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死去的美国能力和信誉
只有勇于反思的国家、才能立于世界之巅！
无论联邦政府如何回应，美国已经无法完全幸免于新冠疫情的肆虐。截止目前为止，即便像新加坡这样在应对疫情方面达到“完美标准”的国家，也出现数以百计的确诊病例。然而，特朗普政府那些姗姗来迟、固执己见、杂乱无章、装聋作哑的反应，却使美国人丧失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和成千上万原本能够被挽救的生命。即使那种“欠缺准确数据导致风险被夸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和政府的错误应对依然挥霍着公众的信心，使其后续采取的更加符合标准的回应也失去立足之地。尽管一再矢口否认，但是特朗普必须要对美国今天的状况承担责任。
然而，这并非美国遭受的唯一损失。这种鲜有先例的政策失败不但没有使美国“再次强大”，反而进一步有损美国行事卓有成效的国家信誉。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
第一个支柱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结合。美国是全球体量最大也是水平最高的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些特征最终使得美国能够缔造和维持其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军事力量。这些资产的聚合，使美国赢得全球最强话语权。
第二个支柱是一大批盟友的支持。没有哪个国家会与华盛顿完全保持同步，甚至美国部分州也会反对几乎所有联邦政府寻求或支持的政策。但是，很多国家都心知肚明自己将受益于美国的领导，因此通常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尽管美国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在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彼此利益相近，美国很容易说服其他国家随其同行。
第三个支柱则是对美国能力的普遍信心。当其他国家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支持美国的目标、相信美国官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这些国家更有可能追随美国的领导。但是，一旦美国的力量、智慧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受到质疑，那么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必然受损。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美国领导人是个无能之辈，那么其它大国为何听从美国的建议呢？简而言之，信誉卓著的能力体现，有助于加倍提升核心能力。
美国人曾经享有的辉煌信誉是其数十年以来精心打造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工业实力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道路、铁路、桥梁、摩天大楼、水坝、港口和机场所构建的网络，这一切令甫抵美国的外国游客瞠目结舌。二次大战的获胜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马歇尔计划和登月计划等创举均提升了美国的形象：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知道如何设立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最终将其变为现实。
甚至越南战争之类的失误也没有完全破坏围绕着美国的能力光环。确实，不战而胜赢得冷战、并在1990-1991年获得海湾战争巨大胜利，驱散了“越战幽灵”，使得美国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显而易见可供他人效仿的模式。此外，持续的技术创新浪潮（包括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其他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令人不难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唯才是举、富有成就、最重要的是、有能力的国家。难怪包括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内的专家会将美国描绘成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唯一值得效仿的典范，他们告诉有抱负的国家：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实施一系列被称之为“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更像美国。
然而，过去的25年间，美国不遗余力地挥霍其珍贵的信誉（责无旁贷的领导地位和基础能力）。对此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清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府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马多夫骗局；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和2017年玛丽亚飓风的无能应对；无力赢得或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737MAX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治下的“政府关门”，不一而足。我们也不应忘记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以及其他很多长期隐瞒的犯罪行为，以及与前者关系密切的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肮脏故事，爱泼斯坦在纽约收监期间恰逢其时地身亡，可能使他自己和其他很多人的不法行为无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与此同时，美国一直自称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拥有精明能干的官员、运营良好的企业、经验老到的金融机构和德才兼备的领导人。然而，前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对苏联生活的描述，似乎比美国人所承认的更符合美国人的切实生活：
“（我们）监守自盗、贪赃枉法，在报告中、报纸里、甚至在讲台上撒谎，一边相互授予勋章，一边沉迷于谎言。整个国家全都如此——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紧接而来的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尽管多次得到警告，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从头开始就是一场令人难堪的惨败，不过这种局面完全在意料之中。其漫长的商业生涯证明：特朗普更像是一个表演者而不是领导者；他擅长蒙骗他人和逃避责任而不是管理错综复杂的商业运作。他粗俗的个人生活同样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上任伊始，特朗普谎言的艺术变得炉火纯青，逐步将具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士清除出政府管理层，取而代之的是二流幕僚、马屁精及其不称职的女婿。每当突然面临只有成熟领导能力方可解决的复杂问题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处理失当，然后推卸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角色失败，即便在情况更危急的时代也未出现。而出人意料的是，人们对此只是略表惊讶。
美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其自知自明和恪尽职守完成任务的信誉究竟如何被挥霍一空？我无法确定，但有一些大胆的猜想。
