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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国民,德国政府历尽艰辛撤侨24万余人

视角学社 2020-08-17

德国政府征用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进行撤侨


据德媒报导,4月24日深夜,德国外交部租用的一架飞机,从南非开普敦飞往德国,机上载有约300名乘客。这已是执行撤侨任务的最后一架飞机。接下来撤侨行动将进入第二阶段,德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会继续处理个别滞留国外的案例。


新冠疫情在世界大规模爆发之后,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都中断了往来航班。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表示,德国外交部自3月17日起,与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特别是汉莎航空公司共同发起“空中桥梁”行动。政府投入5,000万欧元,在大概五周时间里,将20余万滞留在海外的德国公民(包括在拥有德国永居权的外国公民)接回了德国。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


“空中桥梁”(Luftbrücke)行动并非首次在德国实施!冷战时期,英美等国空军搭建的“空中桥梁”使百万西柏林居民幸免铁幕笼罩。七十年后的今天,德国政府再次通过“空中桥梁”行动将数十万公民接回祖国怀抱。


冷战时期的柏林“空中桥梁”行动


70年前,根据二战盟国的有关协定,德国和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分成四个占领区。柏林西方控制区犹如一座孤岛,完全被包围在苏联占领区内,所有进入柏林西方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西柏林)的路径都在苏联掌控之中。


柏林占领区示意图


为迫使西方放弃柏林控制区,1948年4月开始,前苏联对通往西占区柏林的水陆交通实行限制,到6月已是完全封锁,致使西柏林的居民断水断粮。


冷战时期的“空中桥梁”行动


如何在数月时间里仅以空运方式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提供生活物资?盟军以1948/49年的西柏林作出了回答。当年的那个惊心动魄的援救行动依然令人记忆犹新。


盟军运输机被称为“葡萄干轰炸机”。因为,降落前,美国飞行员们会用自制降落伞投下小小的援助包裹,给等在那里的孩子们送上一份欢乐。包裹里多为巧克力、橡皮糖,有时也有葡萄干


当年以英美空军为首的盟军空军,从1948年6月24日开始,出动数以千计的飞机,进行超过20万次的飞行,向西柏林居民运送多达4,700万吨的生活必需品,燃料和食物等民生物资,直到1949年5月12日,前苏联解除对柏林的封锁。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空军也参加了这场行动。


在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柏林技术博物馆前,一架美制C-47运输机作昂首起飞状,依旧十分醒目。这座运输机成为柏林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篇章和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的象征。


位于柏林Tempelhof机场的“空中桥梁”露天纪念馆


接回20万德国人的外交官


3月24日上午十点,柏林联邦外交部危机应对中心每天第一场例会始于前德意志帝国银行(Deutsche Reichsbank)的保险库,其钢制大门厚度超过一米。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德国外交部办公大楼的地下一层几乎彻夜灯火通明。


墙上九个壁钟显示全球不同时区的时间。危机应对小组不间断地努力工作,凌晨第一批到来的工作人员负责东南亚地区,最后一批离开则管理南美地区。在拥挤的空间里约有50名员工参加上午十点的会议,他们在U形桌子旁或坐或倚墙而立。


负责撤侨的危机应对小组


衣着随意的蒂尔·克罗恩(Till Knorn)站在列有五十余个国家/地区的白板前,上面用不同颜色记录着: 各国分别有多少德国人滞留,有多少人已经回国。外交官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将20余万滞留海外的德国人带回家!


如果新冠疫情没有爆发,现年49岁的外交部礼宾司副主任克诺恩可能西装革履地陪同联邦德国总理或其他内阁成员出国访问。官方影像资料显示,克罗恩通常紧随总理默克尔而行。


当疫情蔓延到德国境内以后,默克尔暂停外事出访和接待活动。克罗恩的日常工作也随之中断。因此,他开始参与危机应对工作,负责协调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撤侨行动。


每天早晨,克罗恩逐一致电各国政府和使馆解决各种问题,最麻烦的莫过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宵禁并关闭机场和领空。例如,三月底有两班包机飞往印度,但是很多德国人未能赶到德里,因为印度国内各行政区边界已被封锁。喀麦隆的机场也遭关闭,一架已经降落在停机坪的客机不得不原路折返。尼泊尔还允许飞机降落,但很少有飞行员具备在喜马拉雅山脉陡峭的斜坡跑道上起降的能力。


