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利博蒂教授
来源：小花生网（ID：xiaohuasheng99）
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出版的书《爱、金钱和孩子（Love, Money & Parenting）》，是一本“育儿经济学”著作，用经济学解释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育儿现象。
这本书的主题很新，观点也很有趣。各国各民族育儿方式的不同，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而在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父母的养育风格，其实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和教育回报（return on education）。
换句话说，收入差距越大的社会，父母越倾向于“鸡娃”；教育回报率越高，父母也会越倾向于“鸡娃”。文中纵览了世界各国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英国和咱们中国，“鸡娃”的倾向最强。
我们会从经济因素出发，解释为什么养育子女在各国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各国在诸如政治历史、种族多样性和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每一个方面都可能在养育子女方面发挥作用。当涉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当地代代相传的文化和传统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相比之下，经济因素究竟有多重要？
育儿经济学实际上非常成功地预测了全球不同国家的父母的行为方式。我们发现，许多父母的选择最初看起来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最终还是归结于经济条件。经济不平等程度再次成为焦点。
根据我们的经济激励理论，在更加平均的社会中，比如北欧国家，父母应该表现得更加放任。与之相对的，“虎爸”“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应该在高度不平等国家更为常见。育儿经济学也预测了它们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密集型（特别是权威型）；在收入分布变得更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放任型。如果所有社会都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增长更快的社会中，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会更快得到普及。我们将看到实证证据与这些预测十分吻合。
01.不同国家的育儿价值观: 想象力、独立性以及勤奋
我们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数据检验了教养方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世界价值观调查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些社会学家用于研究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的一项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了一系列关于家长认为对于抚养孩子而言最重要的价值观问题。）
调查问卷询问了人们认为最重要的孩子在家中需要学的态度或价值观。受访者可以从菜单中最多选择5个值，包括独立性、勤奋、责任感、想象力、对他人的宽容和尊重、节俭、决心和毅力、宗教信仰、无私和服从。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其中勤奋与密集型教养方式（更具体地说是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关，而注重想象力和独立性是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特征。
表1 根据父母响应程度和对孩子选择的干预程度，对不同教养方式的分解
通过观察这些育儿价值观如何随着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可以检验我们的预测是否正确，即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更受欢迎。表2根据基尼系数分别列出了每个国家中选择了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的受访者比例。基尼系数是收入不平等的标准度量方式，基尼系数越高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
表2展示的规律是惊人的。在高不平等国家，许多父母会强调勤奋是孩子需要具备的重要价值观，而在低不平等国家，父母则更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
我们首先来看对于勤奋的选择情况。65％的美国人认为勤奋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在北欧国家这一比例可以低至11％-17％。同样，低于30％的德国父母们赞赏勤奋的价值观。这与我们认为德国人努力勤勉的刻板印象（马赛厄斯认为被夸张了）不符，但是和德国很低的不平等水平是相一致的。
在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父母对于培养勤奋的孩子的热情不如美国的父母，但比德国和北欧国家要多。有少数几个国家不完全和一般规律相符比如，法国和西班牙的孩子普遍被灌输勤奋的观念，尽管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是中等。我们将在之后回到这些例外情况。然而，主要的规律是强烈的正向关联：一个国家越收入不平等，父母越认为孩子应该具备勤奋的美德。
表2 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与不同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中选择了想象力（a）、独立性（b）和勤奋（c）的父母的比例
相反的规律出现在对于独立性的选择中。北欧的父母认为培养独立的孩子非常重要，特别是挪威人，93％的挪威父母将其视为排名前五的价值观。中欧的父母也重视独立性，而只有一半的美国的父母将其列为五个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父母高度重视独立性的另一个国家是日本。这对于东亚父母来说似乎是特别的，我们稍后会讲到这一现象。