部分问题来自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自傲。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社会最走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必须去争取、培育和呵护的东西。虽然具有诸多警示，不过这种自满情绪还是让美国人情愿押注在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导层。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我倾向于认为：普遍趋于宽松的评价标准和疏于承担责任。在很多大学，我们看到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已经根深蒂固，教师们不愿对糟糕的功课严格评分，学生们注意力更多聚焦在运动队而非真正的学业成就。近期高校招生丑闻揭露出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钱家长不遗余力地将孩子送入其力有不逮的名校；不过后者表现也是半斤八两：高校为校友子女（”传承录取“）或主要捐赠人的后代预留入学名额。
之所以关注高等教育，是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最为了解，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在现代美国，即使CEO对公司（如波音）管理不善，也可以通过所谓的”黄金降落伞“（按照聘用合同中公司控制权变动条款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规定）平安脱身；小布什政府的内部高官们及其外部铁粉“啦啦队”不但自欺欺人，而且还让整个国家卷入一场愚不可及的中东战争。但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在个人或职业层面承担后果；集贪得无厌、冷漠无情和尔虞我诈为一体的华尔街巨头重创美国经济，最后居然没有一个人被调查，更别提遭到起诉；徒有其表的将军们在遥远的战场深陷无法取胜的战争，不过退休后却可以作为备受尊敬的智囊谋取大公司董事等有影响力的高位。与此同时，吹哨人和尽忠职守的公务员却由于力图履行就职誓言而深受诽谤、解聘甚至更严重的遭遇。一旦诚信和忠诚毫无回报，失败也不受惩罚，一个赏罚不明的国家，其能力不可能安然无恙。
更深入地推测，我认为日益盛行的利己主义文化潮流也是一个原因。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绝非圣贤，但他确实鞠躬尽瘁地为公众服务，他告诉美国人：
"不要总想着国家为你做什么，而要想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然而，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人被告知：政府是敌人，“贪婪是个好东西”（Greed is good，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奥利佛·斯通导演的电影《华尔街》中的一句台词）。市场就是一切，公共服务被贬得一文不值，傻瓜才会缴税。数十年以来美国人清理掉很多公共服务机构，当真正的“公共危机”骤然降临之际他们完全束手无措。特朗普本人就是这一趋势的完美体现：一个严肃的国家，怎么就选择这么一个自命不凡、毫不称职的虚张声势者作为领导人，而且长期以来伴随此人只有失败和欺骗的记录。
对此我是否言过其实？有可能是。许许多多美国企业还在从事出色而创新的工作，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学者致力于探究真相而不是赚取快钱，全美很多政治家和公务员关注于服务民众而非一心谋求连任或中饱私囊，美国各级教育体系中还有无数恪尽职守的教师和勤奋努力的学生。但是，腐败现象同样随处可见。
要是上述趋势无法扭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削弱，这并非由于我们拥抱“美国优先”理念且自主选择与世界脱钩，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如同以前那样认真看待美国的想法和提议。他们也许会倾听，也可能时不时地表示赞同，但是，美国领导人一度享有的敬意逐渐烟消云散。当新冠疫情终结以后，美国领导人可能大失所望地发现其他人的声音（北京？抑或任何其他人？）赢得更多的尊重。这并不预示着大难临头，但美国人习以为常的那个世界可能不复存在。在此变革之际，全球政治的概貌和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层面将不再一如既往地厚待美国。
这种情况能否解决？我不知道。文化的衰弱无法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甚至如本文这样挽歌予以修正。人们或许希望当前的危机能够唤醒足够多的美国人：让足智多谋和表里如一者出任核心领导岗位至关重要，问责贪赃枉法、任人唯亲和庸碌无为者对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也非常关键。无论偏好高福利“大政府”还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你应该首先指望政府通过一批睿智和敬业的专家承担起专业化领导职责。无论谁担任下一任总统，其政府都必须配备足以胜任自己工作的专业人员，而不只是挑选对其个人死心塌地或溜须拍马之辈。
美国人需要反思自身的政治体系：获得委任和回报的是那些最善于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者。投入数月时间和数十亿美元备战2020年大选的结果是让美国人在三个白人老头之间选择总统，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肯定出现了严重问题。就此而言，美国人应该反思，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有意义？事实上，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没有采取这种模式。但即使我们身处其中，我们也要废除荒诞不经的选举团制度，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历史遗留问题，它正在系统化地剥夺全美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权利。
展望未来，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可能是我现在能看到的唯一希望。目前，美国正在经历1930和40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但当时的美国比现在更善于应对这些挑战。彼时，上一代美国人最终挺身而出，向自己和世界展示出我们国家的能力。今天，美国人必须牢记过往经历，将几十年来形成的傲慢自大、四分五裂和肆意妄为抛到脑后，证明自己的国家依然有能力发现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然后，他们还得做好这些工作！
作者简介：
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副院长。兼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常驻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学者，并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和国防大学的顾问。目前担任外交政策、安全研究、国际关系和冷战研究杂志的编委，合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康奈尔研究安全事务》。2005年5月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其所著《联盟起源》，获得了1988年埃德加·弗尼斯（Edgar S. Furniss）国家安全图书奖。
参考资料: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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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 ，编译：海哥，原载：外交政策。本文中文版经授权发表，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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