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究竟属于几流水平？
本文在综合分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读生数、博士毕业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或高等教育在读学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高被引作者数、世界排名前200/500名大学的数量(以上海交大排名为依据)等指标的基础上，尝试将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粗略划分为五大梯队，并对这五大梯队的特征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抉择。本文之所以选择上述指标是基于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质量的考虑，这两大维度基本可以衡量一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态势。
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五大梯队及其特征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全世界238个国家、地区中，仅有43个国家、地区有大学入围世界大学排名前500强。本文将其他195个国家、地区归入最后一个梯队，然后在综合考虑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对剩余43个国家、地区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归类分析。当然，即便对这43个国家、地区，也是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梯队：美国
美国属于第一梯队，其特点是实力超强、规模超大。无论是高等教育规模、科研实力，还是其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根据上海交大201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非常明显，哈佛大学连续11年蝉联全球第一，前20名中有17所大学来自美国，前500强中美国高校的数量接近1/3。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第一强国，1930-2009年，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人约占60％，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2009年全世界高被引作者数中，美国有4124人，排名第二的英国有374人，而中国大陆仅4人。
作为第一梯队国家，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公私立大学并举的高等教育体制、多渠道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大学管理体制、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等。美国极其发达的私立高等教育体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家都在发展私立高等教育，但就私立高校所获捐赠以及学术声誉而言，这些国家均无法与美国相媲美。
当然，和美国类似，英国的牛津、剑桥等精英大学也通常被视为私立高校。长期以来，英格兰以院校自治而闻名，大学不受教育部直接管辖。但从另一方面看，英国大学大多依据王室颁布的特许状而成立，而且接受国家的资助。此外，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历史上还经常受到王室委员会的调查。英国的大学在理论上和法理上是自治和“私立”的，以剑桥大学为例，大学在行政上并不隶属于政府，大学内部实行自主管理，校长经由选举产生，对摄政院(Regent House，全体教职工代表大会)负责。但由于大学主要受政府资助，所以事实上受政府影响很深。相对于英国私立高校的实际状况而言，美国私立高校的优势在于其拥有巨额捐赠经费且不受政府干预，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特色和制度优势。
除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度的高校自治之外，高等教育机构类型的多样性也是美国的一大特色。致力于提供精英型本科教育的小型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和致力于满足一般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充当“冷却器”的社区学院都是美国独一无二的高校类型。多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满足不同需求，同时也使得哈佛等名校可以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继续维持精英高等教育的特征，追求学术卓越。
第二梯队：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
由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构成的第二梯队，其特点是实力强，规模大，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实力均位于世界前列。从高等教育公共投入的努力程度以及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努力程度来看，第二梯队国家与美国之间并无明显差距，从高等教育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以博士毕业生中留学生比例为指标)来看，第二梯队国家中的英国也能与美国相抗衡。但是，从世界顶尖大学数、世界顶尖学者数(以高被引作者数为指标)这两项关键指标来看，美国则遥遥领先于第二梯队国家。
在第二梯队中，德国、法国、加拿大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各自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远低于美国。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20强中，德、法、日三国所占大学的数量为0，而美国占去了17所。法国排名首位的巴黎第六大学则居第37位，德国大学最好的名次是居第50位的慕尼黑工业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排在第28位。
导致上述国家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科研院所体系比较强大。在德国和法国，科研院所的实力非常强大，并且获得了大量的科研资源，相对而言大学所获得的资源就少了。以2011年度德国为例，马普研究院(下辖80个研究所)、莱布尼茨协会(下辖87个研究所)的科研经费是14亿欧元，弗劳恩霍夫的科研经费为16亿欧元，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下辖17个国家研究中心)的科研经费更是高达33亿欧元。这四大科研机构一年的科研经费高达77亿欧元，而德国所有高等学校(包括178所大学和203所应用科技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才116亿欧元。
在法国，除了科研院所，大学校(grandesécole)的声誉高于大学也是该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一大困境。为了协调科研院所、大学、大学校三者的关系，促进三方的合作，提高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声誉，法国在2006年成立了研究与高等教育集群，目的之一是为了改变法国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中的不利状况。根据这一改革，大学、科研院所、大学校可根据地理区域资源组成“联合大学”。到2011年2月，自愿组成的“联合大学”已达21所。
另外，从经费投入来看，欧洲各国包括英国在内也远远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例如，德国2011年“卓越计划”的投入大约为24亿美元，这一数额还比不上一所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一年的预算。因此，如果欧洲大学未来仅依靠政府作为主要经费来源的话，欧洲顶尖大学试图与哈佛等美国名校抗衡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梯队：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丹麦等
