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我所知道的陈毅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人物长廊，厡载《党史博览》作者柯华
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作准备。１９５６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陈毅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１９５８年２月，才正式出任外交部部长。１９６０年１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１９６４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的困难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很深。
第一个印象，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我商量，我们把杜易推荐给他当了秘书。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有些人新到任必随身带几个老部下，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出陈毅对干部不讲亲疏，不搞帮派，大家也因此更加敬重他。杜易对陈毅非常忠诚，关心陈毅的安全、健康，在“文革”中一些关键场合帮助出出主意，在困难时候安慰陈毅。杜易后来写了本书，名字就叫《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我看过这本书，既饱含着对陈毅的深情厚谊，又大量保存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实。
第二个印象，他对干部非常爱护。有一次，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康生看后批了几个字，说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于是，在外交部司长以上的会议上，把我批斗了三天，有人还提议召开全体大会批斗。陈毅和廖承志知道后制止了此事。
陈毅对干部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当时外交部对驻外干部的津贴费提出一个削减的方案。随后，方案发给各驻外使馆征求意见。驻埃及大使回电表示支持，但说要把卫生纸、肥皂、牙膏等日常用品从国内带过去，说这样津贴就够用了。会议主持人在会议上念了这位大使的电报后，说这位大使是支持削减的。我知道这位大使是喜欢说反话的，我说我看他不是支持，而是说反话。陈毅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家的意见，主席说，对外不要过于寒酸，津贴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果，津贴按主席的指示增加了。
陈毅对干部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很严厉。他批评起来直言不讳，但是批评完就没事了。他不仅批评别人，也常以自己犯过的错误来教育大家。他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我们的敬仰。
每次我们和陈毅一起外出，他总是和我们住在一个宾馆里，一起吃饭聊天，谈笑自如。
１９５８年，美国入侵黎巴嫩。我在部党组会议上提了１３条意见，讲对美斗争策略。陈毅听完后说，柯华你提的这１３条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中央的一条，有了中央这一条，问题就解决了。他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我们。陈毅的传达，也说明他对干部的信任，但他同时要求大家保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１８人，陈毅让把这１８人的名字记录下来，如发生泄密，就从这１８人中查问。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外交工作一度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国际上斗争很激烈。这时候，陈毅有一段很有名的讲话，说你们都一块儿来吧，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一块儿来进攻吧，我们等着，等得头发都白了。当时全世界都很震惊，这么大的气魄，只有中国敢这样讲话。陈毅的外交战略思想和胆略气魄也充分体现出来了。我们做外交工作的人听了，深感振奋。
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就有了自己的一套思路。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讲政策，不能乱搞，要抓革命促生产，外交工作更不能耽误等等。他在许多场合积极宣传这些观点。他也多次将矛头直接指向林彪。陈毅了解林彪的历史。１９２７年，林彪还只是一个连长，而陈毅却是这个团的领导，他当时就觉察到林彪很有投机性。
当时，外交部的造反派玩了一个笨拙的手腕，或许是他们的所谓策略吧。他们请陈毅当红色造反派的司令，给他戴上红袖章，请他在大会上讲话。陈毅上台后，开始还平心静气地讲了他的思路、主张，用意当然是在教育外交部的造反派。可是讲着讲着，陈毅语气一变，说：“你们让我当司令，可不要当面叫司令，背后使绊子。”他又说：“一些红小鬼，陈丕显、方毅，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我要为他们说话，奋不顾身地说话。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说。革命历史证明，整人的人最终是要失败的，能团结人的人最终是要胜利的。我说这些话，可能会坐牢，老婆离婚，甚至杀头。我不怕。我从来不靠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我就不相信，就你革命，我陈毅就不革命。你不就是个连长嘛。”
