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家庭望子成龙，补习班文化传至美国
皇后区唐人街法拉盛的主街上，领航学术补习中心(GPS Academy)的建筑，以挤挤挨挨的珍珠奶茶店和纪念品路边摊上方的中英双语标牌宣示自己的存在。建筑内部，不多不少正好十面三角旗装饰着主办公室的后壁，上边分别印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字样。这些旗子似乎在无声地对补习中心的学生施加影响，问他们是否敢于想象有朝一日被这些大学录取的情形。不过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提醒。他们早就已经熟知这些名字。
大厅墙壁上的框框里展示着一些简易证书。每一张以深红色镶边的“GPS Academy Award”（领航学术补习中心奖状）上都有一个名字，通常是中文名，并列明了一些标志性的成就，该地区的任何家长大约都会因为孩子取得那样的成就而庆祝一番（或者只是期盼）。完美的SAT分数，“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一家向常春藤盟校输送大量学子的机构的名字。“这就是家长们追求的东西，”领航的创始人兼校长颜谦业(Lawrence Yan)说。“结果。”
领航学术补习中心是一个教育补习公司，专门帮助为标准化考试做准备。学生来自七至十二年级不等，大多出自华裔移民家庭。在亚裔移民社区里，参加这种集体备考班已经成为成长必修课，领航这样的公司置身其中的整个生态系统由此得以形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纽约市共有411家备考中心——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是过去四年间冒出来——一多半都位于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尤其是这两个行政区的亚裔聚居地：法拉盛和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在对面的海岸上，加州的奥兰治县、圣克拉拉县和洛杉矶县，共有861家这样的辅导中心，那些县全都是亚裔家庭占比很高的地方。
与竞争对手的情况类似，在领航，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聚焦于纽约市的特殊高中入学考试(Specialized High School Admissions Test)，要进入该市的九所特殊高中就必须过这一关。（表演艺术学校拉瓜迪亚高中[LaGuardia High] 有一套选拔体系。）参加这一考试的八年级学生当中，只有不到20%的人分数能达到进入一所特殊高中所需的最低标准，其中包括竞争最激烈的史垈文森高中、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和布鲁克林技术高中(Brooklyn Tech)。在领航，这一考试的夏季考前辅导班通常每个工作日都上课，每天三小时，费用在1400美元左右。不过颜谦业说，他的学生实际上都进入了特殊高中。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结果一出来他就会送出Visa礼品卡：考取史垈文森高中的，能收到50美元；布朗克斯科学高中，30美元；其他学校则是20美元。
领航还帮助学生准备其他考试：比如SAT和ACT、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考试，以及纽约高中会考(New York Regent Examinations)。它的教师几乎可以针对大学申请中任何潜在的弱项进行辅导——即便课外活动和个人陈述也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大学入学辅导进行策划。“你知道GPS导航系统会怎么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吗？”颜谦业问，“领航学术补习中心基本上就是我们在教育方面实现梦想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在为你导航，带你到正确的地方去。”
领航员工包括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和全日制高中教师；一些导师兼具这两种身份。颜谦业本人在法拉盛长大，高中上的是择优录取的达芬奇科学与数学学院(Da Vinci Science and Math Institute)。长大后，他当上了金融分析师，直至2011年，当时他感到身在华尔街的自己缺少生活目标，于是转向了备考行业。“那时我觉得自己只是工序中的一部分，”颜谦业说起他以前的职业。“但是现在，当我的孩子们进入一流学校或者取得非常高的SAT分数时，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可以得到立竿见影的结果，感受到了更多的控制权。”他在当地的中文广播电台和报纸上为领航做了大量广告，但他估计大部分客户都是通过口碑找到他的。“基本上，”他说，“只要有一个孩子进了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来问他是在哪里补习的。”
三年前，在领航的纽约高中升学考试辅导班里，卓伊·王(Join Wang)结识了自己大部分最亲密的朋友。这个小圈子如今都已经成为史岱文森和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Science)的三年级学生，今年夏天，他们又重新聚在一起上SAT备考班。“说起来有点像笑话：‘你们今年夏天打算干点什么？’‘上预备学校，’”卓伊·王说。“我们都上了预备学校。”