各种问题迫在眉睫,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不过克罗恩还是沉着冷静地主持会议。现在正在讨论秘鲁的问题,“最近怎么样?” 克罗恩问道。负责该项工作的官员报告,“昨晚进展还不错。”军方接管了首都利马的机场,禁止航班降落。外交部副部长尼尔斯·安南(Niels Annen)介入并联系利马外交部,为汉莎航空弄到两张着陆许可证。但是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 航班间隔时间太少,与飞行员规定的休息时间不符。这位官员表示,德国驻利马大使馆再次与负责相关事务的军方将领谈判。为了顺利完成撤侨任务,德国驻各国的外交使节与当地政府进行了无数的沟通协调工作。


克罗恩表示:“开始还比较容易,我们从埃及接回35000名游客。现在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关闭边境的国家不断增加,撤侨地点也离德国也越来越远。” 克诺恩与其团队设法与当地政府协调安排发放特别通行证,滞留游客才得以前往各个集合点或机场。波兰航空公司为德国公民开放特别航班。团队向康多(Condor)和图伊(Tui)等旅游航空公司保证,如果德国游客搭乘其航班,德国外交部承诺支付机票费用。


克罗恩并非唯一从其他部门调至危机应对团队的外交官。德国外交部有很多官员具有危机管理经验,他们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克罗恩就是其中之一,2004年东南亚海啸发生后,他为很多在泰国考拉镇(Khao Lak)度假的德国人提供帮助。2011年,福岛核泄露发生时,他曾担任危机应对小组的副主任。他表示:“不过,此次新冠危机的撤侨行动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的。”


衣着随意的蒂尔·克诺恩


本次撤侨行动涉及57个已与德国中断常态化航班的国家,由德国政府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配合下实施。在撤侨行动高峰期,每天同时有20架次航班用于撤侨。除由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协调班机外,德国外交部亦自行租用了包机用于撤侨。在撤侨班机座位有富余时,德方还提供给其它欧盟成员国撤侨所用。该行动是德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撤侨行动,持续整整五周,克罗恩和他的团队一共从世界各地接回约24万德国人。


患难见真情


飞行员菲尔德贝格(Holger Feldberg)参与了从新西兰撤侨的行动,这次非同寻常的飞行任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有机组人员都是自愿报名参加撤侨行动


菲尔德贝格在汉莎航空担任飞行员已经长达35年,但今年三月底执飞新西兰奥克兰机场,对他来说则是人生第一次。他以前从未飞过这条航线,也从未一次搭载如此多的乘客。


此前一天,菲尔德贝格驾驶的波音747客机降落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机场。汉莎航空以前并没有直飞新西兰的航线,因此,机长无法根据导航设备中储存的信息完成飞行任务,而是要拿出最传统的地图来为自己导航。现年56岁的菲尔德贝格表示:"我们事先必须认真核查,用地图导航完成着陆是否风险过大。其实,这么做的风险并不大,毕竟我们以前也曾这么工作过。"


此次首飞奥克兰机场也是德国政府大规模撤侨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几天后,菲尔德贝格还执飞了一次秘鲁首都利马的任务。


21岁的女大学生里卡德对于当初等待客机返回德国时的焦虑心情仍记忆犹新。三月初,她同女友一道飞往新西兰去探视朋友。不久后,新西兰就因疫情采取了封锁措施,她寄宿的朋友也不断暗示她,应该想法返回德国了。


里卡德回忆说:返回德国的飞行途中,大家团结互助,犹如一个大家庭


里卡德也到处打听返回德国的可能性。一天午夜德国使馆终于给了她一粒"定心丸":使馆发来的信息称,她可以第二天搭乘客机返回德国,但必须在凌晨五点前赶到机场等候。这也正是菲尔德贝格执飞的那架撤侨客机。


在候机楼,里卡德就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程:每个人都非常热心。登机口有一个家庭带来了很多食物,并把这些食物分发给其他旅客。


