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本压力山大：孩子学业遇阻身陷绝境，父母往往却是最后的知情者

在美国上大学往往需要面对沉重的学业压力，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抑郁和焦虑等心理疾患所困扰，而鉴于美国联邦法律对于学生隐私的保护，大学生一般均被视为成人，期望自己解决面临的一切问题。家长往往无法得知孩子的真实情况。《纽约时报》本篇深度报道通过一位自杀学生的案例，反映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学生深陷困境，学校是否要告知家长？作为留学生家长，孩子远在海外压力更加巨大，因此更有必要对孩子的心理状态加以必要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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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儿子格雷厄姆（Graham）于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的宿舍悬梁自尽后的那几天，吉娜·伯顿（Gina Burton）在缓慢地处理着儿子的后事，这位满怀悲伤的母亲从一些闲言碎语中，感觉总有些事情不太对劲。

对于学校的深切哀悼以及请求配合，她承诺学生教务主任留存一份讣告副本，“这样你能了解汉密尔顿学院对他是多么的特别。”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过世“毫无意义”，她颇感困扰地补充道。第二天，伯顿夫人收到来自校长的慰问，答应他承认汉密尔顿学院对她儿子“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仅仅过了两周，她读到儿子的日记，情绪有了天翻地覆般地变化。作为一位大二学生，伯顿在日记中倾诉道：他上的四门课中有三门不及格，称自己是“毫无希望的失败者”。他睡不着觉，一直缺课，没有按时交作业。他明确表示，学校很清楚他所处的困境，但迟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和理解。

“你们愿意澄清此事吗？”伯顿夫人在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中质问道，邮件于凌晨2点53分发往教务长，并抄送校长和教务主任。“如果这是格雷厄姆轻生的主因，请恕我无法配合你们。”

每一年，当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大学时，都满心期待孩子们一切顺利；至少，万一孩子们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家长也能及时获悉。伯顿夫人经历了每一位母亲最怕遭遇的噩梦：当孩子学业遇阻身陷绝境时，身为父母却成为最后的知情者！她的遭遇激发一波痛苦的反思，并对一场运动推波助澜，该运动目的在于揭开大学所谓保护那些正在学习长大成人的青年学生隐私和自主权的神秘面纱。

仅次于各类事故，自杀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年龄段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在过去几年，寻求治疗焦虑和抑郁的大学生急剧增加，而学校也努力加强心理健康研究和干预水平。即便如此，学生家庭持续施加压力，要求学校为学生的健康平安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全美范围受到密切关注的一个案例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周一裁定，麻省理工学院毋需对2009年一位研究生的自杀事件担责。但法院裁定，一所大学可能对某些特定状况负有责任，例如当学生明确告知学校工作人员具有自杀企图时。

卡罗琳·雷纳奇·沃尔夫，一位心理健康律师指出：“如果学校对学生的状况漠不关心，我认为人人都应该知道这是不对的！”

根据《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报告，位于纽约北部汉密尔顿学院的教授们在秋季学期大部分时间里都对伯顿的状况表示担心，并清楚地了解到他已经深陷抑郁。在他去世一个多月前，伯顿的顾问莫里斯·伊瑟曼（Maurice Isserman）在致教务主任的邮件中写道：“很明显，这位学生已经完全失落和崩溃。我不清楚联系父母的具体程序或流程，但是，如果他是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想知道。“这些语句是伊瑟曼教授一系列警示邮件中措辞最严重的。

伊瑟曼教授触及了伯顿夫妇最关注的问题核心所在：大学是否有责任告诉家长其所知学生的一切状况？”

大学管理人员表示，联系家长将受到“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简称FERPA或FERPA）限制，这是一项管理学生隐私的联邦法律。在近期的一次学生聚会中，当被问及伯顿家庭对于未被告知孩子深陷困境的不满，一位汉密尔顿学院管理者做出上述回复。该法案将大学生视为成人，未经本人同意禁止家长获悉包括孩子的成绩单在内的最基本信息。

但凡事皆有例外：当学生签署同意书后，如果学校获知孩子属于父母纳税记录中的被赡养人，或者孩子处于健康或安全紧急状态时，学校可向家长披露学生的任何信息。即使如此，联邦法律允许大学（向家长披露信息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此情况下，学校可以（但非必须）披露信息或者告知其家庭成员孩子具有自杀倾向。

格雷厄姆·伯顿是近年来去世的汉密尔顿学院学生之一，他的名字被铭刻在校园一面墙上以资纪念

大学风险管理顾问布雷特·索科洛（Brett Sokolow）表示，大学不仅利用这项法律保护学生隐私，还确保学校免遭家长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冲击。

索科洛指出：“我们需要保护学生的隐私和秘密，这是与人为善的。但当一个人都要死了，你究竟是希望维护隐私，还是努力让他活下去？”

