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脱离竞争进入对抗状态
过去几个月中，全球面临新冠病毒危机，中美关系也陷入前所未见的危机，亟需重症监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指，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在华盛顿，这一观点亦是中国观察者之间的共识。《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
就连许多曾深度参与两国关系跌宕起伏的亲历者，都对此忧心忡忡，在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也不例外。
他早年当过驻京外交官，在2013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作为美方代表参与了四场“习奥会”。如今，何瑞恩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的东亚政策。
作为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何瑞恩认为，华盛顿近期的外交策略值得商榷。面对中国声浪愈高的“战狼外交”，美国“以牙还牙”的策略损害了其声称要达成的目标。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疫情处理不当，不过特朗普政府在完成调查前，就一口咬定“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结论，削减了北京配合国际科研调查的可能性。在与中国互相抹黑的斗争中，美国政府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参与制造问题的一方，减少了国际合作抗疫的空间。
“未来的美国领袖要从这个时期中学习到，当中国开始为自己挖洞时，华盛顿不该与北京抢那把挖土的铲子，”何瑞恩近日写道。
中美关系何以至此？两国在外交政策上可能犯了哪些错误？新冠疫情的后坐力与2020年的美国大选，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何种变数？BBC日前就以上问题专访了何瑞恩。
BBC：很多美中关系的观察家都认为，如今是两国建交以来关系最严峻的时候。你同意这个说法吗？哪些迹象说明了美中关系的现状？
何瑞恩：是的，我认为的确如此。两国关系曾有过很多困难时刻，例如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8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轰炸事件，以及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然而，这些全都是因某个事件而起的危机。当两国一同度过那些难关，关系就持续发展。这段时间感觉不一样，两国关系承受的压力更具结构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累积的压力，而非单一事件，让两国关系最终不堪重负。
我认为美中关系目前相当失调。美国和中国正处在一场斗争中，这导致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少，对抗的领域则增多，对紧张关系的管控力也在下降。我们如今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威胁，但双方无法团结对抗。
两国本已建立了危机时期的模式，而且曾经并肩度过难关。在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伊波拉疫情和其他事件发生时，这个模式都反复出现过。
如今，当合作明显符合两国利益时，两方仍然无法团结一致，这很清楚显示，两国关系已经相当磨损。再加上两国其他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压力点，全局显得不容乐观。
我认为美中关系已不再是rivalrous（有竞争性的、敌对性的）关系，而是adversarial（对抗性的、敌手的）状态。两者的差别在于，在竞争关系中，你尝试比对方更具竞争力；而在对抗关系中，你会试图伤害对方，因为对手遭遇的挫败能加强你方的实力。
BBC：在中文中，竞争、对抗、敌对的差别似乎并不大，对方都是对手、敌人。而新冠疫情似乎激化了长久积压的一些情绪，造成了如今剑拔弩张的态势。
何瑞恩：这的确是各种压力长久累积的结果，并不是由于covid-19，我认为两国有这个共识。美国和中国处在一个“一山不能容二虎”的斗争当中。两方都想法设法成为胜者。在这场疫情当中，两国在打一场舆论战。为什么会出现舆论战？为何两国认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两方都深信他们必须胜出。
特朗普访问北京
BBC：在过去三个月，你认为在哪些关键时刻，华盛顿与北京本该处理得更好，避免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
何瑞恩：我认为赵立坚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所做的事情极不明智。我理解他那番言论面向的是哪些观众，然而，他的言论在美国激起了极大的反感。
同样的，在美国国会和政府，有许多人深信要向中国展开舆论战，他们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方式，将全球疫情与中国的不规范行为、甚至是不良用心挂钩。
事已至此，两方都有责任。不幸的是，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短期内两国关系能取得突破或扩大合作面。我认为我们还需要等一等。
BBC：你曾表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本应有台面下的沟通渠道，为事态降温。
何瑞恩：是的，我认为如果是不同的美国政府，在一个不同的场景下，在疫情的最初，会有一次双边通话，两国的领导人会指派一位负责人作为政府内的统筹者，协助建立解决问题的渠道，两国都会有一定的协作和纪律来管控问题。但这显然没有发生。我认为我们现在目睹的就是缺乏这番沟通的后果。
BBC：根据美国媒体近期的报道，白宫内的“中国通”、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Pottinger，又译波廷格）认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很多人说，以他为代表的中青世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者、中国观察家，对华立场较为鹰派。你跟博明年纪相仿，你怎么看这些观察？
何瑞恩：那是媒体报道中博明的观点。我想，如果我在那场对话当中，我会问的问题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应是停止病毒的传播、救下人们的性命，尝试说服世界病毒从那个实验室起源，是否能帮助我们达成目标？
不同人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和中国明天达成共识，支持联合国带领的调查小组，在疫情危机过后调查covid-19的起因和后果。两国可同意调查起源，然后把议题先放在一边，先度过这个危机，让科学家和专家来理清真相。但我对这个可能性不抱太大希望。不过，比起缺乏事实的互相指责，这是处理病毒起源争端、走出危机的更明智方法。
对于美国年轻的中国观察者更鹰派的判断，我其实不太信服。如果只能在对华鹰派和鸽派之间选一个，很多年轻人会选择鹰派而不是鸽派。但如果可在一个长维度上选取，或许会发现不同年纪的观察者会有非常多元的取向。华盛顿的鹰派人士的密度高一些。
中国拥挤的街头
BBC：与上述观察形成镜面对照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对美国语气更为强硬。一般的中国民众，似乎对美国也越来越没有好感。这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何瑞恩：我对此感到忧虑。这不仅仅是年轻一代更鹰派的问题，而是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在抬头，背后一部分的原因是领导力的缺失。在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变革行的变化，的确有一些事件将关系下沉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不过，在奥巴马和习近平分别领导美、中两国时，两国关系也很复杂困难。不过，当时有领袖人物，关系的气氛很不一样。
如今，两国都利用美中关系满足其国内政治需要。当奥巴马担任总统时，当时华盛顿的看法是，美中关系太重要了，不能将它变成政治足球。奥巴马政府或有一、两次为政治目的利用了中国议题，但总的来说，目标是将美中关系从政治焦点话题的热度中抽离出来，因为它对两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如此重要。
当我第一天在白宫上班时，我就被告知，要把重点放在政策，而不是政治。如果你做好你的工作，好的政策就会产生好的政治。那是当时我们的思维模式。我认为如今的方针与当年截然不同，现在政治很大程度上操纵了政策。不仅仅是美国一方，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拜登预料将成为代表民主党出战美国大选的候选人
