砼程铸魂，献礼百年 |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之党史篇（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缩，而是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南昌起义

由于中共中央在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那时候南方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他们正分驻在江西北部。这是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共同注目的力量。7月15日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后，立刻调动军队对这个地区采取包围之势。

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恩来等人率领在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部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撒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声响亮回答，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

（图源：文史茶馆2020）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省委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暴动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

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暴动问题，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土地问题，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最终，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个县发动,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起义在9月9日发动，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远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平江、浏阳地区，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当这支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秋收起义安源军事会议旧址

（图源：travel.qunar.com）

中国共产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六大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大会指出，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大会作了正确的结论。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大会的决议，在全党传达贯彻后，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作用。

中共六大会址

（图源：mil.news.sina.com.cn）

在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把工作重心逐渐从大城市转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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