与独立性相似，大部分北欧父母都高度重视想象力。相比之下，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选择想象力的父母要少得多。例如，不到1/3的美国的父母将其单独列出。土耳其也是如此，它也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意大利是这些国家中想象力受到赞赏最少的国家，尽管意大利历史上充满了伟大的诗人发明家和艺术家。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转型后，它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变高了。在这两个国家，父母的态度都符合我们的假设：90％的中国和俄罗斯受访者称颂勤奋，而只有15％的俄罗斯人（比意大利得分低）和23％的中国人青睐想象力。
总之，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结果，即经济不平等确实是各国选择更宽松或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父母们明显更重视孩子独立性和想象力，我们将其与放任型教养方式联系起来。勤奋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很受欢迎。
人们不应该将宽松的教养方式与忽视的教养方式混为一谈。我们的论点并不是美国或中国的父母比欧洲父母更好或更糟。不同的教养方式有利有弊，其适用性因经济环境而异。
可以说，宽容但有爱心的父母最终可能会有更快乐和更独立的孩子，尽管他们可能不太愿意面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对各国儿童福利进行的一项研究将荷兰儿童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在我们世界价值观调查样本中的国家之中）紧跟在荷兰后面的分别为挪威、芬兰、瑞典、德国、瑞士和丹麦。这些都是不平等水平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父母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并且不太执着于对孩子灌输严格的职业规划。
在荷兰，“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的父母鼓励孩子们独立。例如，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自行准备午餐并学骑自行车。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对勤奋的重视程度较低相一致，人们很少听到荷兰的父母敦促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取得成就或对他们的孩子是神童表示兴奋。与“虎妈”的精神相比，在“正常点，已经够疯狂了（doe maar gewoon， dan doe je al gek genoeg）”的信条下，他们相信脚踏实地、安于当下的价值观。
宽松的标准全面适用于亲子关系。荷兰父母不会时刻监视孩子。游乐场通常位于咖啡馆或餐厅旁边，父母在那里聚会和聊天，而他们的小孩则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起玩耍。父母甚至容忍一些冒险的行为。只有不到30％的荷兰儿童在城市骑行时戴头盔，这远远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
学校的规章也反映了这种宽松的育儿文化。在荷兰，10岁以下的儿童没有作业。在低年级中，学生之间几乎没有竞争，而不及格也十分少见。这种闲散的教学方式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取得好的学业成就。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15中，荷兰学生是欧洲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在数学考试中，他们的成绩仅次于瑞士，在欧洲排名第二。在数学和科学考试中，荷兰的低分学生的比例始终小于美国。
参加PISA的所有国家中，荷兰的小学生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最高，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孩子的成绩强于荷兰，但报告的幸福水平更低。
像荷兰人一样，瑞典人也一心关注孩子的福利。瑞典父母不是独自战斗，换言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父母有权享受共16个月的带薪育儿假（父亲假或母亲假），但规定一方不能休假13个月以上，这一措施旨在促使父母双方（特别是父亲）全心全意陪伴孩子。父亲假或母亲假的权利一直可以延续到孩子七岁。许多父母在他们的法定权利之外还选择休无薪假期。这种慷慨的育儿假政策鼓励年轻人生孩子。毫无疑问，瑞典是整个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休假只是支持家庭的众多社会政策之一，政府还大量补贴日托班和幼儿园——事实上这些机构几乎是免费的。超过80％的适龄儿童就读于学前机构。
除了体育运动之外，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在瑞典很少见。来自意大利的权威型的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把诺拉半强迫地送到了一位严格的东欧职业教师那里上钢琴课。来上课的孩子都有不同的国家背景，而其中的大多数来自亚洲。诺拉的成就让她的父母感动、自豪。然而，瑞典朋友们常常会对这样高压的父母皱起眉头，而非对他们的小神童表示羡慕。
在瑞典，大多数家长不逼迫孩子去上音乐课，或者给他们报名为“小数学家们”准备的课程。同样，幼儿园明确不会提供正式的教学，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孩子7岁前不被强制上学（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听到父母对他们的8岁的小宝贝被迫进入正式入学阶段表示极大的担忧，有些父母甚至要求更晚开始上学。这些父母都是杞人忧天：甚至在正式入学阶段，瑞典的课堂也完全不能说是正式的。孩子们经常休息，经常可以自己决定是坐在桌子旁还是在教室里闲逛。而在意大利人眼中，把这样的课堂描述为“受控制的混乱”也不为过。
