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
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应邀在享有盛名的“深大讲坛”和深圳大学老师和同学交流。朱锐老师刚才说我们在路上说的话，今天是10月18日，我这次是128讲。广东人以8为吉利，看来不发都不行啦！128，“要尔发”，尔是你，这个“你”是谁？谁要你发？这个“你”不是任何个人，“尔”是我和在座各位学的哲学学科，谁要哲学学科发展繁荣呢？
我今天讲的是科学精神。
我们都知道，哲学在学科分类里算人文学科。所以有很多人讲哲学就是要培养人文精神，要有一种终极关怀，这一点不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哲学还有科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科学精神更加重要。
“某种”是什么意义？从西方哲学的传统、从科技革命时代的现实，从哲学与科学再次结盟的未来，都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今天来深圳这个中国科技发展的中心，在深圳大学哲学系这个既有北大传统、又有新兴科技研究的学术重镇，就选了“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这么一个题目，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讲古代的西方古代的科学精神，古代西方的科学观如何奠定了西方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的基础。
第二部分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讲一下近代的科学革命。古希腊哲学经过了中世纪一千多年的酝酿准备，到了17世纪的时候，有了一个爆发式增长，这个就是近代的科学革命。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西方的哲学的科学精神遇到了挑战！因为在西方的科学出现理论危机，这个挑战随着这个挑战它越来越严重，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反科学技术的科学观，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科学。
第三部分讲的“后现代科学”，我打了一个引号，打了一个问号。要进行质疑。最后，正是因为现代科学自身遇到的危机，以及后现代科学观的挑战，西方哲学也遇到了危机，因为西方哲学的硬核是科学精神，当它的科学精神受到了歪曲和损害以后，那么西方哲学的本身的危机也就来了。出路何在呢？
我最后也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好吧，我就按照这么四个部分顺序，一一来讲。
首先我们讲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没有分家，最早的哲学家是最早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物学家。早期哲学有四个这个关键词，一个叫自然，一个叫经验，一个叫逻辑，一个叫数学。这四个关键词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科学的四个核心领域。我来解释一下它们的源头。
“自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讲自然不就是自然界，不就是大自然吗？但是这个不是希腊人的观念。我们现在讲的自然界、大自然还有另外一个其词叫cosmos，现在翻译成宇宙，是吧？宇宙什么意思呢？宇宙就是天地间的万物，天地间万物的总和叫宇宙。
自然是什么意思？自然就是phyusis, 物理学的词源是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本性”（nature）“本源”，当然大写的Nature也是自然界。希腊人把天地间的万物和它们的本性、本源、发展规律区别开来了。哲学家要探讨天地间万物的运动发生发展规律，这不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内容吗？但是那个时候不叫自然科学，它叫自然哲学。
最早的西方哲学家叫自然哲学家，大家看西方哲学简史教科书，第一章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最先的伊奥尼亚派是最早的物理学家，他们把自然本源归结为水气火土的运动规律，后来的原子论归结为原子结构和运动，在古代是很先进的。和伊奥尼亚派同时的是毕达哥拉斯派，他们是最早的数学家，他们认为数目组成自然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几何结构是数目，这里有解析几何思想，但毕达哥拉斯派所说的数目是自然数，它迈不过无理数这个坎。毕达哥拉斯定理往往会碰到无理数，无理数不是自然数，如何成为自然本源，所以无理数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数目，而毕达哥拉斯定理是合理的，是一个真理。这样毕达哥拉斯派不就自相矛盾了吗？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这些数学家就变成一些神秘主义者，一个秘传的宗教团体。
还有一些自然哲学家，认为自然本性不是无生命的物质或数字，而是有生命的“种质”或“根”，就像现在细胞、基因那样的微粒，当然他们没有观察到这些有生命特质的微粒，而是靠脑子想出来的，恩培多克勒甚至想到这些微粒在进化过程中组成可见的生命体，已经有了进化论的思想。这些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思想很发达，但毕竟还是早期的，叫做前苏格拉底阶段，到了苏格拉底时代，希腊哲学和科学达到了它的顶峰了。
苏格拉底的继承人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什么不一样？柏拉图可以说是当时顶尖的数学家，柏拉图哲学的精神，从根本上说是数学精神。
我们都知道柏拉图创办了一个学园，门楣上刻着一行字：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此门。几何学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柏拉图哲学的奥妙要靠几何学来解开。后人看柏拉图，认为他的理念论是分离学说，把世界分成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