以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丹麦、挪威、比利时等北欧、西欧国家为核心，以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为半核心的第三梯队，其特点是实力强、规模小。核心七国的人口均不足1000万(比利时除外)，但人均国民收入位于世界前列，且拥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其特点是“小而精”。
第三梯队的国家聚集了一批历史悠久并拥有良好学术声誉的一流大学。以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当年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学中，来自瑞士、瑞典、芬兰、丹麦、挪威、比利时、以色列七个国家的大学占据了15席，占全世界的15％，而这七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才5029万，约占全世界人口的0.7％。其中瑞士的联邦理工学院、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学院、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比利时的根特大学均进入前100名，分别高居世界第20位、第42位、第59位、第76位、第74位、第69位及第85位。
这些顶尖大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以高投入为支撑的。第三梯队国家研发投入的努力程度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一般的西方发达国家。澳大利亚的研发投入占GDP的2.25％，相比之下，丹麦的这一比例为3％，瑞典为3.6％，而芬兰接近4％。
就高被引作者数而言，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这几个北欧国家也领先于中国大陆。历史上，北欧国家曾产生过不少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直到今天，北欧国家仍在产生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例如，2013年比利时物理学家弗朗索瓦·恩格勒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都表明北欧国家在最尖端的科学研究领域相对于中国而言具有优势。
在高等教育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方面，中国也远不如第三梯队国家中的丹麦、芬兰、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万名留学人员在我国的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当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因此高等教育在读学生中留学生的比例仅为0.8％，这一比例也远低于北欧四国。
由于自身科研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都比较小，第三梯队的北欧国家非常注重通过国际合作来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和科研影响力；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小、办学机制灵活，改革难度也较小，容易实现科研和人才培养体制的创新。
第四梯队：主要由金砖四国构成
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构成的第四梯队(实力较强，规模超大)，被称为金砖四国梯队。这几个国家都属于人口大国，而且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从世界一流大学数、诺贝尔奖获奖数、高被引作者数等指标来看，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正处于追赶阶段。
金砖四国的一个共同点是高等教育规模庞大。2010年，中国拥有2600多所高校，学生规模达到2980万人。2007-2008年度，印度的高校在读生达到1721万人。2005年，俄罗斯共有662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和409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在读学生为586万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在读学生为102.4万人。1986年，巴西共授予了868个博士学位，到2003年，这一数字为8094，在18年间，巴西的博士学位授予数扩张了9.32倍。2006年，巴西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增加到9366个。
从高等教育结构来看，金砖四国均形成了公私立高校并立的高等教育系统。俄罗斯在1992年前并无私立高校，苏联解体后正式发展私立高等教育，1999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发展到349所。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大多为营利性的小型学校，主要招收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学生大多学习成绩不佳且来自富裕家庭，学费是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非常迅速，2000-2001年度，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已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42.6％，2005-2006年度，这一比例增加到63.21％，同年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学生占全部学生的51.53％。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也在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但其办学质量和生源吸引力与公办高校差距很大。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来看，根据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在金砖四国中处于领先地位，有7所大学入围世界前200名，入围世界500强的大学共有42所，成为继美国之后，占据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排名前500强席位最多的国家。尽管俄罗斯入围世界前200名的大学只有一所，但莫斯科国立大学(位居79)在金砖四国大学中位列第一。
从高等教育系统的科研实力来看，尽管自1981年以来，金砖四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快速增长，但从被引用率来看与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国家的差距很大。2009年中国大陆高被引作者数仅为4人，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个国家。同时，从1901-2008年诺贝尔奖获奖者(文学奖与和平奖除外)的名单看，第一梯队的美国共有194位获奖者(36.81％)，位居第一。紧跟随后的是第二梯队的英、法、德，分别为81位(15.37％)、72位(13.66％)、42位(7.97％)。作为第三梯队国家的瑞士获奖总数为15位，瑞典为14位。第四梯队的金砖四国获诺贝尔奖人数更少，俄罗斯共有5人获奖，仅占总数的0.95％，印度只有1位获奖者。缺乏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顶尖学者使得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缺乏吸引力，结果是博士毕业生中留学生比例远落后于第一、第二梯队的国家。
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存在对外吸引力不足的问题，还存在大量优秀生源外流的现象。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是留学生输出大国。2007年，全世界共有421100名留学生来自中国，占全世界所有留学生人数的15％，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印度(153300人)、韩国(105300人)、德国(77500人)、日本(54500人)、美国(50300人)、马来西亚(46500人)、加拿大(43900人)以及俄罗斯(42900人)。