在瑞典，孩子们在小时候经常参与户外活动。这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因为瑞典的天气不是很宜人。在寒冷的冬天，穿着暖和的婴儿喜欢在外面打盹并且很容易适应寒冷。瑞典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毕竟，瑞典的儿童死亡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无法接受所有的瑞典风俗。例如，他们的一些朋友为孩子报名了森林幼儿园，那里的孩子一年四季都在户外玩耍，只有当天气条件变得恶劣时才有基本的庇护所。当他们热心的朋友解释说，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小孩子会接触到更少的细菌并且不那么经常生病时，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礼貌地点头，但仍然选择了更传统的室内学校。
北欧人的观点当然比较夸张。德国父母可能某种程度上比北欧父母要严格，但是对于教养方式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育儿习俗。美国人看待德国人的教养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文化冲击不止于此。美国妈妈惊讶地意识到，德国的幼儿园不注重学业，德国父母也不敦促他们的学龄前儿童读书和写字。最大的冲击是学校里各个年级的孩子都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步行上学，并在社区里到处闲逛。
瑞士的教养方式也相对宽松。当地文化中并没有过度育儿的概念。在2015年5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标题富有暗示性的文章，《在瑞士，父母旁观；在美国，父母监视》。一位住在美国的瑞士母亲在自助餐厅里目击了自己的女儿和一位年纪更小的男孩发生了冲突。像一位典型的瑞士母亲一样，她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干预这样不起眼的“小插曲”，并倾向于让孩子独立寻找解决冲突的方式。随之而来的是男孩“控制狂”母亲的惊骇反应，指责她事不关己的态度并且要求向她和她的儿子郑重道歉。
“独立性”在瑞士的育儿文化中排名很高。上小学的孩子们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与其他孩子一起步行上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是如此。瑞士政府也努力确保道路安全，道上到处都是标志警告司机学校就在附近。驾驶方式被要求迁就教养方式（对鲁莽驾驶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
尽管瑞士的孩子一直到小学低龄阶段都可以享受轻松的童年，随着他们升入高年级，压力水平也会上升。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在瑞士孩子们需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一考试会将学生分配到学术型或职业型的高中。这场考试是一个转折点，也是瑞士家庭的主要压力来源。
在苏黎世地区，考试在六年级，即孩子12岁时举行。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高难度的预备课程，并花大量时间辅导他们读书。高中入学考试的那一天也极具戏剧性。一群备受煎熬的家长在考试地点等待着，试图从走出考场的孩子的表情中读出成功或失败。这一例子表明，除了经济不平等之外，制度特征，比如教育体系的设计也会影响教养方式的选择。
主流教养方式的差异并不仅仅反映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文化分流。不是所有的欧洲人相信宽松的教养方式可以培养独立性和想象力。
在2016年1月，在卡梅伦政府由于脱欧公投倒台的几个月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于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向一群父母致辞。在致辞中，他呼吁父母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们采取“虎妈”的教育观念，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向孩子灌输勤奋的美德。公立学校应该传达蔡美儿“不断努力，相信自己，屡败屡战”（ try hard， believe you can succeed， get up and try again）的信念，而非一种“所有人都应获得奖励”的文化。用他的话来说“坚毅是成功的核心，…无论你多聪明，如果你不相信持续的努力和专注，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从失败中站起来，你将无法发挥你的潜能。”
他关于道德价值观的富有激情的演讲没有触及录取条件苛刻的精英私立学校，比如卡梅伦先生自己就读的希瑟塘预备学校（ Heatherdown Preparatory School）和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在成功中扮演的重要性。
尽管没有展示故事的全貌，卡梅伦先生也可能不过是多此一举。英国人的教养方式，特别是在那些教育程度更高的阶级，比德国人和北欧人都要更为密集。在英国，“直升机育儿”的人气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高速增长。就像许多美国家长所做的那样，越来越多的英国父母在孩子的大学选择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并陪他们去参观校园。
这一新兴潮流发展如此深远，以至于现在大学的访问日面向潜在学生的家长的程度和面向学生的程度一样多。在访问日，家长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了对抗这种趋势，大学通常会同时为家长和学生安排单独的宣讲，以避免家长“擅自参加”学生的宣讲活动。曾经有过这样的趣闻，不期而至的母亲们出现在为硕士生准备的聚会中，以期和教授们讨论她们二十多岁的孩子的进展。
有趣的是，英国父母育儿态度似乎是1998年通过《教学和高等教育法案》（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Bill）时开始发生转变的，这一法案提高了学费，并废除了学生的助学金，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经济状况调查贷款制度（ means-tested loans）。从此以后，高等教育每年的费用从1000英镑增加到9000英镑，并且顶尖学校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在改革之前，一般大部分学生能获得助学金（比如，大学讲师的工资水平就足以让她的孩子满足接受助学金的条件）。相比之下，在新制度下，许多中下阶层的父母根本无力承担让孩子放弃学业或在几年后改专业或转大学的费用。他们也不能让孩子选择不太可能带来相对高薪而稳定的工作的专业。换言之，改革后经济因素更重要了，在教育方面这些因素重要性的上升与“直升机育儿”的大行其道是并行的。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将密集型教养方式常态化的国家，那就是中国。在美国，蔡美儿相信来自中国的父母比西方父母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成就:“中国家长大约每天花十倍的时间对孩子进行学业训练。相比之下，西方的孩子更有可能去参加运动队。”