其实不是这样，柏拉图的理念是数学那样的范型，有数学那样的关系和结构，数学范型沟通了思想的理念世界和可感的万事万物，这原来是毕达哥拉斯的想法，但是柏拉图要解开毕达哥拉斯的难题，无理数怎么办？柏拉图也想了很久半天，一直到后期才解决。后期有两篇对话，《菲布利篇》分析说，无理数就是一和二之间的不定数，什么意思？柏拉图把一和二之间看作一个数列，一个不断可以分割的数列，无限接近于二的分数系列，不可通约的分数不就是无理数吗？无限系列相当于极限的概念，当然柏拉图不懂怎么求极限的值，但他想通了无理数的存在合理性，就可以建构一个世界的几何范型了。最后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的造物主是个几何学家，是他用两个最简单的直角三角形，创造出四面体、六面体、八面体，二十面体构成水火土气，柏拉图很聪明，想这个宇宙是球形的，他就用第五种元素叫以太，是球形的，三角形不能构成圆，柏拉图就用十二块正五边形构成以太，就像足球的结构一样。以太构成灵魂，这样，天地万物，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理智的还是感觉的，都被几何学的数学范型构造出来了。
但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一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也是个科学巨匠，把科学分成几类，每一类都留下了传世之作，但唯独少了数学，因为亚里士多德没有继承老师的数学思想，本来不应当进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士多德在自己创办的学园里讲授物理学、生物学等经验科学，还有第一哲学、逻辑学等等。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体系的创始人，他的逻辑学同时也是科学方法论。他说，任何科学，包括经验科学，都是证明科学。证明是什么意思？精神三段式演绎，从从前提出发，按照三段式规则进行推论得出一个结论来，它的结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相符合，这就叫证明科学。但是他也碰到一个问题，证明科学怎么证明三段式的前提为真呢？亚里士多德想到两条途径：一是通过经验观察归纳，经验很重要，首先可以归纳出三段式前提，又可以证实三段式推理的结论；第二条途径是论辩，什么叫论辩呢？就是排除法，你比如讲你下一个定义，总有两个答案，一个是肯定的答案，一个是否定它，我都把两者拿来比较一下，看看哪一个合理，合理的一方就把和它相反的一方排除了。
你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个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传统当中，对自然、经验、逻辑和数学都有深入全面的思考，为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提供了一个充裕的源头，现在我们讲要讲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言必称希腊，就是要重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当然我们现在中国人思想，不能这样，但是你要讲到西方科学，讲到西方哲学，要言必称希腊。
下面我们看漫长的中世纪了，在中世纪，神学占主导地位，但是中世纪神学是和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相结合的。晚期神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就是经院哲学。它束缚了哲学，同时也束缚了科学的发展。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吧？就是按照经院的神学世界观，认为宇宙的这个中心是地球，就是地心说。哥白尼通过观察和计算，他认为应该是日心说。日心说和地心说不仅仅只是科学类的争论，它涉及到新兴自然科学和神学世界观的冲突，所以日心说受到教会的排斥、压制和谴责。但是它阻挡不了科学的革命。
近代哲学家大都精通数学和自然科学，有些人，如笛卡儿和莱布尼茨，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哲学家与科学家的交往也很多。哲学家并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属于科学界。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近代哲学家非常自觉地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吸取养料，把科学的需要、科学的成果作为建构哲学理论的动力。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大致是同步的，但从诞生的时间看，自然科学略早于哲学。自然科学首先突破了旧哲学的禁锢，为新哲学的诞生开辟了生存空间。近代哲学发过来迎合与推进新兴科学。近代哲学从哪些方面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呢？
首先，哲学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它的首要目的是建立新型的科学观。按照传统的科学观，科学只是证明科学，科学的方法是三段式的演绎法。自然科学需要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近代哲学家的身上，他们无不关心知识的起源、性质、对象、基础和范围等问题，在前人没有涉足之处开始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不是依靠自身的逻辑、靠思辨推理出来的结果，没有自然科学这一外来的刺激，认识论不会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不可取代的保障和导向。现在有些人批评近代哲学的知识论，说科学和其它知识不需要外加的基础。这是用科学成熟期的状况来否认科学诞生期对于可靠基础的需要，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近代认识论中有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阵营，两者的分歧直接地、集中地反映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不同理解。自然科学是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但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甚至不同的个人思想中，这两种方法不是等量齐观的，两者在运用的先后、作用的大小等方面有所区别。这些差别经过哲学的放大之后，便成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分歧。唯理论以数学为知识的模型，因此，唯理论者无不推崇数学的方法，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把必然真理作为知识的目标，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真理的标准。经验论则把实验科学为知识的模式，因此提倡实验和观察，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重视或然真理，把观念与经验的符合作为真理的标准。
