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有边界的, 教育不是万能
我们的教育是大包大揽的。于是导致必须做的没有做好，不需要做的事我们还在揽着做，抢着做。结果，不仅其他的事做不好，分内的事情也没做好。
对于教育来说，我做我应该做的，我能做的，并且我一定做好；那些不该我做的，我也做不好的，就不做；而社会呢？应该另行建构一种机制，让该做“这些事”的人、能做好“这些事”的人来做，才是正道。
那么，哪些事是学校的分外事？学校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洋泾中学校长李林海给我们讲了三个故事。
不该做NO.1：但凡不利于学生发展的事情，哪怕它会带来某种利益，也不该做
第一个故事：2006年，我离开浙江师范大学，到上海一所有着80年历史的老牌重点中学当校长。我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家底，看学校有些什么东西。学校的建筑是编号的——1号楼、2号楼、3号楼，我一栋一栋楼去看，当走到7号楼的六楼，看到一扇锁着两把大锁的门。我很好奇，里面是什么宝物，叫来后勤主任打开。原来，就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也没有什么宝物，只有一架三角钢琴。
后勤主任小声地告诉我：“这个东西很贵，三十多万呢。”我试着弹了几下，音色很好。我问：“为什么要锁起来呢？”主任回答：“一定要锁好，要不然孩子们会闯进来弹。”我说：“让孩子们弹弹也无妨。”主任马上说：“不行，这个钢琴很贵重，随便弹会坏掉的。”原来如此，因为害怕钢琴被孩子们弹坏，所以要用两把锁锁起来，不让孩子们弹。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心里都不舒服，我知道这个校长难当了。这两把锁告诉我，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我心中关于教育、关于学校的理想相差太远。我从一线教师到校长，再到教师，到教育行政干部，再回到学校，当老师，当校长，我深知校长难当，并不是自己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学校里实现的。
我没有简单地让后勤主任把那两把锁去掉，而是让老师们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我出了个题目——“学校是干什么的”。我问老师们，学校是钢琴保护单位吗？学校的使命是保护一架很贵重的钢琴吗？
这架钢琴，锁在这个地方确实可以锁30年，开放给学生很有可能三天就坏了，但问题是——哪一种选择更有价值？哪一种选择可以实现学校的功能？如果学校是一家钢琴保护单位，毫无疑问，锁30年是值当的，但学校不是，它是培养孩子的地方，是一个培养孩子、让孩子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这架钢琴哪怕只能让孩子们尽兴地用三天，学校的功能也发挥了。
但是我发现，老师们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最后，我还是动用了校长的行政权力，将那两把大锁打开，在学校里贴出海报，告诉孩子们，凡是想弹钢琴的都可以去弹。可几天下来，我发现传出来的琴声不多。我明白了，原因是钢琴搁在六楼的“深闺”里。于是，我请工人把它搬到了一楼的大堂，放在一个舞台上，还竖了一块牌子——“音乐是优美的，请你用心弹一首”。
从此以后，我整天在琴声中办公，过去孩子们只听说学校里有一架钢琴，但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不仅可以随意地看，而且任何人、任何时候，只要愿意，都可以用心地弹奏一曲。
学校是干什么的？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学校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判断的根本出发点应该在这里。所以，我想说，什么事情不该做？但凡不利于学生发展的事情，哪怕它会带来某种利益，也不该做。
不该做NO.2：凡是违背学生天性的事情，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都不该做
第二个故事：上海市洋泾中学，是1930年上海特别市成立的时候，市政府创办的四所市立高中之一，所以校园比较老。在校园的走廊转角，有一个不高的亭子，顶上雕刻的有漂亮图案。同学们经过亭子的时候，都会跳起来摸一下。校舍改造前夕，负责项目的老师告诉我，要把亭子拆掉。
我很诧异，他们说，在这个地方跳起来摸一下，对孩子们影响不好。我反问道，为什么不能摸呢？看着他们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接着说：“我都想摸，只是年纪大了跳不了那么高。”
看见亭子上面有个好玩的东西，想跳起来摸一摸是孩子的天性。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人的天性。如果有人认为这是“恶”，那么人性本恶，也是天性。
我这里不是要讨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哲学问题，而是要说明，对于学生的一些行为，应该持有怎样的认识和态度。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孩子们做了坏事都是可以理解的，做了一点点好事就了不起，值得表扬；而中国弘扬“人性本善”，所以，你做了一万件好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应该的，而一旦做了一件坏的事情，就要挨批评。每一个教师日常行为背后的教育观，就是他关于教育的人性假设。
在我看来，教育者应该相信“人性本恶”，就算孩子们情不自禁跳起来摸一下是“恶”的，但“人性本恶”；既然是人的天性，我们就没有必要时时刻刻卡住学生，不让学生做这做那。
所以，我想说，凡是违背学生天性的事情，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都不该做。现在，这个亭子仍然在那里，我们铺上了平整的木板，保证孩子们不会摔坏腿，所以，孩子们走到这个地方，仍然可以跳起来摸一下那个漂亮的图案。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一所学校参观，校长带我们走过长廊的时候，看到对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搂抱着走了过来，只听校长嘴里嘀咕了一句，“又换了一个”，我们都很诧异。
瞅准机会，我问她：“您对早恋怎么看？”她说，什么是“早恋”？我解释了半天她还是不懂，直到我把组员里英语最好的人叫过来向她解释，她才明白。她奇怪地问我：“他们为什么不能恋爱？这不是人的天性吗？你不谈恋爱吗？”我一下子懵了。
“早恋”，在国内绝大部分中小学都被视为洪水猛兽，在我们学校也是一样，德育主任和一些班主任一再要求我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学校里逐渐蔓延的“早恋”之风。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早上在校门口值班时，好多男孩女孩都是肩并肩走进校园的。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棒打鸳鸯吗？我一直不忍心，但又说不出理由。