当大学疲于应付学生生活的管理，家长们往往也难以认清何时应对孩子施以援手。部分汉密尔顿学院的管理人员指出，他们不希望鼓励直升飞机式的家庭教育模式，家长也可能是问题的组成部分。

学生心理健康倡导组织Jed Foundation的首席医疗官维克多·施瓦茨（VictorSchwartz）博士认为：“人们担心如果学校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联系家长或建议学生休假，实际是变相阻止孩子们前来寻求帮助。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在走钢丝。”

预警信号

无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多么地紧密，孩子们有太多的东西，尤其是内心想法，是家长无从知晓的。

很多家长惊讶地发现，他们可能一直都无法看到孩子的成绩报告。如果他们足够幸运，学校可能会寄过来一封可以贴在冰箱上的祝贺帖，告知孩子的成绩出色。不过当一个孩子成绩不合格、或者因抑郁亟需帮助，作为学费账单上通常被称为“授权付款方”的家长，不太可能收到学校类似的通知。

即使在自杀威胁明确的情况下，学校也不太愿意让家长介入。

2016年春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三学生奥利维亚·孔（Olivia Kong）一直睡不着觉，担心自己无法放弃一门可能会不及格的课程。

根据她父母最近对宾大提交的诉讼显示，孔同学于4月7日致电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告诉值班心理医生她正考虑自杀，自2013年以来，该校已有14位学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天晚些时候，她提交了一封电邮申请允许她在规定时限之后撤出那门令她倍感困扰的课程，并提到：“我有自杀的想法。”

到了周末，她回家与居住在费城附近的父母见面，并与上次值班的心理医生交流。这位精神病专家在报告中写道：“我提到急诊费用可能低于葬礼安排。”他补充道，“因为她说实际上已经计划周日回学校自杀。”

孔同学确实回到了校园，周日午夜时分，她的爸爸妈妈特地赶去看她，在宿舍外与她见了一面。母亲摸了摸女儿的额头检查她是否发烧，然后留给她一些专为她做的饺子。

第二天一早，孔同学走进一个通勤火车站外的阴暗隧道，静静地躺在铁轨上。列车司机未能及时刹车。

“我们至今还是倍感震惊，”她的母亲上个月在他们聘请的费城律师办公室表示。“学校，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他们却守口如瓶。”宾大发言人罗恩·奥齐奥（Ron Ozio）对此未予置评。

伯顿案例中的预警信号可能略为模糊，心理健康律师沃尔夫女士指出，无论如何大学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应对方案。

孔先国和赵琳是20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自杀学生的父母亲。他们没有被告知女儿奥利维亚·孔曾与顾问谈到发生自杀的想法

伯顿的父亲斯图尔特（Stewart）是一位投资银行家，母亲吉娜（Gina）在家抚养两个儿子和从事志愿者工作，他们对伯顿抱很高的期望，在大一开学时从多伦多的家中驱车五个小时把他送到汉密尔顿学院。

伯顿在学校的绰号是萨维奇，朋友们被他的幽默感和不拘小节的风格所吸引。伯顿身穿格子夹克，头戴红色枫叶帽，欣然坚持着自己加拿大本色.。一位朋友回忆道，在自杀前的几个星期，在一个学生咖啡馆里曾看到他歇斯底里地演奏摇滚歌曲“海上的飞机“。

他经常会弹上几个小时吉他，和他的密友马克斯·菲利普斯谈天说地，后者二年级时就住在他对门。菲利普斯回忆道，伯顿看起来非常有创造力，编剧本、写小说、记日记。但他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而且睡眠极不规律。菲利普斯说：“他的表情相当忧郁，我得努力逗他发笑。”

菲利普斯事后回忆;“这肯定事出有因。”

教授们也同意上述说法。有关伯顿死亡调查报告显示，四位任课教授中的三位，连同其顾问和教务主任，就其经常旷课交换了电子邮件。这三位任课教授提交了四份学术预警。伯顿有时会回复他们的电子邮件，在开头会颇有礼貌地说“你好”，但接下来的措辞则令人心烦意乱。

三位教授中最年轻的、三十多岁的拉丁老师Anne Feltovich是最为同情伯顿、也一直坚持帮他。“亲爱的格雷厄姆，”她在10月24日发给他的邮件中写道，“你好像掉队了，你还好吗？“。接着，她主动提出给他一个补救机会，并在休息时间通过Skype辅导他的拉丁文。她在邮件中鼓励道：“我从远处给你支持和力量。“

他的顾问伊瑟曼教授起初认为伯顿对学业的漠视“恐怕是习惯使然”。但他很快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升级了预警等级。