虽然有以上那些分歧，经验论和唯理论都属于理性主义。经验论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唯理论亦承认经验的作用。不论唯理论所说的理性（reason），还是经验论所说的经验（experience），都属于“理性”（rationality）或“知性”（understanding）的范畴，只是他们对理性有不同的解释而已。两者都崇尚人的理性，不以宗教信仰、神学教条为知识的前提、基础和标准；都关注知识基础问题，区别了知识、无知和伪知识，确切的知与不确切的知；都持“基础论”的立场，认为知识的确切的真理是在确切的基础上按照正确的方法建构出来的；都从简单的、无可置疑的命题出发，使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对整体与部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进行探讨。
再者，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机械论的特征。现在人们喜欢把“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机械唯物主义”已成为固定术语。其实，机械论不仅是近代唯物主义的特征，而且是近代哲学的普遍特征，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而有机械论的倾向。但是，各派对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所作的解释，各有特点。唯物论把人的精神活动归结感官活动，并最终还原为机械运动，得出了“人是机器”、“心灵是物质”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唯理论把心灵作为与物质不同的实体，心灵活动与物质运动属于不同的因果系列，因此产生了身心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经验论把因果关系等同为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产生出因果联系是否普遍有效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结论困惑着近代哲学家，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这些围绕因果关系的问题而产生的问题和结论，只有在机械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只才能得到理解。
最后，近代哲学的理论是以自然科学为范式而建立起来的。笛卡儿哲学按照“普遍数学”的要求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斯宾诺莎按照几何学的模式建立名为“伦理学”、实为形而上学的又一体系，霍布斯把自然法的观念推广到生活政治领域，建立了近代第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休谟以牛顿的物理科学为榜样建立“人性科学”。近代哲学一般都采取科学论文的形式，与古代哲学的对话、诗、散文等自由文体，与中世纪以问题为中心的逻辑论证的“学问”，都截然有别。近代哲学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具有系统、确定、简约等特点以及一定程度的经验实证性。
现在，然后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了，就是危机和挑战。科学革命之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理论科学都发生了危机。理论科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理论科学包括物理学、数学、逻辑学，还有第一哲学，都是属于理论科学。理论科学的发生和人们为了摆脱危机所作出的努力，有一个连续性，物理学危机和数学危机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发生了物理学危机，原子洇灭了吗？基本粒子的能量转换如何测定？量子力学符合因果规律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根本问题是数学公式的发明。最典型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力学基本的观念是绝对时空，可以用初等几何和代数计算，但非欧几何发明之后，平行线公理失效了，爱因斯坦及时用非欧几何的公式计算时空转化。但他与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理学规律发生争论，根本问题是精确数学公式还是概率统计的差别问题。
物理学危机要靠数学的新发明来解决，但数学自身的基础不牢靠，数学是一个公理体系，但它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规则没有证明。比如自然数、极限、算数的基本规则，如何定义？从柏拉图以来没有进展，大大落后于现代数学的飞速发展。
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发明带来了数理逻辑的诞生，弗雷格、罗素和怀特海用数理逻辑解决数学基础问题，当时得到了认可，数学家可以抛开对数学基础担心，大胆往前走。
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虽然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危机的威胁，好像天空中出现了几片乌云，靠数理逻辑的工具，这些乌云好像就被驱散了。但是数理逻辑自身也碰到一个问题，数理逻辑的符号系统是一些人为规则，为什么能够描述世界的真实事件？数理逻辑的实在性问题，需要哲学来证明。
靠传统哲学解决不了数理逻辑实在性问题，于是紧接着发生了哲学革命。1900年20世纪第一年，发生了两场哲学革命，一个是分析哲学，一个是现象学。这两个都是为了用严格科学方法证明纯逻辑实在性的问题而发生的，为了给数学和经验科学奠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当时有革命的轰动效应。