卓伊·王的父母来自中国福建。他说，很难让他们畅谈自己的过去，但是他知道母亲来自一个富裕的酒业之家，父亲则是在农村长大。他们来到美国，一切从零开始，自学英语，攒钱帮助其他家庭成员来到这里；如今他们在皇后区的艾姆赫斯特经营一家自助洗衣店。在家里，卓伊·王和两个弟弟住一个房间，屋里只有一张上下铺的床，这个夏天，三人轮流睡地上的竹席。父母带着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睡在另一个卧室里。就算备考班对他的父母来说构成了经济负担，他们也从没流露过这种情绪，卓伊·王说，不管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理会，只是告诉他：“你还是小孩呢。不要慌，让我们来操心钱的事。”
颜谦业说，他的很多客户在经济上都有困难，但是如果有助于确保孩子进入一个有名望的高中，从而有可能进入一个有名望的大学，那么他们仍愿意支付数以千计的金钱。“这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你懂吗？”他说。“他们宁愿不买昂贵的运动鞋，但他们会尽量让孩子去上非常昂贵的预备学校。”
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皇后区学院(Queens College)的社会学教授平甲敏（Pyong Gap Min，音）表示，在中国和韩国等国的多次移民浪潮之后，亚洲辅导行业的痕迹就出现在了美国。平甲敏称，它们是在20世纪60年代废除长期的排外移民法后出现的，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韩国和南亚移民大量涌入之后，纽约等城市才第一次明显注意到补充教育中心的存在。平甲敏认为法拉盛的备考中心是那些移民祖国严格的“填鸭式学校”的衍生物——在中国叫“补习班”，在韩国叫“补习学校”。这种严格的要求被认为是与中国等国以考试为基础的全国教育体系相一致的必要做法——在中国，一次考试决定能上什么大学。“是儒家在强调孩子的教育，”平甲敏说。“你去中国、韩国和台湾看看，都有课后班，它们被传到了这里。”
备考当然是有回报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亚裔学生现在在纽约最具竞争力的公立学校里占多数。在史岱文森高中，四分之三的学生是亚裔，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和布鲁克林技术高中，亚裔学生的比例超过60%。这也引发了争议。2012年，一个倡议团体联盟提起的联邦诉讼声称，关系重大的单一考试录取过程对黑人和拉美裔儿童产生了歧视性影响（他们能找到的备考资源和机会更少），应该将一系列更广泛的因素考虑进来，比如之前的成绩、面试或教师推荐（司法部[The Justice Department]的民权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宣布，它将展开调查，但目前尚不清楚调查的具体情况。只有纽约州的立法机关——而不只是纽约市本身——可以更改学校的招生政策）。
但是，1978年从布鲁克林技术高中毕业的戴维·李(David Lee)说，能上三所竞争力最强的特殊高中的学生，并不一定来自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他们中大约有40%到60%的人有资格享受免费或减价午餐。戴维·李是捍卫以考试为基础的招生政策的组织联合教育联盟(Coalition Edu)的领导人之一，该组织和许多从这些特殊高中毕业的学生都说，文化价值观和杰出的刻苦工作精神促使来自所有收入阶层的亚洲人在特殊高中的系统里表现优异。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授詹妮弗·李(Jennifer Lee)说，这种亚裔例外论的看法渗透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圈子里，保守派把亚裔的成功作为反对平权政策的一个主要论据。但她说，亚裔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他少数族裔不重视努力工作或教育。她在与周敏（Min Zhou，音）合著、出版于2015年的《亚裔美国人成就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书中指出，亚裔美国人在教育上的成就实际上源于一种具有高度选拔性的移民政策：2015年的一份人口普查报告发现，华人移民中多数拥有大学学位，与之相比，美国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低于三分之一，而在中国本身只有16%的人口有大学学位。
受过高等教育的亚裔移民的际遇已成为所谓的“种族资本”，这是一种可涓滴的知识和资源储备，通过各种社会网络——从备考中心到宗教机构，再到移民聚集地区的普通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惠及了条件不那么好的家庭。据戴维·李说，对并不富裕的亚裔移民家庭来说，补课的需求更高：“他们有更多的渴求，”他说。“他们需要这种踏脚石。”而且，由于新移民或是在外国获得学位，或是根本没有学位，他们对美国大学的录取过程一无所知，备考学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工具。“所以，工薪家庭要为孩子牺牲他们的一切，”他说。
卓伊·王仍然记得八年级时参加纽约市特殊高中考试时的压力，所有想上史岱文森高中的人都要经历这个竞争。他在考试开始和结束时都很紧张，觉得自己在答题时太粗心了。他说，匆匆忙忙地做题但不检查自己的答案，“这是我的一个相当大的毛病。”第二年年初考试分数出来时，他的初中西班牙语课上一群孩子忙着打开信封看自己的考试成绩。他在自己收到的信里看到的分数是“551”，他后来得知，这个分数比能让他在史岱文森高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分数低了几分。他强忍着眼泪，直到一个同学注意到他沮丧的脸，表示想给他一个拥抱。他礼貌地拒绝了，却再也无法忍住泪水。“当时的情况有点像无政府状态，”他回忆道。“学校有意在最后一堂课上把分数发给我们，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相比之下，当晚与父母的谈话反而显得容易了。“我进了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他说，好像是在承认自己犯了个小错似的。“哦，这不是世界末日，”他的父亲回答道。但卓伊·王仍不免感到有些失望。“这么说吧，他们是我的父母，”他说。“我不想让他们伤心或怎么地。”