11月2日，伊瑟曼教授致信教务主任维维扬·阿黛尔（Vivyan Adair）称伯顿已经失联，他说伯顿已陷入完全的“失落与崩溃”。大约两周后，伯顿致信Feltovich教授，称他曾与教务主任见面。

当被问到关于伯顿之死，阿黛尔教授上周在一封电邮中表示，她曾要求伯顿“告诉父母自己学业遭遇很大困难，如果他感到抑郁，务必到心理辅导中心寻求帮助。“

不过她说，当与他见面时，从他的作品和社交面来看，伯顿在学校似乎混得不错。阿黛尔教授表示：“我的工作在于解决他的学术问题，我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我知道他有自杀倾向，我肯定会采取额外措施帮到他。“

报告认为，学校不存在任何政策或实践阻止工作人员联系父母。但指出，“教职员工的普遍印象是：学校的总体理念是把学生视为成人，让他们自主处理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在期末考试周的某一天的凌晨1：30，菲利普斯从学校回到宿舍，发现伯顿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但菲利普斯早上还要参加期末考试，问伯顿能否稍等一会再说。

12月14日上午11时许，当他考完试回来，打开伯顿宿舍的房门，发现他已经用皮带悬梁自尽，双脚离地板只有数英寸。

菲利普斯忏悔道：“伯顿之死每天都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感到非常内疚，要是那天凌晨一点半我能和伯顿聊聊，没准他还能多活至少一天。“伯顿留下的吉他送给了菲利普斯。

在学校从事独立研究的Ian Lunn认为学校管理者和家长之间的隐私防火墙过分坚固

在伯顿的书桌上发现了四张名片：一张是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某位咨询师、两张来自教务主任，上面写着精神病专家的名字、最后一张则是另外一位心理咨询师。

报告指出：伯顿从来没有被列入学校的“问题学生“名单。除了学业预警之外，他并未被包括心理咨询中心在内的任何人所特别关注，他也没有出现在每周一次的问题学生会议的讨论范围之中。

隐私防火墙

伯顿夫妇认为他们至少应该得到挽救儿子生命的机会。读完儿子的日记后，伯顿夫人写信给汉密尔顿学院校长大卫·威普曼(David Wippman)：“我能够向你保证的是，我们会竭尽全力使格雷厄姆得到所需帮助。“

伯顿夫妇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伯顿去世后，妈妈在发往学校的电邮中提到：她已经为儿子失眠预约了医生，她还与儿子他谈论到一家精神诊疗诊所做个脑部扫描。但她同时还获知，儿子与她讨论了课程，并期待着未来的安排：全家一起的滑雪之旅，买一辆二手斯巴鲁车，找一份暑期工作。

在儿子去世超过一年以后，伯顿夫妇仍然悲痛不已。他们在三月给汉密尔顿学院社区写了一封公开信。注意到汉密尔顿学院在儿子过世九个月后又发生一起学生自杀事件，他们表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儿子之死并未让学校彻底反省、并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其他学生。“

学生们通过电子邮件分享了这封信。伊恩·伦恩（Ian Lunn）是其中的一位读者，他认为学校管理层和家长间的防火墙过于坚固。伦恩指出：“很多人都觉得告知父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可不想死。”伦恩正在对校园自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

伯顿的同学和朋友德鲁·麦克阿瑟（Drew McArthur）对签署一份放弃全部隐私权的协议有所抗拒。不过他补充道：“我愿意签一份有条件的隐私披露协议，例如当你状态堪忧时…当然这个条件比较主观、但我相信学校能够就此做出正确的判断。“

该报告建议汉密尔顿学院为身患抑郁的学生建立集中化个案管理系统。报告还推荐举办“感同身受”座谈会。

学校管理人员没有对伯顿之死发表评论，但表示已经根据该报告的建议采取了相关措施。他们将招聘一位专职副主任负责学生支持工作，并由具备心理健康资质的专业人士出任该职位。教授们正在接受培训协助识别抑郁学生，这些收到关注的学生将由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跟进。学校还成立一个由副校长牵头，包括教师、志愿和学生成员的协作组织，以缓解学校的压力。

尽管进行了上述改革，教务长特里·马丁内兹（Terry Martinez）仍表示，当教师担心学生的状态时，他们得先让他知情，而不应直接联系家长。

在致学校的公开信中，“当教授、教练、顾问或其他学校社区成员对学生的状况有所担心时“，伯顿夫妇要求学校必须强制性地通知家长。

对于学校没有告知实情，伯顿夫妇一直无法释怀。“为什么她不给我们打电话？这令我们困扰终身！“伯顿夫人在致校长的电邮中这样提到曾与儿子面谈的那位教务主任。她指出汉密尔顿离家里只有五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当天就能赶到学校，为他鼓劲，带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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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nemona Hartocollis；原载：纽约时报；编译：本号。本文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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