生不诚实的危险；……倘若当初是我弄错了，那么最好的事情便是赶快承认我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我对于那些受这错误所牵引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事情里头，顾不到所谓‘自我尊严’，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谓‘自我尊严’。在我的眼睛看来，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身还更重要，甚至比苏联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

苏联之上，还有人类在；共产主义之上，还有人道主义在。纪德在《从苏联归来》的续书中更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一到说谎话的时候，我就不惬意了；我的责任就在揭穿谎话。我所依附的乃是真理，党若离开真理，则我立刻离开党。”（此据郑译）

即使在他访苏之前，在最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也充满怀疑精神：“使我害怕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宗教，也是按照一种教条、公认的教义、条文和放弃批评来行事的……我之所以仍然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因为，我的心灵、我的理智本身建议我这么做，绝非因为‘它被写在……’不论提及的文章是马克思的，还是列宁的，只有当我的心灵和理智赞同的时候，我才能服从它。”（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378页）

──“只有当我的心灵和理智赞同的时候，我才能服从它”，说得何等清醒明晰！正因为有这层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底色，以后他才能如此决然地戳破那重苏联的皇帝新衣啊。

革命就是苏联的新衣，在这件乌有的新衣里的，是赤裸裸的暴政。所可叹息者，是苏联的新衣即使戳破了，但依旧有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一再编织出苏联式的新衣：萨特之于中国和古巴，乔姆斯基之于红色高棉，福柯之于霍梅尼的伊朗……其中尤以法国知识分子更甚。幸好，有纪德，还有阿隆，还有加缪，他们尽管孤立，依旧自信，捍卫了法国知识界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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