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应对肥胖羞辱？
作者：Michael Hobbes
转载：利维坦
利维坦按：
对肥胖的污名化，跟两种认知上的改变密不可分。首先是劳动行为的正面化，古早时期只有下层阶级的人才会为了生计而劳动，上层阶级无需劳作也能吃得油光满面——在某些历史切片中，肥胖一度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这并不罕见。然而伴随着“劳动者最光荣”认知的普及，肥胖也由此被贴上了“好吃懒做”的标签。
其二是现代医学对于体态-健康关联的认识。体态与健康的确有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胖于常人就必然等同于亚健康，从中所建立起的粗糙的二元认知法和一刀切的标准审美也是肥胖污名化的重要推力。
数十年来，医学界对堆积如山的证据视而不见，向肥胖人群发起了一场残酷且徒劳的战争，毒害公众认知的同时，摧毁了数百万生命。
建立一个新的典范已是刻不容缓。
从16世纪到19世纪，坏血病夺去了近200万海员的生命，比战争、沉船和梅毒所造成的总死亡数还要多。这是一场不堪入目且伴有难闻气味的死亡事件，一开始是牙齿咯咯作响，直到最后身体从内部开始腐烂，受难者甚至会被一声巨响吓死。然而，同疾病本身一样可怕的是，在这300年间，医学专家明明知道如何预防灾难，但却无一成功。
在17世纪，船长会给水手们分发柠檬、青柠和橙子，因为他们相信每天食用定量的柑橘类水果可以延缓坏血病的恶化。考虑到高昂的成本，英国海军改用麦芽汁—一种将麦子碾碎后熬制的副产品。麦芽汁的优势在于价格低廉，但实际上它对治疗坏血病毫无作用。
1747年，一名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的英国医生进行了一项实验，他给一组水手分发了柑橘片，而另一组则给了他们醋、海水或苹果酒。结果显而易见，吃水果的船员恢复得很好，甚至能照顾其他虚弱的人。林德发表了这一结论，但在之后的50年直至他去世，吃水果防治坏血病这一方法却没有被人们利用起来。
在历史进程中，这种对生命的无视反复重演。安全带早在汽车出现之前就已问世，但在20世纪60年代才被强制安装在汽车上。第一例被证实因接触石棉而死亡的事件发生在1906年，但直到1973年美国才开始禁止石棉的使用。公共卫生领域的每一项发现，无论多么重大，都必定经历一场与社会传统，群众成见和经济考量的博弈。
由此，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科学和实践之间的巨大断崖。多年以后，当被告知更好的方法早已存在，我们一定会对曾经采用的适得其反的方式，以及对待肥胖人群的野蛮态度瞠目结舌。
我从未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人们在采访中痛哭，在描述自己与医生、陌生人、家人的交流时愤怒到浑身发抖。
约40年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表明，随着人口的增长，美国有80%的成人和三分之一的儿童达到了临床意义上的超重或肥胖，患有“极端肥胖”的美国人比乳腺癌、帕金森综合症、阿尔茨海默病和艾滋病的患者加起来还要多。
（www.cdc.gov/nchs/data/hestat/obesity_child_15_16/obesity_child_15_16.pdf）
而医学界却将此归咎于肥胖人群。有人说，肥胖是一种个人缺陷，它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让GDP缩水，甚至削弱了我们的军事实力。侮辱之后还不忘说一句：我这都是为你好。因此，美国人害怕变胖或处于肥胖状态，每年人们在节食上花的钱比在游戏和电影上花的还要多。45%的成年人说他们偶尔或时时刻刻在关注自己的体重，这一数值较1990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近一半3-6岁的女孩们说担心自己会变胖。
情感上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我从未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人们在采访中痛哭，向我反复确认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在描述自己与医生、陌生人、家人的交流时愤怒到浑身发抖。一个女孩说她永远记得那天当她登上校车时，同学们一起唱起了《宝贝白鲸》（Baby Beluga，动画片主题曲）。
另一个人说她曾尝试过极端节食，结果晕了过去。还有人曾想尽办法不让伴侣在灯光下看到自己的裸体。山姆（Sam，化名，改掉真名是不想让妻子发现自己曾跟我交谈过）是一名医疗技师，他说：“照一次镜子可以毁掉几天的好心情，我感觉自己很胖，但不应该这么胖，这种感觉就像是最无能为力的软弱。”
关于这一现象，我是基于兴趣来做报道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体重一直是家庭闹剧的主要原因。接我放学时她为什么从来不下车，家庭相册里的照片为什么多年没有她的身影，为什么花几个小时做好了肉饼却坐在一旁吃胡萝卜，这一切的答案不言而喻。
