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之子：我看温总理的纪念文章
1986年2月5日，胡耀邦总书记(右三)到贵州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右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右一)等同志在黄果树大瀑布前合影。（资料图）
1985年温家宝被调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副主任，从此就留在中央（资料图）
我看温总理纪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文。
《看待》提到我，说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叫父亲为爸爸，叫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的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晚饭之后，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事。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90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我们兄妹的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她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当年选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父亲提出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他也注意在老一代革命家、在开国元勋中的后代中培养人才，但同时强调，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有部队基层生活锻炼的经历。父亲那种对干部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有人会问：为何温总理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因此就成为媒体上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每位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对一位过世的公众人物来说，家属、亲友、熟人、同事、上下级的纪念，固然让家人感动，但让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生面孔”的人纪念他、记住他就太不容易了。温总理写纪念文章是个例子。让更多“生面孔”能记住的人物，才更有历史的魅力。
胡耀邦与胡锦涛在贵州（资料图）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来见我父亲
我没有带着锦涛同志去见我父亲。我是要澄清这一点。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日本记者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做澄清后他们都不登出我的观点。2008年，我去日本访问，《产经新闻》记者又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一定得登。他说可以。我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没有去党校，也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锦涛同志一起学习过。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这家报社刊登以后，我从日本回来后将这个新闻交给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澄清，这对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好，对我们国家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个真实的反映。
以后就是工作的接触，后来，耀邦同志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过年就会来。就是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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