飞行员菲尔德贝格也同其他机组人员一道,帮助旅客完成登机手续。菲尔德贝格说:"那种感觉非常特殊。执飞这项任务的幸福感要远远高于以前的飞行任务。"登机牌也是手工填写的,一切都要快捷方便。


整个登记手续几乎不借助任何技术手段


机舱内,机组人员想方设法腾出尽可能多的座位。家长将孩子抱在怀里,平常留给机组人员的救急座椅也让给了年轻的乘客。


在东京中途逗留时,一些商务舱的乘客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经济舱乘客,以便让他们能在剩余的旅途中坐得舒适一些。菲尔德贝格说:"无论是在奥克兰,还是利马,我们都没有拉下任何一个乘客。在奥克兰起飞前,我们又检查了一遍飞机,直到所有座位都坐满为止。我们做到了名副其实的'座无虚席'。"


而作为乘客的里卡德也对旅途期间机长的广播记忆犹新:"机长广播的次数明显比普通航班要多得多。在东京降落后,他对我们说,他已经看到换乘人员正在靠近飞机。总之,在这架飞机上,我们乘客有一种感觉,机组知道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在东京,新的机组人员和机长接管了飞机,并把四百多名乘客安全送到了法兰克福。


机长菲尔德贝格目前仍在休假,但他表示,休假结束后,他就会进入待命状态,无论接到什么任务,他都将义不容辞。


一位滞留印度的中国籍记者见闻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德国撤侨的对象不仅仅德国公民,甚至包括在德国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德国之声特约记者孙谦就以这样的身份从印度回到了她工作生活的柏林。以下为她的自述。


新冠疫情压境,印度如临大敌


3月18日,印度政府宣布封闭国境,禁止任何人,甚至是印度公民入境印度。3月19日,印度禁止国际航班起降,正式封国,而也就是说,在印度境内的公民也无法出境。3月24日,总理莫迪宣布全国范围内封锁,国内的短途旅行也不被容许。


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印度南部的旅游胜地,喀拉拉邦学习瑜伽。我原计划是在3月22日返回德国,但这一个接一个的禁令,却让我失去了所有自由移动的选项。离开印度的方式,只剩下最后一个:搭乘德国撤侨的航班回到德国。


和我一起"困"在瑜伽学校的,还有两个德国女生,还好有她们在,我及时得到了德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出的撤侨通告,并在线填写了表格。


但我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丝的不安。我在掂量,究竟这"侨"民,包括的是哪些人?虽然我有德国的永久居留权,我的医疗保险和社保都交在德国,但我并不是德国公民,而参照其他国家撤侨的惯例,被"撤"的对象也是本国公民。


要不要回中国?


而在印度还没有完全禁止国际航班之前,我也考虑过是不是要返回中国。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在一天天好转,连续很多天本土病例为零,新确诊的感染病患都是海外输入型病例。而这也恰恰是让我犹豫万分的原因。网络上的舆论对于这个时候从海外回国的人来说,非常不友好,"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这样的论调着实让人心寒,但同时也很犀利了指明了我可能会给我的亲朋好友带来的风险:经过国际长途旅行和国内短途换乘之后,我确实有携带病毒的风险,同时很可能会传给我的家人,尤其是已经年迈的父母。而在中国政府将防疫重点转为防控从中国外疫区入境的人士之后,所有人从海外回到国内都必须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费用自理,而且,对于在国内没有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海外华人,所有医疗费用也需要自己承担。回国,于情于理而言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在3月19日,印度全面禁航之后,中国并没有任何撤侨的举措,因此,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等待德国的撤侨。


“禁足令”下的印度都市加尔各答


所幸的是,德国驻班加罗尔大使馆很快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而第一个接到电话的,竟是我这个非德国公民,确认了我所在的地址,目前是否有居所和足够的食物,与我同住的人的情况,以及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个问我的问题,"是否是德国公民,是否有居留许可或者签证"。


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大使馆的邮件,确认我们已经在名单上。像阴沉了多日之后,终于天晴一般,两个德国小伙伴竟喜极而泣。虽然,撤侨大约500欧元的费用让她俩颇有微词。我也觉得松了一口气,但邮件中的一段文本,却依然让我有些许的顾虑。