去年，当我们第一次详细谈论起母亲的体重时，我问她是否被欺凌过，她回忆起几年前骑着自行车从一个男人身边经过时，那个人叫她“胖懒汉”。“但这种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她说，“体重对我最大的羁绊其实是我在一些事情上踟蹰不前，因为我觉得胖人是根本做不到的。我拒绝参加许多活动，因为体重可能会让我名誉扫地。” 38岁时她考取了硕士学位，55岁时才拿到博士学位。
被列为肥胖一类的女性回归到“正常”体重的几率为0.8%。数据来源：《美国公共卫生杂志》，2015。
母亲的经历，同山姆和其他肥胖的人一样，本不该如此。早在60年前，医生和研究人员就已经知晓两个可以改善甚至拯救谁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第一个是节食无用，不仅是指原始饮食法（Paleo）、低碳减肥法（Atkins）、体重观察饮食法（Weight Watchers）和代餐减肥法（Goop），而是指所有的节食方法。
195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95%到98%的节食减肥都会失败，三分之二的人的体重甚至会比节食之前反弹更多，原因是生物学上的不可逆性。早在1969年，研究就显示体重减轻3%会导致新陈代谢减缓17%，全身性的饥饿反应会使体内荷尔蒙激增，体温下降，直至体重恢复至最高点。节食减重意味着在余生中，你必须每天与身体的能量调节系统和饥饿感作斗争。
另一个医疗机构早已明了却一再否认的事实是：体重正常并不等于健康。虽然几乎所有针对人们的研究都发现，肥胖人群的心血管健康状况确实比瘦人差。但平均数并不代表个体，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胖人新陈代谢十分健康，并且没有出现高血压、胰岛素抵抗或高胆固醇等迹象。
与此同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非超重人群却成了流行病学家口中的“不健康的瘦人”。2016年，在对参与者进行了平均19年的跟踪记录后，一项研究表明，不健康的瘦人患糖尿病的几率是健康的胖人的两倍。不管体型如何，习惯才是最重要的，从蔬菜摄入量到常规运动量，再到握力等数十个指标都比仅仅观察一个人的外貌更能反应他的健康状况。
（pubmed.ncbi.nlm.nih.gov/25040597/）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31253/）
最讽刺的是，60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节食应对“肥胖流行病”，想象着如果再试一次，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们不会变得更瘦，但却有机会成为更健康的人。
许多报道中关于肥胖的照片都剥夺了肥胖者本身的力量和个性。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只有11%的肥胖者穿着职业装，近60%的照片仅是无头躯体。因此，我们要求采访对象在拍照时进行充分的创造性掌控。这就是他们想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
这是克里萨体重最轻时候的照片。每天，她起床、洗澡、用烟草来抑制食欲。然后开车去一家家具店上班，全天穿着四英寸的高跟鞋，午休时独自坐在车里喝一杯酸奶。下班后，她感到头晕目眩，双脚疼痛，数出三块丽兹饼干在厨房柜台前吃完，并在食物日志上写下摄入的卡路里数值。
但她时常因饥饿而感到筋疲力尽，头晕目眩，回到家后会直接瘫倒在床上，在堪萨斯州的热浪中瑟瑟发抖。她会在晚饭时间醒来，喝一些橙汁，或者吃半个格兰诺拉燕麦卷。偶尔，她会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醒来时一切又重新开始。
几年前，在她最后一次这样节食减肥时，被母亲带到医院。“我女儿病了，”母亲告诉医生，“她根本不吃东西”。医生仔细打量了一下克里萨，虽然已经忍受了六个月的饥饿，她仍然穿着大码的衣服，还是不能在J. Crew购物，同事和顾客们依旧殷勤地向她提出节食建议。
克里萨告诉医生，她过去更胖，经过三四次节食之后已经减掉了一些重量。那时的她想看一看在不吃东西，能喝液体就不吃固体，能睡觉就不吃饭的情况下可以坚持多久。饥饿感一直伴随着她，但她试着喜欢上这种感觉。老板发现了克里萨的古怪行为：吃东西时她会露出惊恐的神情。
“好吧，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至少已经看到效果了，”医生说着，并鼓励她坚持下去，向她保证体重变得足够轻之后她的身体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处理食物，之后她可以在饮食中增加几百卡路里的热量，月经也会重新回来，到时候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也可以保持正常的体重了。
“如果不看体重，我有很明显的饮食失调，”克里萨说，“但医生却在祝贺我。”
当询问任何一个肥胖的人关于他们的就医体验时，你听到的回答将与克里萨的经历如出一辙：医生的白眼、质疑，甚至是推迟或拒绝治疗。医生本应是值得信赖的治愈者，但却对肥胖人群造成了特别的持久的创伤。不管报以什么目的去看病，不管你有多痛苦，医生只会告诉你：放下膨化食品，一切都会好起来。
艾米去妇科医院切除卵巢囊肿时，医生指着她在核磁共振成像上的脂肪说：你身体里的那个瘦女人想逃出来。