BBC：科学家可能要在一年甚至更久之后，才会研发出疫苗。这期间，美国大选是中美关系的一大变数，特朗普已经瞄准大选中的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的中国往绩发起攻击。这将如何冲击中美关系？
何瑞恩：我认为类似的攻击会更进一步激化。特朗普总统会试图把他的对华方针、以及他对拜登对华看法的解读区隔开来，他有这样做的政治动机。在特朗普手下，也有很多人想将全世界人民在疫情中遭受的苦难怪罪在中国头上，因为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存在疏忽大意。
这期间，中美关系会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唯一的疑问是，下跌的角度会有多陡峭？我认为，那很大程度上要看北京决定如何回应美国的对华表态，我认为这股批评声浪会非常严酷。我希望北京能放长双眼，敞开沟通的大门。尽管在短期内，两国间的情势也许会非常紧张。要知道，疫情危机很可能在11月大选后还有余波，如果两国关系在那之前下降得太多，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BBC：如果前副总统拜登当选，美中关系会有哪些变化？与奥巴马执政时期相比会是怎么样？
何瑞恩：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副总统拜登当选的话，这四年发生的事情就会被遗忘，中美关系就能回到2016年。世界格局、美中关系都已变化，美国的政策也会变化。我相信拜登如果当选，他会比2016年时对华更为强硬，这会以各种方式显现。在经济方面，美国将更注重成效，改善本国就业和工资。拜登会感觉需要向他的支持者作出交代。
而日前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撰写的文章，大概颇能代表来自北京的观察。不论是特朗普或是拜登当选，对中国各有利弊。特朗普对华强硬，但他的政策不是特别有效，也无法动员其他国家，只是美国的单边行动。而拜登可能不那么鹰派，但他的政府会更有效、更能动员多国向中国施压。
BBC：新冠疫情为美中关系带来诸多动荡，但同时又提醒两国，他们互相依存，并需继续共存。你认为疫情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新章节的开始吗？
何瑞恩：我认为我们在预期新冠疫情的意义时，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在后新冠时期，美国和中国会被世界其他国家评判，关于两国疫情应对、保护国民和复苏经济的有效性。同时，我们正身在危机的迷雾中。如果你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或是911事件后，回顾当时关于世界将如何变化的预期，它们都显得不那么有先见之明。我认为这一次也不会是例外。我时不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世界将如何翻天覆地变化的大思想性文章，我总有这么一个疑问：你怎么知道呢？
附：
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作者：王缉思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奉行对中国的两手政策：一手是交往与合作，另一手是防范与牵制。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总体来看，两手并重，相对平衡。
美国对华政策“质变”
但是，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言辞上，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权威文件，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和外交部门负责人的讲话，都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和“竞争者”，声称要用“全政府的方式”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长期战略竞争。他们夸大中国的“安全威胁”，强烈抨击中国的各项内外政策。
在行动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全面施压，包括打贸易战，打击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限制双边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增加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军事活动，提升同台湾当局政治、军事交往的级别，在人权领域高调干涉中国内政，等等。
这些言论和行动，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即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转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对这一转变的严重性，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近著中指出：美国国内在2018年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共识——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长期战略接触来同化的战略伙伴，基于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需要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的对华战略了。
四个不同视角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重大变化，可以通过四个不同视角进行解释。
第一个视角是国家地位和权力之争。许多论者都认为，中国的实力地位上升对美国霸权构成巨大挑战，只要中国仍在崛起，不管中国说什么、做什么，奉行什么价值观，实行何种政治制度，美国都会极力打压。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当今中美战略竞争比喻为“修昔底德陷阱”。他援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判断：“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是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艾利森指出，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两国很可能陷入历史上大国争霸那样的悲剧。
第二个视角是制度和规则之争。不少论者看到，近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使美国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感到极为失望，而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被美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美国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规则格格不入。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途径，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挑战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模式。艾利森也强调，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国内政治等方面的根本分歧，是使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还有些美国人担心，国家优先的“中国梦”和个人优先的“美国梦”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会拓展到各个领域。例如，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和5G技术，不但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还会侵犯美国人的隐私权和个人自由。
第三个视角是利益之争，特别是经济利益之争。一些美国人觉得同中国的商业交易让美国越来越吃亏，对华贸易赤字增加，双方的市场准入不对等，所以美国企业界曾经对中国怨气冲天。在一些人眼里，美国加大对华施压，意在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压低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并非想把中国经济压垮，而是想谋取更多利润。中国是美国波音飞机和其他许多企业的最大海外客户。如果中国的购买力下降，波音、苹果等美国企业会失去很大一块市场。此外，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也是有利益驱动的，即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可以借此从政府拿到更大笔的军火订单。