其中对于第三国公民,是这样规定的:"在能力容许的情况下,持有德国居留许可的其他国民也在被考虑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我能否跟两位德国小伙伴一起回德国,依然是未知数。


而与此同时,印度的政策朝令夕改,让人忧心。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全国范围内禁止出行,即使是联邦州之内的短途旅行也不会容许,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全部停运,私家车没有必要原因也不得上路。不仅仅是外国人,连印度本国的公民也大量滞留外地,不少人被困在火车站,公交站。数以万计的,按照每日工作量进行收入结算的劳务工在无法开工的情况下失去了收入,又无法在外地生存,竟然开始徒步走回千里之外的家。这样人山人海的画面,经过社交媒体的加工渲染传回国内,让我的父母和朋友们更加替我担忧,都希望我能尽快回到德国。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来自德国大使馆的邮件,更新撤侨组织的最新进展。而根据每日的通信记录,我似乎并没有因为不是德国公民而被"区别"对待。我们也收到了所在瑜伽学校的通知,德国方会在27日派车来接我们到机场。


3月27日早上,我们收拾好了行装,却在大半天的等待之后,收到了大使馆的邮件,喀拉拉邦的政府还没有给做好相应的通行证,要我们再等通知。期望的落空和归家的心切,使得年龄最小的德国女生在和家人通话的时候,泣不成声。


撤侨人群在印度特里凡得琅机场等待登机


体验印度式"封城"


而在终于上路前往机场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印度的"封城",有多严格。接近20天没有看到外部世界的我们,吃惊地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门庭禁闭的店铺,只有药店和供应蔬菜水果的小商铺依然开着。尽管我们乘坐的车子在车窗后贴了"德国政府专用"的字样,还是每隔半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被十字路口设立的检查岗停下来检查,而警察们都带着口罩,有些还穿着防护服。到了定点的酒店,负责登记和进行体温监测的工作人员也是,做了充分的防护,而这和陆续到达酒店,几乎没什么防护措施的,等待登机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酒店住了一晚,费用需要自理,大约一个人人民币200元左右。第二天早上五点,所有人就已经集合完毕,前往机场。登机的手续与乘坐正常的商业航空类似,并没有增加其他的步骤。飞机并不是很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空位。机组成员们都穿着全套的防护服,成了飞机里的一道风景,不少乘客都拿出手机来拍照。


德国从印度撤侨班机上的乘务员也“全副武装”


3月31号晚上7点20,飞机终于降落在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取了行李,走在空荡荡的机场通道,又闻到了咖啡和烤面包的香味。这么多年来,往返于德国和世界不同的角落,而每次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就觉得到家了。


我没有来得及和患难与共的小姐妹们好好地道别。当晚最后一班从法兰飞回柏林的飞机是8点40,我甚至只有2分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买下那张价值209欧的机票,不然就需要在法兰再呆一晚,或是倒三趟火车,辗转9个小时才能回到柏林。


24个小时没有合眼的我,最终选择了最轻松,最不容易交叉感染的方式。而听德国的小姐妹说,本来所有乘坐撤侨飞机回德国的,当天都可以全境免费乘坐德铁呢。


后记


德国外长马斯表示,目前仍有大约一千名德国人滞留境外。其中,巴基斯坦的情况比较严重,该国宣布四月底前暂停所有国际航班。虽然德国方面已经组织了两班专机撤侨,但还有一些希望返国的德国人被迫滞留当地。


据悉,这些侨民的返德行程,将由德国驻当地使领馆与巴基斯坦再次协调。马斯还呼吁滞留海外身陷困境的德国公民密切关注外交部办公室网站,网站会及时更新信息以便大家知道如何安全返回德国。他表示,德国政府仍在持续努力,努力为那些尚无法返回德国的旅客寻找到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corona-krisenstab-der-bundesregierung-till-knorn-ist-der-mann-der-200-000-deutsche-heimholt-a-e48fdd6c-a558-490c-9c6a-e47aef3168e4

DW:撤侨不容易 政府操碎心

DW:疫情中的“空中桥梁”- 德国撤侨行动

DW:记者手记:滞留印度 亲历撤侨

DW:70年前的“空中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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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哥,本文经授权发表,版权归属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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