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轶事。医生与肥胖患者的面诊时间较短，并且在既定时间内表现出的情感融洽程度也较低。像“不遵医嘱”、“过度放纵”、“意志薄弱”这些消极词汇一度高频率地出现在患者的病例中。
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人员向医生提供了偏头痛患者的病史，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医生反应，肥胖患者的态度更差，几乎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2011年，《太阳前哨报》（Sun-Sentinel）对南佛罗里达洲的妇科医生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有14%的医生拒绝接诊体重超过200磅的病人。
这些医生对肥胖人群所表现出来的成见，与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一致。一名西海岸的麻醉师告诉我，当体型肥胖的病人进入麻醉状态后，医生们就会开始对他的身体进行高中时代才会有的言语侮辱。
曾在波士顿当过护士的珍妮丝·奥基夫（Janice O’Keefe）说，一位医生曾疑惑地看着她问：“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艾米（Emily）是华盛顿东部的一名顾问，当她去妇科医院切除卵巢囊肿时，医生指着她在磁共振成像上的脂肪说：你身体里的那个瘦女人想逃出来。
“我正在担心自己是否得了癌症，”艾米说，“医生却把面诊变成了关于我体重的教育时刻。”
还有一些医生真诚地认为，羞辱肥胖者是激励他们减肥最好的方式。梅约诊所（Mayo Clinic）的研究员肖恩·费伦（Sean Phelan）说：“这是我们在医学领域开出的‘严厉的爱’药方。”
在2013年的一篇期刊文章中，生物伦理学专家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han）提出对肥胖者进行更多歧视的主张。“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肥胖，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他告诉我，羞耻帮助他戒掉了烟瘾，所以他认为这对肥胖者也同样起作用。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hast.114）
这种观点与一代人关于肥胖和人类行为的研究格格不入。众多羞耻感研究人员之一回应卡拉汉的文章指出，以D.A.R.E.（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抗药物滥用教育）的方式来羞辱吸烟者和吸毒者，实际上让他们更不愿意向家人或医生坦白，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药物的滥用。
况且，吸烟很明显是一种行为，而肥胖不是。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的内分泌学家和肥胖专家朱迪·杜沙伊（Jody Dushay）说，许多病人在来找她之前已经尝试过几十种节食方式，但体重仍然无法控制。她认为，用严厉的语气告诉他们再试一次只会让他们再次失败，并责怪自己。
89%的肥胖者曾被自己的恋人羞辱过。数据来源：康涅狄克大学，2017
当然，并不是所有医生都会诋毁自己的肥胖病人，但一些无意间说出的，更微妙的偏见也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例如，大多数医生都很健康。“如果在凌晨五点去参加一个关于肥胖的座谈会，那么你有可能幸运地获得一台跑步机，”杜沙伊说，他们已经在高风险、高压力的医学院度过了十几年。
几项研究表明，身材匀称的医生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更有信心，更希望他们的病人能减掉体重，也更有可能认为节食很容易。莎拉（Sarah，化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名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她曾经对医生说，一整天都少吃东西太难了，医生却告诉她：“你看我，早餐只吃了一个鸡蛋，而且感觉很好。”
除此之外，明显的文化差异也是原因之一。肯尼斯·瑞斯尼克（Kenneth Resnicow）是一位指导医生如何与病人建立融洽关系的咨询师。他说，高收入且身材匀称的白人医生常常会告诉低收入病人：“我知道没时间做饭是什么感觉。”他们的病人可能是有三个孩子并打着两份工的单身母亲，她们会在心里想：不，你不知道。结果，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就不可挽回地恶化了。
新泽西学者乔伊·考克斯（Joy Cox）在16岁时因为胃痛去医院看病，医生没有诊断出她的胆管发炎，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别再吃那么多炸鸡就会好起来。考克斯说：“他成功地用一句话同时侮辱了我的肥胖和肤色。”