然而，哲学革命很快碰到了新问题，不管是分析哲学也好，现象学也好，内部都发生了分化，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内都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哲学争论，加上“二战”前后社会环境的影响，西方哲学内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分裂了，甚至势同水火。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精神，也反对近代以来与科学结盟的人文主义。
后现代科学不是科学，现在的科学家仍然从事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只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的一种态度、立场或情绪。它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也是一个现象学家，但是他是反对现代技术，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西方哲学的就是对于存在意义的遗忘，这种遗忘历史到了笛卡尔那里登峰造极了，哲学和科学结盟的方式是普遍数学，普遍数学就是一种计算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计算的思维方式。但能计算的只是物，而不是人的存在，更不是存在本身，甚至不是物的存在方式。在海德格尔那个时代，科技最高的成就是控制论，海德格尔说控制论很危险，危及到我们人类的生存。这种论调很像现在有些哲学家反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肯定是一种计算思维，或者讲是计算机思维，现在有很多人也爱讲机器人这很危险，会控制人类，毁灭地球，像很多科幻电影描述的那样。
后现代科学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法耶阿本的反对方法，他是英美科学哲学家，也是一个德国人，继承了德意志思维中极端、夸张的一面。他研究科学哲学，实际上它是反科学，是反科学的科学哲学。英美科学哲学的科学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是在特定范式中由常规科学家共同体规定的方法、程序和规范。法耶阿本反对方法就是反常规科学，反对有科学规范，“什么都行”，科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在西方，点金术、占星术在中世纪大行其道的，科学革命以后，一直认为那些是邪门歪道，根本就不是科学。法耶阿本却说，为什么不是科学，一切都行，只要有效果就行，他说的效果就是眼见为实，甚至不要眼见，只要有人信就行。在中国，也有人搞伪科学，设计永动机，发气功治病，让铁棍弯曲，耳朵识字，等等，这一切都打着科学的幌子，在电视上演示，玩魔术一样，眼见为实嘛，这还不是科学吗？有些职业科学家也被唬住了。他们不懂科学哲学的经验概念，经验不等于我们的感官观察，经验一定要经过实验的，要按照实验的设计程序，要有可重复的操作性，可传授性，才叫科学经验，就是常规科学家做的工作。
从根本上说，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是不折不扣的“反科学的哲学”。1996年出版的《劳特里奇哲学史》第9卷第7章题为“当今科学哲学”，其中反复用“科学的公关关系发言人”和“科学俱乐部的守门人”两个名衔指称科学哲学。作者阿加西攻击说：“官方的科学哲学，被科学建制所支持的科学哲学，远不如电视上推销肥皂和化妆品的商业广告显得宽容。他们远离独创者疯狂地寻求宇宙秘密，犹如色情狂远离对上帝的理智之爱”。他还说：“自以为是的半官方的科学公共关系发言人是排他的科学俱乐部里的吹牛者。很明显，科学是开放的，守门使之成为封闭的俱乐部”。作者的结论是：“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一种自然宗教”。他说：“科学研究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中心项目以及看待我们文化的其他项目与科学的互动是一条开放的大道。重要的是把科学哲学看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哲学的一个孤立项目。把科学哲学从人类文化哲学一般割裂开来的是守门人把任何非科学的项目视作低于哲学尊严的观念。这个观念不是哲学的。任何人性的东西，无论是科学或人类文化其他任何方面的东西，对任何哲学家都不是局外的。 这些论调反映了后现代科学观的特点：一是把批判科学的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混为一谈，二是对科学理论与文化话语不作任何区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篇“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代表作发表的当年，发生了“索克尔事件”。1996年，对后现代的科学观极为反感的美国理论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克尔（AlanSokal）以恶作剧方式，给后现代思潮研究的主要期刊《社会文本》投了一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他自称该文讨论“后现代哲学和20世纪物理学的政治蕴涵”。这一话题符合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政治批判的文化话语，而且该文形式符合学术规范，109个注释和217篇参考文献准确无误。《社会文本》5位副主编一致同意将其发表在名为“科学之战”的特刊上。不料索克尔3周后在《交流》（Lingua Franca）杂志上发表“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一文，坦言他的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有意识地捏造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的“联系”，甚至加入常识性的科学错误，后现代的文化精英却无力辨识。索克尔认为，“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索克尔事件”是后现代主义的丑闻，但并未阻止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继续在人文领域大行其道。西方的文化学者与科技专家之间存在难以沟通的鸿沟，令当今科技哲学陷入窘境。但是即使有丑闻，没有阻止后现代科学，所谓后现代科学继续在人文领域大行其道。
