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人
邪不压正得以成立的条件是——正人要支持正文。
本不想谈社会问题的。
尽管我对社会长期关注，广泛关注，并深入思考。
多年来，我都避谈社会问题。
为什么我常晒小小然的成长点滴？
类似于陶潜之于南山下种豆是也。
吾之所为，甚至令不少老友觉得我俨然蜕变成了“岁月静好派”。
老实说，我从不反对岁月静好。
人在本质上是生活的，社会条件良好或社会条件不好，都不能排斥生活。
这是简单道理，此不多言。
但是。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地冲击到了我以及几乎全体国人。
最近看到很多脑残文如非洲蝗虫一般在空中飞舞，感觉智商与良知受到双重侮辱。
我准备把想法与看法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2008年汶川地震，遇难者七万余众。天地痛泣，举世伤悲。但在此背景下，山东劣质作家王兆山老匹夫写烂诗、抒滥情，其中最刺激民众神经的句子是：纵做鬼，亦幸福。
这次新冠灾害发生后，又有一些等而下之的烂文人跳出来写出同样令人恶心的诗句与文章，其数量之多，品质之劣，令人恍若与人生活在两个世纪两个世道。
那种漠视生命的滥情，皆因其感染了文化病毒——反良知反理智的文化Rna片断。
感染了这种文化病毒后，就会表现为极度媚权、噬利、反智。
古今中外，灾祸频发。
发生灾祸，各国各朝的有司部门都会主导救灾，此乃天经地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灾祸发生后发挥社会治理的正面功能——当其救灾得力，可得褒扬。当其救灾不力，应受批评。如果有哪一国哪一朝，只准褒扬而不准批评，那一定是一个扭曲的、邪乎的。
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令人痛心疾首。
所有人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严肃问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
责任人有谁？
病毒如何发生、如何传染、如何害人，这是纯科学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全球科技界都在共同努力，尽可能地揭示并予以解决。吾不多言。
疫情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权重还是民重、开放还是封闭、壹神总揽还是群民并治——也就是传统还是现代的问题。
回首这两个多月发生的事，犹处梦中——相信许多人与我一样：不甘心，一万个不甘心，一亿个心不甘——不甘心疫情如此轻易地、严重地、大范围地扩散开来——冥冥中总感觉到时光可以倒流、疫情能够控制在其初起之时——吾知之，出现了认知幻觉。
现在很多人还在纠缠于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发现了具有传染性的新病毒？
这其实不是一个值得过多讨论的问题。
因为有许多明摆的事实已经呈现，稍稍明智者承认并尊重这些事实即可。
一方面，据中国学者在英美等国的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看，在2019年12月已发现诸多不明肺炎的病例——出现了新型肺炎疾病。
二方面，据《财 新》采访多方当事人——武汉医生、教授、基因检测机构——在2019年12月24日－2019年12月30日期间，已有广东、北京、上海等多家机构作了病毒基因检测，并给出非常相似的检测结果：萨士病毒——后被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该新型肺炎疾病具有传染性。
另外，还有各种当事人的疫情记录作为佐证。
此视频中的张教授是当事人，从其说法中，还不能清晰地判断真假与是非吗？
还有一个张教授视频。张在受访中明确表示，12月份即发现了“萨士”……但这个视频没过审，因为它“含有真相”，“不宜传播”
发现了新型严重传染病，应当如何处置？
说实话，在技术层面，这是一个太小儿科的问题，根据不用我来逞能、多舌。
17世纪欧洲鼠疫发生，在人类还不知细菌与病毒为何物的情况下，就采取了隔离措施。
远的不多说，近的，1918年伍连德在东北消灭瘟疫的办法也是隔离。
再更近的埃博拉、傻士、中东呼吸症，都是采用了隔离的方法——人类已有足够的智慧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隔离越早，效果越好。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并被发现后，为什么没有及时地采取隔离措施呢？
十二月份没有隔离，新闻也没有相关报道。
一月初没有隔离，训/\诫了八、位、医、生，央视各频道轮番报道，辟谣。
一月中旬没有隔离，没有报道，湖北'二/\会'召开。
一月下旬，疫情迅猛发展，各省纷纷启动一级响应。
全体国人在春节前两天，突然傻了眼，好像这疫情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不由得不恐慌。其实，它是历经近两月的酝酿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新冠病毒特别邪恶，令人愤慨，但它也确实给我们预留了起码不少于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一个多月时间成为了处理疫情的垃圾时间——宝贵的时间与机会就这么白白流逝了，多么令人痛心啊！
我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去年九月，某高校某教授联系我，要带领六十多名大四学生来进行专业交流，约定时间是下个星期的星期二。
星期一晚上深夜，该教授紧急联系，说是有学生疑似肺炎，全年级学生都要前去医院体检、隔离，交流之事暂缓。
试想，如果武汉方面有这个学校的处置态度与方法——
疫情会失控吗？
数千民众的生命去丧失吗？
十数亿人需要被隔离在家吗？
无数企业单位会因此而蒙受巨额损失吗？
世界各国会闻冠而惊吗？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无论是精神冲击还是现实损失，都是无比巨大的。
作为现代人，每个人都应知道，人类历经灾难，有着无数痛苦的记忆，人们心中有着一根紧绷的、近乎于条件反射般的反应弦——一当出现新的疾病，有着一整套的应对处置措施，包括且不限于：病毒基因测序、治疗患者、人员隔离、向公众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宣传避疫知识……
现在不是公元前五世纪，也不是公元十二世纪，还不是十九世纪，也不是二00三年之前，而是二0一九年……而且，武汉，有着号称亚洲第一的病毒研究所，并且在2019年8月刚刚举行过应对新型病毒的实战演习……
武汉的疫情为何在短短的几天之内（1月10－1月20）得以迅猛地发展起来？
因为，这个新型肺炎一开始没有被当作传染病来进行正确处置，致使大量医生（包括非呼吸科医生）感染，医生成为病毒二传手——大家知道，医生一天要接诊大量人员，而且医生与求医者是高度的密切接触关系——公开的媒体报道，湖北有三千多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接诊了多少人，传染了多少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另外，武汉当时比较混乱，去医院求医者相互之间交叉感染严重——总之，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大暴发！悲乎！
说起来令人痛心。
一切本来可避免。
这次新冠病毒暴发开来，对每一个人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怎能不让人痛心？
在正常人都会痛心的情景下，有一些聪明狗大度地表示，这病毒比较特殊，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已经是大幸了（痞文、烂文《何其幸也，生于华夏家》《新、冠、君》……）
有如此思路的人：
部分是冷血者——将过度的谀词献给该受诅咒者，却将民众的生命及利益置于次要地位。
部分是无知者——不懂得正常的社会运行机制是什么样的，把不正常当作正常。
如果有人认为我在这里的分析有“事后诸葛亮”之嫌，那请他再认真读读此文，启动一下正常思维，好好想想。
当新型病毒发生的时候，如何应对，对于刘禅、程咬金、李逵、牛皋、朱由检、道光、张铁生、陈泳贵等等来说，可能做不出正确应对方式，因为他们不具备理解疫情的知识基础与认知水平……但是，对于高辐、曾光、石Z丽、王筵轶、王广发等等等等以及那些一贯瑛明的人们来说……你想低看他们吗？你要把他们看得多低？
我不想全面分析而写得太细，以免耽误读者朋友太多时间。
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
责任人何在？
我不想做任何结论。
我只想做一个调查。
请表达你的看法，并请转发，以让更多的人来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
国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