许多医疗工作的财务和行政结构助长了这种不良行为，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医学院的教育。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医学院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平均只接受了19个小时的营养教育，这比2006年少了5个小时。医生开始执业时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初级保健医生的单次问诊时间只有15分钟，而这点时间只够询问病人今天吃了什么。更有同理心的治疗方法是赚不到钱的，像血检、CT等检查的报酬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而医生提供一次饮食营养方面的问诊只能赚24美元。
（www.hindawi.com/journals/jbe/2015/357627/）
凤凰城的家庭医生莱斯利·威廉姆斯（Leslie Williams）告诉记者，每当她要看的病人体重超重时，电子健康记录软件就会提醒她。原因是，不论病人来医院看什么病，关节炎也好，骨折晒伤也罢，医生都需要以书面形式向医院管理员及保险机构证明，他们重视病人的体重问题，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减重计划。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糟糕的绩效评估、保险公司的评级下降，或者在他们将病人转诊到专业护理机构时被拒绝报销。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肥胖症专家金伯利·古德祖恩（Kimberly Gudzune）表示，许多医生，不论主修什么专业，都自认为是体重方面的权威。古德祖恩经常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与病人一起制定现实的目标—增加与孙辈的游戏时间，停止服用胆固醇类药物，但其他医生却使这些努力付之一炬。
她的一位病人在去看心脏病医生之前，病情一直在显著好转，但那位医生告诉病人应该减掉100磅。“突然之间，她又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古德祖恩说，“或者她根本就不会再回来了。”
美国人消耗的60%的卡路里来自超加工食品。数据来源：《英国医学杂志》，2016
因此，在一个既不训练也不鼓励医生与超重患者进行有意义互动的系统中工作，医生只好推荐时下流行的节食方法，并说一些陈词滥调的鼓励之词。波士顿的一名电工罗恩·柯克（Ron Krik）说，多年来，医生采取的首要措施是让他节食，但他根本坚持不了几个星期。“他们说生菜是0卡路里的食物，”他一边说着，一边切一个莴苣头作为自己的晚餐。
在一项纪录了461次医患互动的研究中，仅有13%的患者得到了详细具体的饮食和运动计划，被安排复诊的患者仅占5%。2012年，一名医生告诉研究人员：当患者开始询问过多有关饮食和减肥的具体问题时，他会感到十分紧张，并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给病人提供基本的私人咨询。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尝试过替代饮食（最有可能失败的一种）的高体重美国人是接受过营养师咨询的人数的两倍之多。
安德鲁（Andrew，化名）是一名肥胖多年的顾问和音乐家，他说，几年前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医生在给他称重之后宣布他已严重超重，并告诫他要节食锻炼，但没有提供详细的方案。这让他十分疑惑，他应该吃低脂肪的还是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应该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吗？需要做体能训练吗？还是瑜伽？还是应该买个该死的美腿机？
“医生甚至没有问我已经做过什么运动了，”安德鲁说，“那段时间我正在为冬季登山旅行做训练，每周都要徒步旅行、去四次健身房。她根本没有想跟我对话，而是给我发了几段录音，这让我感觉羞辱我就是他们的全部目的。”
所有这些事件都使得超重病人更加逃避看医生。有三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死于宫颈癌和乳腺癌的可能性比不肥胖的女性要高，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肥胖的女性不原意看医生或接受筛查。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伊琳·哈罗普（Erin Harrop）发现，与大多数媒体描述的“零号体形”刻板印象相比，高体重的厌食症女性患者催吐、使用泻药、滥用减肥药的概率是他们的两倍。她还发现，苗条的女性需要大约三年的时间来接受治疗，而她的研究对象们平均要花上13年半的时间。
“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肥胖人群从就医经历中平复过来，”肥胖问题专家顾问吉内特·莱纳姆（Ginette Lenham）说，“从而抚平他们与他人交流时遭受的创伤。”