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印证了这种严格的中式育儿文化的传统印象（见表2）。90％的中国受访者肯定了勤奋的价值（美国为65％，瑞典仅为11％）。
根据《中国日报》一项调查，蔡美儿推崇的严格育儿方式在中国很受欢迎。“在1795个受访者中，94.9％的受访者认识那些是严格母亲的女性，55.1的人赞赏蔡美儿的教养方式”，只有“18％的人说‘虎妈’剥夺了孩子的童年乐趣”。在这篇文章的报道中，一位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表明，这种教养方式的优点使得孩子更聪明，他们为未来的激烈竞争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虎妈”的神话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成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这部电视剧由著名演员赵薇和佟大为主演。三位主人公分别为毕胜男（“虎妈”）、罗素（丈夫）和茜茜（他们五岁的女儿）。毕胜男（在汉语中意思是“比男性还出色”）是一家成功企业的高管。她意志坚定、严格，并准备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引导女儿走向成功。相比之下，罗素是一个更放任的爸爸。这个喜剧性的故事围绕着两位家长之间的纠纷展开。
胜男决定出售他们居住的复式公寓，购买一套每平方米9万元（14000美元）的老破小学区房。当罗素和他的家人试图阻止她进行200万元的抵押贷款，因为这将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时，胜男讲述了她的故事：她的父亲很穷，但他把大部分钱花在了她的教育上。多亏了这一点，她可以去最好的学校，并最终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尽管她的家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茜茜仍然没能够进入梦寐以求的学校，由于录取规则的变化，只有来自学区并居住两年以上家庭的孩子才可以被优先录取。胜男没有放弃，她没有把女儿送到普通小学，而是让女儿推迟一年入学。然而，在中断期间让茜茜放任自流是决不可能的。胜男辞去了她的工作，并强迫女儿接受超高强度的家庭教育以及日常体育锻炼，还给她报名了绘画和音乐课。胜男从未犹豫:“我们的事业可以被牺牲，但女儿的未来不能。我们活着是为了女儿。”
胜男是全心全意的传统中国母亲形象的缩影，她认为勤奋是成功的途径。—这一信念反映在中国父母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回答中。胜男在教育上可以做到毫不留情。有一天，茜茜没有完成作业，因为奶奶带她出去了一整天。当胜男晚上回家时，她把女儿从床上拉下来，逼迫她完成家庭作业。
这仅仅是一个虚构的电视剧的夸张手法吗？不完全是。有一天，法布里齐奥充满钦佩地向一位中国朋友问起他的钢琴天才女儿，“所有这些天赋从何而来？”这位朋友认真地回答说，他相信他的女儿不比她的许多同学更有音乐天赋；她只是愿意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练习。许多中国父母都同意那句据称来自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中国父母的教育方式支持我们的育儿经济学理论。由于不平等程度在今天的中国相对较高，而教育在父母的眼中也非常重要。
最后，正如胜男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描述一样，勤奋是跨越阶层的有效手段。对国内的学生而言，成功之门是高考，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每年有900多万考生参加高考以进入高等学府。在高考中的优异表现能够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而糟糕的成绩则可能让孩子失去任何就学机会。
这与美国相反。在美国，精英学校的录取不仅仅与平时成绩和测试成绩挂钩，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课外活动和社会经济背景。
我们是否可以断言，经济迅速发展和教育的高度重要性能够完全解释中国式的教养方式呢？虽然我们认为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但我们认为中国式育儿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非当前的经济条件。比如，传统对权威和等级的尊重可以解释中国式育儿向专断型教养方式的偏向，这种偏向将中国式的密集型父母与类似经济社会状况的西方国家的父母区分开来。用蔡美儿的话来说:“中国父母相信他们知道什么对孩子最有利，因此会忽视孩子的欲望和偏好。”
日本的育儿文化与中国相映成趣。尽管中国和日本如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但它们历史上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教育和学业成就在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极高的尊重。对于父母和老人的尊敬也是两国共同的重要传统价值观。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传统文化因素是决定教养方式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在两个国家应当看到相似的育儿行为。
然而，当下日本的经济情况与中国很不同。首先，尽管中国在过去20年间经济增速比日本要快得多，日本却更为富裕（日本的人均GDP比中国高2.5倍）。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在日本比在中国要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比美国低，介于德国和英国之间。与这些经济差异一致的是中日之间育儿价值观的差异。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日本的父母强调勤奋的程度远低于中国父母。相比中国的90％，只有1/3的日本受访者把勤奋作为育儿中最重要的价值观。相反，日本父母把想象力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因此，中日的分歧与我们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完全一致。