陈毅讲话的时候，参加大会的有几百人，地点是六国饭店的大礼堂。我们听了，心里很痛快，只有陈毅敢这么讲。他讲话讲到激动处，就把麦克风推到一边去，自己大声地说。
对造反派的混淆黑白，胡作非为，陈毅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他在外交部全体人员的大会上讲话，没讲多少，就把袖子一捋，喝道：“你们要造反啊？！”第二天，围攻他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出来了。
我写了一张支持陈毅的大字报，从二楼一直挂到一楼，写了１２个大字：“陈毅同志的脾气发得好得很！”三个人签名，我的签名在中间，写得很大。另外还有两个人签名：一个是甘野陶，是外交部第一任驻朝鲜的临时代办，被说成是“叛徒”；另一个是龚普生，被说成是“叛徒”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的夫人，当时任条法司司长。他们的名字写得小一点，写在两边。有人对我说，你写也可以，为什么要带两个“叛徒”呢？我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叛徒。后来，我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挨了不少斗。军代表给外交部的人发毛主席像章，特别指名不发给我。
当时外交部的一批干部子弟，对揪斗陈毅和老干部很不满意，围着外交部质问为什么要打倒陈毅，和造反派辩论。陈毅知道后，把他们召集起来讲话。陈毅说：“他们要造反。我现在没有人，以后有人了，我再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我大儿子当时就在旁边站着，说：“老总，我们都是你的人。”陈毅说：“现在不是时机，等时机到了再说。不是不报，时机不到。”
在此期间，陈毅热心于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和思路，有请必到，苦口婆心地规劝大家。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很生动地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认为越“左”越好，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不要有一次错误和缺点就把人打成“走资派”，打成“黑帮”。他说这样太简单化了，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一样简单化，我犯过和你们一样的错误。他谈自己的经历，这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使很多人能正确地坚持斗争。他的讲话传得很远，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而且传得很快。在“文革”中能够形成一种与造反派对立的力量，陈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造反派面前，陈毅也直截了当，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外宾，陈毅去了，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也去了。他向陈毅提出来，欢迎客人的名单中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毅后边，排在其他副部长前边。陈毅不同意，他恼羞成怒，摔门就要走。陈毅当面痛斥他说，什么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那段时间，我们都担心，怕陈毅说话太多太冲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有一次，他在钓鱼台接见外宾，我和一个翻译、一个记录人员也在场。我怕他又说多了，一见面就抢先提醒他说，陈总，现在都分派，我们三个人就分三派，我是当权派，他是造反派，他是保皇派。陈毅这次总算注意一些，只与外宾谈工作了。
事后，陈毅单独对我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是，我不说谁说？不说就不是共产党员！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样的共产党员不值一文钱。”我知道，他这话对其他一些同志也说过。应该说，这是陈毅对全国共产党员说的话。
有一次，周总理召集外交部的一二百人在中南海开会，批评造反派拆掉一些司长以上干部的电话和取消他们的汽车，要造反派即刻把电话安上，把汽车恢复给这些领导干部使用。正在这个时候，陈毅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这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总理安详地望着陈毅说：“陈总啊，你还是耐心点嘛。”陈毅说：“我还不够耐心吗？”说着，他就听从总理的话坐了下来。
另有一次，总理召集一个小会，有十几个人参加，陈毅是后来的。他一进门，就边走边说：“接班人应该是你嘛，怎么是他呢？”这时，总理把手一摆，谦虚地说：“我只能当个助手。”陈毅很不服气地坐下了。
“文革”初期，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大讲所谓的政变经，说“文革”就是罢官的运动，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有一次，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有的人嘴里说得好听，实际上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别看他《毛主席语录》举得很高，实际上是什么人，我还要看。
陈毅压抑不住他对林彪的愤怒。在许多场合，他都毫不掩饰地揭批林彪。有一次，他对上海来的同事讲，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得比他的亲生父亲还要亲，斯大林死了，他就焚尸。现在毛主席的威望这么高，有的人还要捧。历史是很相似的。他要是不当叛徒，我就不姓陈。