如果索尼娅（Sonya）忘记了自己很胖，世界也会提醒她。她说自己不再坐公交车，因为她能感觉到从她身边挤过去的乘客的恼怒。当有人在工作会议上拿出百吉饼时，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沙（Sarah）就会开始紧张，如果她伸手去拿一个，员工们会不会想：胖老板又来了？如果她没有拿，他们是否会默默祝贺她克制住了自己。
艾米丽（Amily）说，一些爱做“善事”的女人曾在街上拦住她，说她在95华氏度的天气穿无袖连衣裙是多么的勇敢。医疗技师山姆（Sam）想要避免谈论体重这个话题，他承认：“男人不应该考虑自己的体重，但我却又经常被它困扰。所以我尽量避免谈论它，这感觉太奇怪了，因为它是我身上最显眼的东西。”
我听到过很多关于做一个“好胖子”的压力的故事。杰西卡（Jessica）有四个孩子，这意味着几乎每周都会举行生日聚会、家庭聚会、泳池社交等活动，到处充满了食物的诱惑。
她说：“你的意识一整天都在忙着计算每样食物的卡路里含量，考虑自己可以吃什么，有谁在看。”多年来，总有人问她：你能吃这个吗？因此，她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扮演一个完美的胖子，只吃几口圣女果，喝点水，完全不看甜点一眼。
聚会结束之后，杰西卡和其他家长分配好剩下的食物，便打包起汉堡、意面沙拉和蛋糕，开车送孩子们回家。回到家等孩子们都睡了，她才在黑暗中把剩饭吃掉。
“吃什么都要偷偷摸摸的，”她说，“买一盒冰激凌，偷偷吃完，再买一盒新的放在冰箱里。整整一个星期，家人们都知道冰箱里有一盒冰激凌，但实际上是五种不同的冰激凌。”
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所看到的汽水与糖果广告比例为2:1。数据来源：康涅狄格大学视频政策与肥胖中心，2015
肥胖羞辱就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既明显又隐蔽，既公共又私密，隐藏的同时无处不在。不断有研究发现，身材高大的的美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收入普遍更低，被雇佣和晋升的可能性也更小。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500名招聘经理面对一位体重超标的女性求职者时，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21%的招聘经理认为对方不够专业。更糟糕的是，只有几个城市和一个州（密歇根州，干得好）禁止职场上的体重歧视。
矛盾的是，随着高体重的美国人越来越多，针对他们的偏见也越来越严重。超过40%的肥胖人士表示，他们每天都会受到歧视，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少数（受歧视的）群体。而这同样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可怕的伤害，一项2015年的研究表明，受到歧视的肥胖人士比没受过歧视的寿命更短。该研究得出结论：与超重有关的偏见可能比超重本身更有害。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636946/）
然而，在残酷扭曲的现实中，体重歧视的一个后果是：让胖人吃得更多。当你被老虎追赶或因长相被拒绝时，身体会释放应激激素皮质醇，它会增加食欲，降低运动的意愿，甚至改善食物的味道。山姆说，去年有人在停车场对面对朝他喊：少吃点！很多其他的肥胖者也表示有过类似经历。
人们对胖子的厌恶中带着一种严酷的原始逻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名病耻感（stigma）研究员珍妮特·汤米亚玛（Janet Tomiyama）表示，“我们对与自己不同的身体十分敏感。在过去的进化过程中，这（与自己不同的身体）可能意味着疾病的风险，或是对部落的威胁。”
这些生物线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侮辱他人的事会发生在一个三岁大的孩子身上，他们甚至会用“卑鄙”、“愚蠢”和“懒惰”等字眼来形容体型较大的同学。
肥胖是孩子们在学校遭受欺凌的首要原因。然而，美国公共卫生机构仍在推行助长此类残酷行为的的相关政策。电视和广告牌依旧使用“看的电视越多，孩子越胖”和“肥胖剥夺了孩子们的快乐”等广告语。
新西兰梅西大学的研究人员凯特·保泽（Cat Pausé）花了数月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项旨在减少人们对肥胖者的歧视的公益活动，结果一无所获。目前，大约有12个州的干预政策是让孩子把“身体质量指数报告”（BMI report cards）带回家。这一政策不太可能对孩子们的体重产生任何影响，但却极有可能增加他们被最亲近的人欺辱的风险。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研究表明，许多肥胖者最糟糕的被歧视经历来自于他们的家人。艾瑞卡（Erika）是华盛顿的一名健康教育工作者，她至今还记得父亲曾用来形容她的词：壮实，她爷爷更喜欢说她：短粗。母亲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身材，但小自己两号的母亲乐于自称“身躯庞大”。在艾瑞卡11岁的时候，每当身处社交场合却饥饿难耐时，她都会偷偷溜进森林向小溪里干呕。