现在讲哲学危机的问题。1987年Kenneth Baynes, James Bohman &Thomas Mccarthy 编写一本论文集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当代重要哲学家思考哲学未来的文章。文集编者把他们的观点分成三派：终结派有罗蒂、李奥塔、福柯和德里达等通常被称作后现代主义者的人；转型派又分两类：一类是英美分析哲学家和他们的德国同伴戴维森、达米特、普特南和阿佩尔、哈贝马斯；另一类是人文主义哲学家伽达默尔、利科、麦金泰尔、伯鲁门伯格和查尔斯·泰勒。这个名单涵盖了20世纪后半期名气最大的哲学家，其中一些人现今依然健在，在中国影响也很大。我感到这三派其实组成两个阵营：第一和第三派组成修辞的、人文的、后现代的阵营，而第二派属于分析的、逻辑的、现代性的阵营。R阵营感到来自自然科学和高技术挑战的压力，转向人文学科寻找出路，致力于把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转变为哲学话语主导的跨文本、跨文化的对话；而A阵营直面科学技术前沿问题，寻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统一的新图式和方法论。R阵营和A阵营的转型主张都言之凿凿，自圆其说，或相互批评，或互不往来。在我看来，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其实不能用“终结或转型”来概括。After Philosophy概括了两者思考的共同问题，After 作为时间副词，指20世纪之后，而after作为表示顺序的介词，则有“追随”的意义。无论划归什么流派或阵营，20世纪末的重要哲学家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20世纪之后哲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我写的《现代西方哲学新编》2002年版的结束语标题是“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 “批判”（Critique）来自“危机”（Crisis），Ausgang有“终结”和“出路”双重含义。从哲学史的事实来看，哲学经历多次危机，每一次危机都迎来哲学的繁荣发展。
20年后的重新反思。21世纪情况正在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智能革命正在改变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舆论、媒体和学术界都在关心高新技术的成果及其引起的后果。哲学家不能无视高科技创新的经验和可能的结果，不能不在新的条件下思考哲学与科学技术关系等问题。哲学的趋势似乎开始向A阵营倾斜，连R阵营的大盘——德法哲学界也出现了分析哲学化的倾向。但是，20世纪西方哲学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当下和未来哲学转型的任务和方向也不明确。我愿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维度谈谈自己的意见。
19世纪后期以降，哲学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或人文学科）分离、学科高度分化的情境中发展到现在，企图恢复早已失去的现代早期哲学“科学之科学”或“第一科学”的地位，的辉煌，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与17-18世纪哲学家不同，现在的哲学专家基本上不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大多数人对新的科技知识和前沿问题也不甚了了。面对过去的辉煌，哲学家不能墨守成规，满足于哲学专业的历史知识和现有认识水平，按照自己专长的哲学史文本片段，以传统的人文知识或近代机械论为标准，硬要以人类文化裁判者和科学技术守夜人的姿态，对科技创新指手画脚，先验地裁判这也不可能，那也有危害。这样的“哲学家”的科学家眼里和公众舆论面前就像把风车当魔鬼的唐吉柯德一样。
哲学转型的方向是重建哲学与科技的同盟。当务之急是以科技创新、智能工业革命的新问题为导向，开拓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科学和新学科的探索。现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哲学研究和教学已在不少领域方兴未艾，如实验哲学，神经科学与意识具身化，生命医学伦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伦理，逻辑-自然语言-计算机跨学科研究，科技美学和工业设计，科技-工程-人文-数学（STEAM）课程，等等。
哲学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并不只是应用研究，而是在从科技新发展的成果中吸收哲学自身发展所需的理论的、实践的和趣味的资源。形而上学的改造或为哲学与科学结盟的终极问题，在此问题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没有先验优势，没有捷径可走，只有经过中外哲学家世世代代的努力，才能取得进展和成功。
无论未来的新哲学或当下跨学科、交叉科学和新学科的探索，哲学界还没有准备好，哲学与科学的结盟缺乏人才，培养未来“两栖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我觉得皮尔士在标志实用主义诞生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中一段话对我们当前的教育很有针对性。引用如下：
可怕的是，看到隐藏在青年人头脑里的一个不清楚的观念，一个无意义的格式，如何有朝一日像血管里面一块惰性物质的障碍一样，阻滞进入大脑的营养，使它的受害者正当智力旺盛才思焕发的时候萎缩下去。许多人好像有一种嗜好，常年地偏爱着一个观念的某种模糊影像，而这个影像毫无疑义甚至连肯定的错误也不是；可是他却热情地喜爱它，日日夜夜地同它相伴，……然后，某个晴朗的早晨他苏醒过来，发现它走了，就像神话中美丽的Meliusina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生活的意义也随着它一起去了。
这段话对我们的青年学子，对负有教育责任的教师，可谓警世通言，我们要留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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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敦华，转载：敦实而华。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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