然而，当我们谈到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的重要性时，中日育儿文化达成了共识。独立性被76％的中国受访者以及超过80％的日本受访者列为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远高于美国，在美国这一比例是56％。
对于独立性的强调可以用一句日本谚语来概括:“子旅ㄝ上”，翻译成中文就是“让可爱的孩子踏上旅途吧”，或者更直白但准确地说“让亲爱的孩子独自旅行”，这一日本谚语描绘了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的重要性。日本的孩子很小就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为父母跑腿，比如去杂货店买东西。
日本育儿文化中抚养独立孩子的重要性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日本有一个名为《我家宝贝大冒险》（打加）的电视节目专门拍摄小孩子们的第一份差事（比如，哥哥和妹妹第一次出门买菜）。这一真人秀在日本的电视台播了25年多。为什么独立性在日本父母中这么受欢迎？或许是因为日本文化中存在极强的社会信任和社区意识。此外，日本的犯罪率非常低，孩子们很早就被教导，他们可以在需要帮助时依靠其他社区成员。
尽管日本的父母不像中国的父母那样执着于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密集型教养方式仍然在扩张，特别是对于支持孩子的教育上。日本人长期以来很关心教育。母亲负责确保孩子的进展，“说教妈妈”（教育ママ）一词多年来被用于指代这一角色。一个研 究团队研究了日本的母亲和孩子的学龄前老师以及小学老师的关系，并得出结论，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比较内敛并支持学校的目标和教学方式的“说教妈妈”们，到今天逐渐演变为在各方面干预孩子生活的“魔鬼父母”。“魔鬼父母”们常常和学校老师发生冲突，他们责怪老师的教学无法达到家长的预期。
可以说，不同教养方式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孩子的教育成就。由于我们的论点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孩子的经济前景，我们应该看到父母干预的强度会随着教育的经济利益的增大而增加。特别是，我们预期看到父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不那么放任，尤其是在教育回报率高的国家中，更倾向权威型。
教育的回报率与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相关，但不尽然相同。如果教育回报率很高，即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者比其他人获得的回报要多得多，将会导致不平等。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不平等的来源（例如财富的初次分配）对育儿的直接影响则较小。因此，通过观察教育回报，而不仅仅是宽泛的不平等水平，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楚地聚焦于育儿行为背后的激励机制。
不幸的是，比较各国的教育回报率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经济学家计算教育回报率的标准方法，是将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收入进行比较，或者通过观察增加一年的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来进行比较。
但是，如果想要捕捉各国教育的经济利益的差异，这两项措施都有局限性。在一些国家（例如瑞士），职业培训很重要。接受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的工人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平等，并且不同专业的录取是竞争性的，这并不反映在教育年限的回归中。
同样，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与排名低的大学相比，就读于精英大学的人有很高的收入溢价。被排名高的大学录取的额外收益没有被包括在教育回报的标准度量中，然而这很重要，因为在其他国家（如德国），不同大学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跨国分析中教育回报率与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仍然与我们的理论相吻合。我们使用了世界银行最近一项研究中收集的教育回报数据。表3显示，在教育回报率较高的国家，父母更倾向于权威型和专断型，而在教育回报率较低的国家，父母更多为放任型。
表3 大学与研究生教育的回报率与各国家采取不同教养方式的父母的比例
有趣的是，教育回报率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么少的父母是放任型的。如前所述，这一现象令人费解，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不存在非常高的不平等。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国和西班牙的教育回报率是欧洲最高的。教育回报率可能是法国和西班牙父母比其他欧洲国家的父母更为咄咄逼人的原因之一。其他欧洲国家的教育回报率相对较低，例如北欧国家，或与法国和西班牙在文化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意大利。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不持有任何价值判断。勤奋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价值。然而，教育的高度重要性和密集型教养方式可能通过限制自发性、创造性，以及整体上降低了孩子的福利，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有趣的是，瑞士和瑞典这两个拥有强有力的制度和民权保护、盛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国家，在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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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利博蒂教授，原载：小花生网。小花生网一个专注分享国内外先进而实用教育资源的微信公众号。本文摘录自新书《爱，金钱和孩子》，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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