来自亲人的侮辱会一直伴随着孩子，直到成年。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9%的肥胖者曾被自己的恋人羞辱过。顾问艾米（Emily）说，整个青春期到二十几岁，她都在和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人上床，仅仅因为对方愿意跟她睡觉。在她的脑海中，一个喜欢她的男人是稀有的消耗品，她浪费不起。她说：“我渴求来自男性的关注，而性爱是一个能够得到注意力的好办法。”
（opencommons.uconn.edu/cgi/viewcontent.cgi）
之后，她和一个有虐待倾向的人在一起。对方会在做爱时说她的身体很美，而白天又说她简直令人作呕。每当艾米要离开他时，他会说“除了我谁还能受得了你恶心的身体？”
艾米终于设法摆脱了他，但她知道自己的爱情征途将十分坎坷。现在，她的约会对象是个瘦瘦的男孩，他们牵着手走在街上时总会引起路人的侧目。她说：“之前我跟胖的人交往时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在大家的眼里，瘦男孩爱上胖女人似乎是一种禁忌。”
当体重偏见与其他形式的歧视叠加在一起时，情况会变得更糟。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非裔美国女性比白人女性在受到体重侮辱之后更容易抑郁，拉丁裔和黑人青少年的暴食症发病率也要高得多。除此之外，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表明：有色人种富人比穷人更易患心血管疾病，这一结果恰恰与白人相反，一种解释是：在空白区域越多，赌注越高的世界打拼让少数族裔压力更大，也就更容易患心脏疾病。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670735/#R4）
（www.nationaleatingdisorders.org/people-color-and-eating-disorders）
也许，体重羞辱独有的一个后果是：使受害者彼此隔绝。对许多少数群体来说，歧视促使他们产生归属感，形成一个与多数人对立的共同体。比如，同性恋者彼此相通，摩门教徒相互支持。然而，对高体重人群的调查却显示，他们与歧视自己的人持有许多相同的偏见。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调查的的肥胖人士会用“贪吃”、“邋遢”、“迟钝”等词来形容其他肥胖者。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165020/）
安德鲁（Andrea）是波士顿的一名退休护士，从10岁起就加入商业节食计划，她知道减肥有多难，也清楚比自己更胖的人都经历了什么，但即便是这样，她也很难不对胖人做出评论。“他们怎么能让自己胖成这样呢？”她说，“这太可怕了，如果放任自己，我一定也会跟他们一样胖。”
她的这一立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在9岁或10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同性恋者应该出柜，但真正敢于迈出这一步却是在十年之后。然而，肥胖者并不能像出柜那样公布自己身份、标记自身成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仍旧认为体重是暂时的，减重是迫切的、可实现的，习惯于自己的身体只是在“美化肥胖”。
在这种两难的境地，谎言让肥胖者很难发现彼此，甚至自我认同。全国肥胖认同推广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dvance Fat Acceptance）的负责人泰格瑞丝·奥斯本（Tigress Osborn）说，“没有人相信我们会变得更好，你无法以一个所有人都不认同的身份存在。”
哈罗普（Harrop）是一位饮食失调研究人员。几年前，她发现大学里有针对跨性别学生、移民学生和共和党学生建立的俱乐部，但没有针对肥胖学生的。于是，她开始在学校组织肥胖学生俱乐部，却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自始至终，只有几个肥胖学生出现过，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群瘦人在讨论如何成为各自更好的盟友。
哈罗普认为失败的原因很简单，“胖人和瘦人都成长在同样厌恶肥胖的文化里。”
自1980年以来，73个国家的肥胖率翻了一番，113个国家的肥胖人数在不断增长。在此期间，没有一个国家的肥胖率在下降。
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的公共卫生机构过于关注体重，以至于忽视了真正致命的食品供应问题。饮食是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其致死人数是枪支暴力及车祸总数的五倍以上。问题不在于我们吃了多少，而是我们在吃什么。实际上，美国人现在消耗的卡路里总数比2003年要少。