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经济基础的薄弱是影响金砖四国提升高等教育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平均人均国民收入是8654美元，金砖四国中只有俄罗斯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世界平均值，为9660美元，在16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47位。巴西位居第55位，其人均国民收入为7300美元，虽低于世界平均值，但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中国位居第96位，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这一数值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印度位居第127位，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104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
此外，土耳其、韩国、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国也可归入这一梯队。其中土耳其的人口有7000多万，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6％。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土耳其有1所大学进入前500名；2005年国际论文发表数位列世界第19位。
第五梯队：由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构成（从略）
五大梯队格局下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美国化”趋势
历史地看，居于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高等教育体系会对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各国学习的范本。例如，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德国处于世界学术中心的位置，其高等教育理念和结构对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自此开始，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明显加大，选修课、学分制、董事会、私立大学等高等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国，在其中起推动力量的是留美学生群体。而德国、法国、日本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相对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在教育、经济等领域的实力大幅增强。第二梯队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此后一直到1952年都被美国托管。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启动了很多美国化的教育改革，例如将学制从“六五三三”制变为“六三三四”制。同时，在占领军的要求下，日本文部省在国内众多反对声中仍旧提出了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的改革方案。但是，美国的改革意图并未得到全盘贯彻。例如美国曾在1950年向日本政府建议大学采取美国的董事会外行控制模式，此举意在提高日本公民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参与程度，削弱其官僚制色彩，但这一建议遭到教授群体和左派学生的联合抵制，甚至出现学生罢学，最终这一方案没有被采纳。
即便是在很多方面仅次于美国的英国，其高等教育政策也受到美国的间接影响。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负责草拟这一报告的委员会在报告出台前考察了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其中考察最为深入的就是美国。委员会组成考察团对美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考察，最终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的经验被《罗宾斯报告》充分地加以吸收了。
在文化上非常注重捍卫本国传统的法国，近年来其高等教育改革也明显受美国的影响。2007年，法国高等教育仿照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进行了较大改革，其中最大的一项改革是增强大学自主权。2009年，法国继德国之后启动了“卓越计划”，旨在提高法国顶尖大学的世界排名。这两项改革背后的最大智囊正是在哈佛任教的法裔学者阿吉恩(Philippe Aghion)。
从整个欧洲层面的高等教育改革看，博洛尼亚进程的启动可能会使欧洲大学更加接近美国模式，至少是在学制方面。另外，德国、法国、丹麦、芬兰等国家同时启动的“卓越计划”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意在打破传统的平等主义取向，建立分化程度更高的高等教育体系。
第四梯队、第五梯队国家的高等教育受美国影响也非常深。例如，韩国从二战后至今主要效仿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二战后，美国不仅在财政上支持韩国，而且以派遣美国学者访问韩国的形式在高校课程设置、整体制度设计方面提供咨询。韩国的顶尖私立大学浦项科技大学在创校之时即立志以加州理工学院为范本。
同时，由于英语在学术期刊中的霸权地位，美国(以及英国)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很多国家为了提高在国际大学排名中的位置，纷纷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教师发表英文国际论文，这一政策不仅见之于中国等亚洲国家，也见之于土耳其等中东国家。
综上所述，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绝对领先的第一梯队位置，因此很多国家包括第二梯队和第四梯队的国家都极力向美国看齐，在办学模式等方面模仿美国体制，出现了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美国化”趋势。
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1900年美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较强的多元文化等。但是，美国在高等教育制度创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尽管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曾深受英、德等国的影响，但其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注重办学模式的本土创新。
首先，从国家层面的宏观制度安排来看，美国重视市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美国在追赶德国高等教育阶段所建立的很多私立大学后来都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如康奈尔大学(1865年成立)、斯坦福大学(1885年成立)、芝加哥大学(1891年成立)等。由于强调市场作用，弱化政府干预，美国大学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也具备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其次，从大学层面的制度安排来看，美国研究型大学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了学系、研究生院、选修课等组织和制度上的创新，这三项制度都是美国大学的发明，并对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德国大学实行教授讲席制，研究所是围绕教授建立起来的，教授独揽研究所的资源，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在课题选择和课题研究方面完全服从于教授，那么，在保证教授科研创新的同时，其他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被压制了。和德国的研究所制度不同，美国的学系制度则保证学系中每个教师都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样，更多学者的创新精神就被激发起来了。
