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三次转型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由西方引进的。在百余年的大学发展历史中，虽然我们时时力图有所超越，但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向西方先进大学制度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学习对象的转变，可以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过程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20世纪20年代，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主要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系进行的变革；第二次转型是新中国成立后，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对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全盘照搬；第三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以欧美高等教育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一、第一次转型：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的转型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移植于外国。鸦片战争后的洋务学堂高级学堂在学习科目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高等专门学校的特点。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洋务学堂并不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所以远不能称之为“大学”，只能算中国近代高等专门学校的雏形。
以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为标志，中国近代大学开始萌芽。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由于科举仍是当时读书人尊崇的教育正途，且这些新的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办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所以19世纪末，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且屡有停办的厄运。
直到20世纪初，以清末“新政”改革为起点，许多有识之士希望改变从前用“西艺”、“西文”学习来对封建教育进行修补的做法，力图对中国的教育作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兴学堂、废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的学校制度。它主要以日本教育制度为参照，来制定学校系统。从此，中国大学在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诸方面基本形成以日本模式为参照的教育体系。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直接刺激了该教育体系的广泛实施。新式高等学堂大量兴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基本建成。1911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虽然对封建旧教育体制有所改革，但是1912年《壬子学制》及1913年的《癸丑学制》依然延续了这种“取法日本甚多”[1]的大学体制。
1915年前后，由于日本教育所包含的封建性和较多的军国主义色彩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取法日本的高教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议改学制的活动在教育界逐渐展开。当时的教育界人士大都提出应采取各国学制之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制。
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发展历史中第一次重要的转型。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最终主要参照美国教育体系来完成构建。这主要是因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大量留美学生的学成归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正逐步超过其他国家。而且1919年杜威受邀来华讲学和蔡元培等人对英美教育的考察也说明教育界对美国教育制度的青睐。
百年中国大学第一次转型发展主要形成了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制度。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了单一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单科大学出现。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形成校长负责制下的“三会制”和董事会制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经费筹措到大学行政管理制度形成社会化趋势；废除学监制，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实行男女同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课程体系，实施主辅修选科制度以及学分制，实行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第三，思想观念层面，接受了美国大学社会化、民主化的办学理念，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观也被广泛接受。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体制；在理念层面上，接受了大学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全新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在当时中国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家，特别是留美知识分子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源泉。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由于高等教育内部力量推动，进而导致政府政策改变的、自下而上的大学转型。
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大学转型的这段历史多有论述。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批评、否定的意见在新学制颁布伊始就纷至沓来，认为对美国高教模式盲目照搬，背离了中国文化及现实国情的需要，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其二，赞同、肯定的意见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仿美改革，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本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
本文认为，从世界大学的历史来看，向先进的大学办学模式学习，改进自身高等教育系统的事例在各国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仿照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强调高等教育办学的民主性，与“五四”前后要求科学、民主的思想潮流相适应。因此，总体上积极意义偏多。
二、第二次转型：对前苏联模式的全面照搬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的大学模式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转型前的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大学，其一是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主要以美国高教模式为参照的旧中国高教体系，包括124所公立大学(随各城市的解放被直接接管)，21所教会大学(1951年被接管)和60所私立大学(1952年改造改制成公立大学)。其二是延安时期解放区的大学。
1949年12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教育改革的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3]但在其后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却走上了一条对前苏联教育模式完全照搬的道路。
高等教育领域，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开始了对前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和机械照搬。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颁布，标志着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国家集权管理，条块分割的大学体制结构；建立由单科院校和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且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第二，微观层面，改变原有的“大学—学院—系”的内部组织体系，建立“大学—系”的组织体系，系内设专业、教研组(室)的组织结构；建立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4]第三，思想观念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念占据主流，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大学对前苏联模式的照搬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性质的完全改变，必须要建立与之适应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于是无论是在教育制度层面还是教育理念层面上，前苏联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经过6年改革，我国大学基本建成了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管理和条块分割的高教模式。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政府的决策对这次转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决策推动新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大学转型。
总之，我国在建立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实践过程中，摒弃了解放区高等教育以及旧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对前苏联高教模式极度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在过分提倡政治的年代，也形成了高等教育单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高等教育的经济、文化功能被弱化。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新大学模式的建立与当时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是相符合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大学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次大学转型的功过是非，还需要我们客观认真地分析对待。
三、第三次转型：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各国大学发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数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观念调整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来的第三次重要转型发展，即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旧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思想观念解放后，教育界对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讨论和研究使人们重新认识了高等教育的价值。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和满足人的身心发展的功能受到重视。以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中国大学开始融入社会改革发展的潮流，开始放眼世界，对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进行研究和学习，从而探寻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
在对世界各国先进大学发展经验研究的过程中，欧美大学成为主要对象。这是因为20世纪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另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使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成为必然趋势。借鉴和学习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大学教育模式也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历了全面学苏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新的转型期，我国对欧美大学制度的学习和借鉴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体现在：第一，改变了以某一国的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做法，学习的对象扩大为欧美各国，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大学办学先进经验。第二，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空前兴盛，通过研究，增强了对大学转型的理论指导。第三，具体行动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1992年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推进。时至今日，中国大学第三次转型仍处于进行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方向，大学教育规模空前扩大；办学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包揽办学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样化办学；管理体制由集权管理转向高校自主权的增强；投资体制由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其他社会团体、个人等多渠道筹资。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院系调整、课程调整、教学改革、后勤改革等都在持续深入进行中。第三，思想观念方面，确立了大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大学的课程观、教学观、质量观、人才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第一，这是一次全方位的大学转型过程，其内容包括了高等教育的主要领域及各个方面。第二，自主探索能力和理性选择能力的增强是这次大学转型与前两次转型的主要区别。第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精英高等教育模式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众高等教育模式转型是主要发展方向。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构成了这次大学转型的深刻背景，同时也是推动转型的潜在动力。而政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包括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来源。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的百年转型发展一直处于向西方大学模式学习的过程中，并时有起伏转折，对西方大学模式的依附和超越形成了中国大学转型发展过程的总体脉络。目前，自主探索、理性选择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模式终将形成。
相关阅读：
作者：孟中媛，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师，原载：黑龙江高教研究。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喜欢本文？欢迎关注/置顶/点赞/加入留学家长公益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