10多年来，研究人员发现食物质量对疾病风险与其对体重的影响无关。例如，在热量相同的情况下，果糖对胰岛素敏感性和肝功能的损害比其他甜味剂更大。无论体重如何，每周吃四次坚果的人糖尿病的发病率会降低12%，死亡率会降低13%。食用高糖、低纤维、多添加剂的食物会扰乱人体调节能量、饥饿感和饱腹感的生物系统。但更令我们震惊的是，这样的食物占了我们饮食结构的60%。
将此类食物从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食品系统中清除出去并不容易，从工厂化农场到学校午餐，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被玛氏（Mars）、孟山都（Monsanto）或麦当劳主宰着，它们孜孜不倦地努力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为了改善肥胖人士的生活，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将人们的关注重点从体重转到健康，从羞辱转向支持。
当涉及到肥胖问题时，医疗系统的主要失败之处在于其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很胖，那就减肥；如果很瘦，那请继续保持。大众综合体重中心（Mass General Weight Center）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妮·索格（Stephanie Sogg）说：有人在受到性侵之后开始暴饮暴食，有人则在暴食之前把自己饿得头晕眼花，还有人每天只摄入1000卡路里并每周锻炼五次，却依然认为自己很胖，说自己没有意志力。
搞清楚每个人与食物、运动和体型的复杂关系是她提供治疗的核心，而不仅仅是注脚。“80%的病人在第一次就诊时都哭了，”索格说，“对于像体重这样情绪化的事情，你必须仔细聆听才能给出合理的建议。如果不知道奶酪汉堡是否影响了他们的体重，那么告诉他们‘别再吃奶酪汉堡了’是永远不会起作用的。”
索格认为，医生对待病人比病人对待自己更好是有好处的。2017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的专家在决定奥巴马医改下的哪些治疗项目应该免费提供时发现：肥胖症护理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患者的饮食情况，而是他们在减肥期间得到了多少关注和支持。接受营养师指导12次以上的参与者，其糖尿病前期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显著降低，而那些没有得到个性化治疗的参与者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尽管特别工作组明确建议为体重较高的患者提供密集的、多元的行为咨询，但绝大多数保险公司及国家医疗保健计划仅将其解释为一两个疗程，确切地说是一种表面做法，多年的研究表明这根本不起作用，肥胖行动联盟（Obesity Action Coalition）的政策顾问克里斯·加拉格尔（Chris Gallagher）说：“健康计划拒绝将此视为自己的问题。”
同样的疏忽在各级政府的行事中屡见不鲜。从营销规则到反垄断政策，再到国际贸易协定，美国创造了一个在生产面粉、糖和油方面表现出色，但在提供同等规模的营养物质方面却举步维艰的食品体系。美国每年在营养研究上投入15亿美元，而在药物研究上的投入高达600亿美元。仅有4%的农业补助金被分配给水果和蔬菜，无怪乎最健康的食物比最不健康的食物价格高出八倍，而且这个差距仍在逐年增大。
运动也是一样，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郊区的扩张和长时间的通勤对心血管造成的危害是有据可查的。然而，相关机构却加剧了这些风险及其对穷人不成比例的影响。仅有13%的美国儿童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在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每天上体育课。
从2005年到2016年，在成年人中，单程通勤超过90分钟的人数增长了15%以上，这是美国人在公共交通方面投资不足，同时对高速公路、停车场和大型购物中心投资过多的必然结果。40多年来，当政客们告诉我们要多吃蔬菜、多走楼梯、少乘电梯时，他们领导的这个国家已经把日常运动、吃得健康变成了一种奢侈。
值得庆幸的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最佳方案已经现世。许多“失败的”肥胖干预实际上是饮食更健康、锻炼更充分的干预措施。一次对44项国际研究的回顾总结发现，以学校为基础的活动项目并没有影响到孩子们的体重，但提高了他们的运动能力，使他们的运动时间增加了两倍，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也减少了一小时。另一项调查显示，让孩子们进行两年的运动和健康饮食并没有明显影响他们的体型，但确实提高了他们的数学成绩，这一效果在黑人儿童身上尤为显著。