第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前提。20世纪初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德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采用了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注入为大学的崛起提供了稳固的财政支持，这一制度优势是德、英等国所不具备的。以芝加哥大学的创办为例，洛克菲勒为芝加哥大学的创办捐赠了35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柏林大学35年的预算和东京帝国大学70年的预算！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实力。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以俄为师，在很多方面受到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学习范本，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很多方面受到美、英、德等国的影响。例如，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当时的教育部领导吴本厦、吴镇柔等多次考察英国、德国、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并据此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改革。根据长期分管教育工作的中国前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自述，学生助学贷款政策源自他在英国的一次考察，大学城的灵感产生于他在美国费城考察期间，职业教育的立法则是受他阅读一篇介绍德国职业教育的文章的触发。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影响最大，中国的很多重大教育决策，如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建立大学城、在大学中推行通识教育、产学研结合等都或多或少受到美国的影响。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实际上处于“全球-国家-地方”的三维空间中，也就是马金森等学者提出的关于高等教育影响因素的“全球-国家-地方模型”。该理论指出，第一，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受到全球经济、文化、教育理论以及高校自身的影响；第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受到区域贸易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影响；第三，体现民族文化的高等教育受到保存和促进本土文化认同和独立性的挑战。因此，我国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就不能仅限于模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应在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制度优势的同时，注重结合本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彰显本土文化认同和独立性，必须在办学模式上有所创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从高等教育规模而言，我国已经超过作为第一梯队的美国。但就世界一流大学数、高被引作者数、世界级顶尖科研成果等反映高等教育质量与竞争力的指标而言，我国不仅比不上英国、德国、法国等第二梯队国家，甚至也比不上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等第三梯队国家。因此，我国下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应将重点转移到质量建设和内涵发展上，逐步迈入第二梯队的高等教育强国行列。
和德国、俄罗斯、法国一样，中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之外也有强大的科学院系统，高校和科学院之间彼此隔绝，甚少合作，同时，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的院系之间，也基本上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由此形成了封闭、低效的科研-教学体系。中国要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必须打破这一局面，实现协同创新。这是宏观体制方面的着力点。
从中观层面而言，如何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保障教师学术自由的制度安排，是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也是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前提。增强大学自主权是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传统上，受国家干预较多的国家，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最近20多年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大学自主权，如2004年日本启动了大学法人化改革，2007年法国通过了《大学自治法》。
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美国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已经维持了将近100年。由于目前美国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以及美国所独有的比较制度优势，可以预见美国的中心地位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上述五大梯队的划分相对客观地呈现了中国在目前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同时这一划分也显示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在当今世界的超级地位。在这一格局下，美国化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似乎是节约探索成本的一条捷径。但是，值得警醒的是，在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也开始担忧本国高等教育体制面临的风险，即教育质量的下滑和市场化转向的内在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德国、美国的成功经验所昭示的那样，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办学模式，在制度上形成比较优势，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最后，形成自己的办学模式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大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核心价值理念，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等。这些价值观是超越国度且具有普适性的。大学只有将这些核心价值内在化，并在组织和制度层面提供相应保障，才能实现真正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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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文钦 王东芳，来源：高等教育研究，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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