陈毅与江青、林彪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了。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在中央的一个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元帅，还有谭震林等老同志，公开与林彪和江青斗争。陈毅当时讲，历史不是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子交给赫鲁晓夫了吗？不是搞了个修正主义吗？事后，江青等向毛主席汇报了上述情况。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的序幕。
造反派曾经问陈毅：“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这时候，陈毅义正词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在批斗会上
“文革”开始后，各种工作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外交工作也很混乱。当时外交工作发生了许多事情，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印尼使馆，我国驻外某使馆在楼顶上立霓虹灯大标语等；大使请客，我们的服务员不给端盘子，而由大使自己去端；把抄家抄得的埃及总统送的礼物拿到大街上卖，被埃及大使买了去，向我们提抗议。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总理实在忙不过来，希望陈毅尽早解放，因此请他带头作个检查。陈毅说自己没有错，为什么要作检查。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又想为总理分担一些工作，就耐着性子答应作检查。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１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由陈毅作检查。造反派让我去参加大会“接受教育”。会前，周总理对造反派提出要求，不许在会场上悬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不许揪人，不许侮辱陈毅的人格。为了安全，总理还安排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坐在前两排。大会开始后，周总理讲了一些话，讲完就先走了。总理一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从二楼放下来了，几个造反派冲到台上揪陈毅。战士们护卫着陈毅，把他们推开了，但陈毅的脸已被抓出血来。
周总理走的时候，会议交给谢富治主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言不发，根本不管。周总理听说后，立即赶回人民大会堂，批评造反派违背诺言。会议结束后，总理安排陈毅的车和他的车一块儿走，以确保安全。
那天上午开完批斗会，中午陈毅在钓鱼台招待非洲外宾，我出席作陪。我看他平心静气，和客人谈笑自如。他向客人敬酒后对我说：“柯华，你给客人敬一杯酒嘛。”我说：“你都敬了，我给你敬一杯吧。”他说：“你给我敬什么，我是‘走资派’。”我说：“我就敬你，祝你健康。”我敬酒的时候，造反派就在一旁瞪着我，后来这当然成了斗我的一个理由。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下午，在外交部又举行了一次批斗陈毅的小型会。当时毛主席对陈毅有个“一批二保”的指示。周总理也亲自到场，他先派人进会场看有没有打倒陈毅的标语，自己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检查的人说里边有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就不肯进去，在盛夏中坐在门外太阳底下，有同志给他草帽他也不戴，一直到大标语撤掉了才进去。这天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勾结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数百人来揪抢陈毅，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周总理事前安排了卫兵保卫陈毅。周总理走后，造反派来抢人，卫兵在外交部保陈派的帮助下把陈毅藏到洗澡间。那一次，陈毅被困在洗澡间达五六个钟头，最后还是周总理令卫戍区派车把陈毅从后门接走了。
这样的批斗会，陈毅先后经历了八次。所谓批斗，实际上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八次批斗会对陈毅的身心是严重的摧残。
陈毅在困境中的心情，可想而知。有一次，我在钓鱼台见到陈毅，我说外交部的老同志托我向你捎话：“我们都认为你没有犯错误，你是大功之臣。”陈毅打断我说：“唉，不说了。”其实并没有人托我向陈毅问好，但我相信我的话代表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
龚澎和我是同学，“文革”期间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当时我对陈毅说，我和龚澎约好了，要去看你。其实我们并没有约好。陈毅当晚就给龚澎打电话，说柯华说你和他要来看我。龚澎说是啊。我和龚澎都有心安慰陈毅，虽没有约好，她是会想到我的用意的。
陈毅生病的时候，正在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劳动，周总理亲自批准将他接回北京治病。回到北京后，３０１医院推说没有房子，结果陈毅等了五六天才住进医院，会诊说是亚急性阑尾炎，开了刀才发现是结肠癌。那次手术没有做干净，扩散了。后来周总理找了肿瘤医院的吴院长亲自给他治疗，吴院长虽很认真负责，但已是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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