众多研究一致表明：最有效的健康干预措施并非直接干预健康，而是减轻贫穷造成的困难，为穷人腾出运动、娱乐和育儿的时间。妇女工资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肥胖率更低，而当健康食品变得更便宜时，他们的生活就可以得到改善。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试点项目中，领取食物券的人每花1美元购买健康食品，就能额外获得30美分，这让市民的水果和蔬菜消费量增加了26%。这样的政策不太可能影响人们的体重，但可以显著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
现在回到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上来：人们对肥胖人士的糟糕态度。
据《耻辱与健康》（Stigma and Health）杂志编辑帕特里克·科里根（Patrick Corrigan）说，不论多么努力地减少羞耻，这一善意在现实中还是会遭受崩溃。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告知10到12岁的孩子们所有导致肥胖的基因和医学因素，随后孩子们甚至可以背诵这些信息，比如，胖小孩并不是自己想要变胖的，但他们对邻座的胖孩子仍抱有用样的消极态度。类似方法用到五六年级的孩子们身上甚至增强了他们欺负胖同学的意图。
与此同时，名人形象可能会导致科里根所说的 “瑟古德·马歇尔效应”（Thurgood Marshall effect）：我们不会改变刻板印象（或许胖子并没有那么坏），只是把优秀的少数看成是例外（好吧，他和其他胖子不一样）。
科里根表示，对肥胖者来说，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跟每一个与其打交道的人明确表示：他们无须为体型道歉。他说：“当同情一个人时，你会认为他们效率低、能力差、更脆弱，你不认为他们有能力。摆脱耻辱的唯一方式是夺回权利。”
这一直是肥胖认同运动的希望所在。“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球体，习惯就好了”（We’re here, we’re spheres, get used to it）是20世纪90年代的口号之一。但这种激进的信息也早就被服装品牌、减肥公司和肥皂公司所利用。
慧俪轻体重命名为 “生活方式计划”（lifestyle program），却仍然承诺其会员可以通过减肥来获得幸福感。主流服装公司以“积极的身材”为营销旗号，却拒绝生产适合自家广告牌上的大码模特穿的衣服。社交媒体也为肥胖人士身材的正面形象提供了平台，并形成了更容易找到彼此的社区。但这也促成了一种安慰剂式的的、狭隘的、被菲尔博士（Dr. Phil）认可的形式主义：赞扬在Instagram上卖 “胖基尼”（Fatkinis）的女企业家，却忽视了那个因为三年内体重增加100磅而被解除了管理职位的女人。
“肥胖激进主义并不是为了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为了保证你的公民权利，不再因为医生的误诊而死。”
因此，在这个拒绝改变的世界，如何忍耐仍然取决于每一个肥胖者。艾米说，大约三年前她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第一次坐在餐厅的一个桌子前而不是包间里时，满头大汗，满脸通红，胸口起伏，感觉像是如果说了“我坐不下”这几个字嘴巴都会变干。
但是现在她说：“这只是我在做的一件事而已。”上个月，她在参加会议时很自然地询问了另一个与会者能不能跟她换一下椅子，因为对方的椅子没有扶手，同大多数请求一样，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她说：“高个子的人提出这种要求不会让人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艾米的那些瘦人朋友们也开始主动在餐厅替她提出换座位的要求。
听到艾米的进步，我想起了与饮食顾问吉妮特·莱纳姆的一次谈话。她说她的病人们一直在担忧自己的体重，不管是在过去或是未来，他们等待着自己变瘦之后再次回到学校或申请一份新的工作。病人们恳求她帮助自己回到高中时、婚礼时或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时的体重，回到那个可以正常生活的体重。
莱纳姆说：这些梦是陷阱，因为根本没有灵丹妙药，更没有时间机器。你只能开始一种革命性的行动：胖并快乐着，哪怕世界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文/Michael Hobbes
图/Finlay MacKay
译/钠钾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articles/en/everything-you-know-about-obesity-is-wrong/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钠钾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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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chael Hobbes，转载：利维坦。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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