第四个视角是美国国内政治之争。近年来美国贫富悬殊扩大，族群矛盾加深，左右两边的民粹主义都在上升，形成政治极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把国内政治矛盾国际化，诿过于外，成为美国一些政客的工具。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是为了捞取更多选票。美国现任政府在国际上挥舞制裁大棒，对中国“极限施压”，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强势”，在国内笼络人心，打击政治对手。民主党对中国打“人权牌”，基督教福音派拿中国的“宗教自由”做文章，也同样服务于各自的国内政治目标。
从上述任何一个单一视角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都不免带有片面性。把四个视角叠加，才能窥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全貌。回顾2009年以来的十年，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不是突变，而是在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安全和军事关系、经贸关系、政治互动与人文交流等各方面的消极因素交替出现，从量变最终演化为质变。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合作与牵制并重的状态。
充分调动积极因素
不过，美国人常说“需要两个人才能跳探戈舞”，中国的俗话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不等于中美关系的“质变”。正如中国高级官员反复强调的，中美建交40年后的今天，尽管两国各自的情况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但双方仍应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不被一时一事所惑，不为一局一域所扰，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美国重压下，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却坚定地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经济要走向全球化，要合作共赢。”
其实，判断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发生“质变”并不那么重要。双边关系离“质变”不过一步之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并调动可以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因素，以防止两国关系掉进长期对抗的“万丈深渊”。
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同美国形成战略对抗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同美方“对骂”“对打”，恐怕正中美国那些反华分子之下怀。中方不能按美方的脚步和节奏起舞，而是应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有人想让两国“经贸脱钩”“技术脱钩”，中方就应当坚持在经贸和技术领域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合作;美国政府要封杀华为，华为就要坚持同美国企业合作，继续聘用各国科学家，而没有必要在中国封杀苹果公司;美国要限制双边教育和人文交流，中国就应当继续努力扩大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美国官员到世界各国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就应当加大同这些国家的接触力度，而无须复制美国的方式，比拼谁的嗓门更高。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看到中美战略对抗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继续推进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是中美关系之外的另一大有利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多次警告称，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加征关税，将打击本已不稳定的全球复苏。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讲话说，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巨大好处，中国希望在新规则制定中拥有发言权是合理的想法，各国必须承认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马来西亚、英国、荷兰等国家不顾美国反对，同意华为参与本国的5G移动基础设施建设。今年3月，意大利无视美国的反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但是，中美建交40年来形成的对华关系的社会基础不会轻易崩塌，这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样不容忽略。即使在当前气氛下，美国的不少州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仍然保持热情。美国向来不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外交家，也有不少脚踏实地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当前的美国对华关系气氛下选择在公开场合下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士仍在努力维持同中方的密切沟通。
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
危机之中往往有转机。一旦由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所产生的损失尘埃落定，美国企业会重新算一笔账，发现损坏产业链、离开中国市场将得不偿失。在环境变化后，美国的健康力量可望再次活跃，制约其政府的错误决策。今年6月初，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美中两国领导人尽快会面，缓解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他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推动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采取全球最佳做法，而不是孤立中国，制造一个分裂成两半的世界经济、互联网和技术市场。”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已成定局，难以出现逆转。这一转变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更清晰地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一方面，对于美国政府加剧对抗的行为，以及偶发事件可能引起的局部冲突，中方都必须未雨绸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另一方面，通过首脑外交、高级别官方磋商、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沟通，可以利用美国政策尚存的某种弹性，延缓部分压力，使“斗而不破”的局面持续下去。
从战略上看，稳定中美关系、缓解经贸争端的根本保证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全力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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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兆音，系BBC中文驻美记者，原载：BBC中文网。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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