美国校长的几个反问让我思考了很多，也让我解开了一直困扰我的疑惑。她一直问我什么是“早恋”，我突然明白了，其实“早恋”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恋爱不分早晚。一个人，不管年龄有多大，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当他意识到有异性美的存在，他就有权利恋爱，这就是人性。
高中生一般是16岁到19岁，这时候不恋爱，那要什么时候恋爱？人有些方面必须要先经历才能成长，有时恋爱了一次，就好像会长大一点。真正深刻的爱情，是有利于年轻人成长的。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要阻断的是男女生的接触，还是阻断接触所带给他们的不利影响，我们弄明白了吗？
当我想明白后，我终于可以面对学校教师的要求，我问他们：“一个16岁到19岁的孩子，由于身心发展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异性有了好感，老师就立马联合家长一起来阻挡，你们认为阻挡得住吗？在你们的围剿、阻挡下，他们只能被迫转入地下，这时应该怎么办？”
老师们瞪大眼睛看着我，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转入地下比摆在面前可怕得多。老师们突然悟出了道理。然后，我继续说，一个女孩，出于人性，发自内心地对一个男孩产生了好感，没想到所有的老师、家长都认为这是丑事，大加阻拦。这个孩子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在老师、家长的误导下，她会一辈子认为爱情是肮脏的，对异性的向往是肮脏的，这种教育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天大的犯罪。
经过这次大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教师和我很快达成了共识。这次讨论也让我更明确了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违背学生天性的事情，学校就不该做，哪怕这个天性有点小“恶”，也不应该去压制，因为这是人性使然。
当再遇到学校的孩子产生情感问题的时候，我告诉教师要把握的核心是责任、安全和健康。我不会用大道理教育孩子们，不会用自己的眼光告诉他们恋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会告诉他们，感情是纯洁的，甚至是伟大的，我很羡慕你们。
但是，请你们安全地谈恋爱，健康地谈恋爱，负责任地谈恋爱。你能对感情负责吗？你能对健康负责吗？你能对安全负责吗？如果可以的话，请便。如果不可以的话，请慎重。因为爱情有风险，涉入请小心。
不该做NO.3：教育不是万能的，学校是有边界的。在教育边界之外、教育功能之外的事，最好不要做，做了也白做
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来源于我在美国的学习。那次课的内容是“学校领导力”。授课老师问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员：“放学后，在距校门五十多米的地方，发生了学生之间的斗殴，作为教师，你该怎么办？”
在座的我们都不假思索地说：“冲上去制止，保护学生。”很多一起上课的美国研究生看着我们笑了，我们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错在哪里。最后，老师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时候如果教师冲上去制止他们的斗殴，把他们带回学校进行教育，是不合适的行为，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拨打“911”。
虽然美国人的这种做法我不是很理解，但是，这门课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不是万能的，学校是有边界的。我们的教育一直在痛苦地纠结，而且还在不断地挨社会各界的批评，所以我们认为，肯定是校长和教师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应该怎样做才能真正让人民满意。但是，客观地想一想，一件事情我们老是做不好，一定不是我们无能，而可能是这件事情本不应该由我们来做。
还记得那天的课堂上，我们与美国研究生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坚定地认为，教师应该冲上去制止学生。我们的这种态度让他们觉得，中国的校长很伟大。是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师背负了太多不应该背负、也背负不起的责任。美国的教育告诉我们：学校该做的要坚决做好，而不该做的，并且边界很清楚的，我们可以不做。
我的结论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学校是有边界的。在教育边界之外的事情、教育功能之外的事情，不是说不能做，也不是说不应该做，而是可以不做，或者说不需要做。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接受这个观点，原来的我也接受不了，但是到了美国，看到另外一种教育，回来再看我们的教育，就有了很多感悟。
美国的校长告诉我们，任何家长都有权利选择不送孩子去上学，任何孩子都有权利不到学校接受教育，因为有家庭学校。对于家庭来说，孩子是否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都是自己的事，美国政府只是保证充分的教育供给，但凡愿意学习的孩子，都可以确保得到好的教育。
在美国，我们遇到一个刚从广州来的学生，已经上初中了，但是连A、B、C都不认识。怎么办？不用担心。有一个老师从头到尾跟着他，这不是一个保姆、职工，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教师，专门给这个孩子翻译。
美国的法律保证，每一个孩子，不管是不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只要是美国公民，都可以享受和其他孩子同等的教育。我们还发现，一名聋哑学生，无论走到哪一间教室，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有一位老师和电脑等着他，负责把授课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电脑上显示出来，而且还不断地给他打手语。
美国的教育就是：该做的，不惜一切代价做好，不该做的，随便。我只保证我的教育供给，但学不学是你的事，为什么，因为是自己的责任。
而在我们国家，是“想学就学，不想学也得学”。我做了七年校长，最揪心的是，老师们以为每一件事都是在给我做的，而孩子们则认为都是为老师学的。结果，教师没有责任感，学生也没有责任感。这样的教育难道是好的教育？我深表怀疑。
为什么会这样？我思考的结果是：我们的教育是大包大揽的。于是导致必须做的没有做好，不需要做、实际上也做不好的事，我们还在揽着做，抢着做。久而久之，社会都认为：“这些事真的就是你的事。那好，你去做，我休息休息。”
结果，不仅其他的事做不好，分内的事情也没做好。对于教育来说，我做我应该做的，我能做的，并且我一定做好；那些不该我做的，我也做不好的，就不做；而社会呢？应该另行建构一种机制，让该做“这些事”的人、能做好“这些事”的人来做，才是正道。
作者：李海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洋泾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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