卓伊·王从来不觉得他的父母是“虎妈虎爸”，那是一种感情冷淡、总对孩子表示不满意的亚裔父母的刻板印象，他们用谴责孩子给家庭带来耻辱的威胁要求孩子成功。卓伊·王说，他的父母只是想让他快乐。“但我爸也想让我上哈佛，就像所有其他的亚裔爸爸那样！”他笑着说。
他的话反映了移民子女常常觉察到存在的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因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所以我们将永远在感情上欠他们的债。这些期望在我的老家加州库比蒂诺(Cupertino)也让人感到沉重，库比蒂诺是一个富裕的郊区，住的都是在硅谷从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简称STEM）这种需要高级技术工作的亚裔移民。为了确保他们的孩子能上当地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在全国的排名都很靠前），这里的父母把他们收入中高得离谱的份额花在抵押贷款上，然后还在更多的补习班、音乐课、体育联赛，以及更多的课外活动上花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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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像卓伊·王那样对父母有同样的感激之情。我把高中的时间花在生气上了，我恨自己生在一个超级竞争的泡沫里，没能经历“真正的”高中生活。到了上SAT考试的暑期补习班的时候，我故意上课不专心，也故意不完成家庭作业，这都是为了让我父母烦恼。我只是希望我能过一种“正常”生活。但当我逃离湾区，搬到中西部时，我发现，过正常生活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那么简单，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职场上。《亚裔美国人成就悖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有所触及：尽管对亚裔人有貌似正面的刻板印象，但我们仍然面临着詹妮弗·李称之为“竹子天花板”的情况，让我们得不到领导岗位，在判断更主观的职业领域得不到承认，这些领域往往对在其中欠缺人际关系的群体不那么欢迎，而且长期以来，亚裔被认为缺少创造力，还唯命是从。詹妮弗·李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亚裔移民父母用非常狭隘的目光来看待他们孩子的未来。“为了让他们的孩子成为成功的少数族裔，”她说，“拥有合适的证书，取得良好的成绩，进入一所顶尖学校，可以让人在一个不太可能经历歧视的领域获得流动能力。”
还有一个詹妮弗·李称之为“父母炫耀权利”的概念。她指出，当移民来到美国时，他们通常会在社会上、职业上和法律上有一种地位下降的感觉。有些人将永远无法重新获得他们以前的地位，只能不得不长期从事较为卑微的工作。但是，他们可能试图通过孩子的成功来挽回一些地位。1991年从史岱文森高中毕业的克里斯·郭(Chris Kwok)，在教会里认识了卓伊·王。克里斯·郭在法拉盛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长大，他的父亲在中国时曾是一名工程师，但在皇后区，他是纽约市的一名蓝领合同工。克里斯·郭的母亲在一家服装厂工作。克里斯·郭回忆说，第一次上暑期预科班，“我没有做任何决定。父母说，‘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就那么简单。”
在他的记忆里，虽然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的暑期班“很糟糕”，但至少有一半的同学进了史岱文森高中或布朗克斯科学高中，部分原因是这些课程给学生强加了某种自制力。“我的父母把他们赚来的钱花在我身上，”他说。“所传递的信息是，你应该下功夫学习。如果你不下功夫，你知道，你只会感到内疚。”
现在，卓伊·王的高中已上完一半，他有时会想他下一步会去哪里。他承认他想离开纽约，试着独立生活一段时间。但他说，“我的首要任务是让我父母高兴，因为他们为我付出了这么多。那之后，才是做我喜欢的事情。”
最近的一个周六，卓伊·王正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泰国咖啡馆里登录查看他的SAT成绩，他在手机屏幕上点击着，就像在某种玩手机游戏。“哦！”他惊呼道，看着眼前的分数，他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检查我的答案真值了。”
他要庆祝吗？卓伊·王不确定，这可能为时尚早。他的父母已经开始掏钱让他咨询上私立大学的事儿。他说，等他以后有了一份好工作后，他会有足够的时间放松，追求业余爱好。这让我想起了他之前说过的一句常用语，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每个华人孩子都听说过：“先苦后甜。”
作者：Alice Yin，系《纽约时报杂志》实习生；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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