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就此走向衰落？
插图绘制：BRIAN STA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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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高校在3月时因疫情蔓延而紧急关闭，教学也被突然切换到网课状态。由于收入减少和支出增加，很多学校很快就陷入了经济困境，而学生们也开始思考文凭的真正价值。尽管全美高校总体早申人数呈下降趋势，但所有排名居前的高校早申人数均出现可观升幅。很多家庭认为同样投资高等教育，只有精英大学才能带来物超所值的投资回报！如果无缘入读名校，更多人逐渐倾向于寻求传统高等教育低成本的替代选项。
如今，对许多美国人而言，需要攻读四年的全日制本科学位因性价比不高，不再像从前那样成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选择。一些专业资格教育兴起，不断追赶传统高校教育，而疫情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瑞秋·维特恩(Rachael Wittern)读高中时成绩全A，得了一些奖学金，上了大学，之后又取得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如今的她33岁，住在坦帕，是一名心理学家，年收入9.4万美元。身负30万美元学生贷款的她表示，自己获得的教育与投入的成本无法相匹配。
维特恩的丈夫37岁，做过几年仓库工人，后来当了一名电工职业学徒。除去债务，估计学成后还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维特恩说，等有了孩子，她会建议孩子走丈夫的道路，不要攻读四年制学位。
“我没看出来所学的很多东西能有什么价值，”她说，“除非孩子想好了要读某个学位，否则我们还是希望他们选择一条更为实际、没有那么昂贵的道路。”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高校学生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通常意味着将一辈子的正式教育费用提前支出了，因此要背负债务。教育专家表示，这种教育模式不再适用于所有人，很多没有选择这条路的人，会转而选择替代选项，即那些能以较低的费用、花费较短时间获取的专业资格证书，这样的方式紧跟劳动力市场变化，并能长期逐步更新。人们能够获取此类资格证书的途径也不仅限于传统高校。在制定教学内容和教育付费方式方面，私营企业已经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多世纪以来，需要花费四年攻读的全日制大学学位，一直是一个可靠的凭证，也是实现美国梦的敲门砖。而对于许多千禧一代和当代Z世代的年轻人而言，这却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千禧一代是美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但与前辈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所以他们为什么还要再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呢？
“他们很可能不会这么选。”高等教育历史学家、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教授约翰·特林(John Thelin)说。
对四年全日制学位的推崇，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民权活动人士推动高校全民化，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专业人才。广大学子没能走上务实却略含种族和阶级主义色彩的双轨制教育路线，即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念大学，一部分则成为行业学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发展方向：全民上大学。
高中学校开始引导学生念大学预科班，远离职业培训。联邦政府开始给更多学生提供贷款，用以支付大学学费。大学校园修剪整齐的操场吸引着学子。在美国，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从1965年的9%攀升至去年的36%。
然而这样的比例攀升是有代价的。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的执行董事奥伦·卡斯(Oren Cass)称，每一个高中生从大学毕业、找到一份与自己学位相称的工作，身边就会有四个没达到这个标准的同伴，他们要么根本没念大学，要么半途辍学，要么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调查显示，大约有一半的大学生对所承担的债务懊悔不已。卡斯表示，对千禧一代而言，高校教育只让美国学生中20%左右人成为了赢家，其余人则是输家。
让许多千禧一代感到痛苦的是，他们遵守规则，却依然陷于困境。密歇根州30岁的牧师本·帕克特(Ben Puckett)拥有理疗学士学位和神学硕士学位。如今的他尚肩负95,000美元的债务。
“我上大学，是因为父母、朋友、老师和教育顾问告诉我，只有上大学才能保证有美好的未来。”帕克特说，“18岁的时候，我怎么会去反驳学校、父母、社会和朋友对念大学的看法？”
新冠疫情将为美国高等教育带来深远影响
与前几代人相比，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创造财富的能力较为薄弱。自2013年以来，学生债务增长了约6,000亿美元。
高校教育所产生的价值落后于学生的付出。
1979年至2010年间，两年制和四年制高校的入学人数翻了一番多，达到1,800万人。此后，随着高中毕业生人数减少，大学毕业生投资回报下降，这一数字减少了约200万。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学费上大打折扣，导致他们不得不削减成本，结果陷入恶性循环。疫情与随之而来的经济焦虑加速了这一趋势。许多高校没有能力调整课程，也无法跟上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分析师预测，未来几年将有数百所学校关闭。
美国人并非拒绝接受教育，而是重新考虑如何获得教育。数字证书网络公司Credly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芬克尔斯坦(Jonathan Finkelstein)表示，疫情期间， 短期资格认证课程的注册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0%，达到近800万。这一增长是在大学新生入学率下降16%的情况下出现的。
去年，美国约有3万人参加编程训练课程毕了业，这种训练课程的出现，不过短短十来年时间，学员能够在数月内学习到一些软件技能知识。根据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的数据，2012年至2019年间，职业学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70多万人，而他们从事的领域也从贸易扩展到银行和保险等白领工种。加利福尼亚州计划到2029年，将职业学员人数从7.5万人增加到50万人。
Alphabet Inc.旗下的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com Inc.)和微软(Microsoft Corp. )等公司，都在推出一系列的项目，参加者不仅能获得职业能力证明，还有机会得到收入可观的技术工作，这些工作不仅限于这些公司内部。8月，谷歌宣布为10万名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参与为期6个月的在线资质学习，其中包括数据科学方面的资质。谷歌表示，如果学生应聘公司相关职位，这些证书可以视作等同于四年制学位。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教授、《60年课程》(The 60-Year Curriculum)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戴德(Christopher Dede)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和非营利组织推出自己的资质证书，劳动力市场也认可这些证书的价值，传统高校将失去垄断地位。
“当有足够多来自各个产业、军方或非营利组织的团体来做资质认证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种绕过教育机构的方式，这为人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他们可以不必依赖学士学位作为进入职场的保障。”戴德说。
问题在于，高中毕业后直升大学获得的四年制学位的巨大象征意义，是否能被这种模式取代。2019年卡普兰公司(Kaplan Inc.)在对2,000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74% 的家长希望学生读完高中后直接去做全职工作，与此同时再攻读高校课程。
这种新兴模式缺少的是学生渴望的那种成长经历。而疫情削弱了那种必须在大学校园度过四年才能感受成长的信念。今年有很多无法返校、只能上网课的学生，纷纷租了房子或酒店和同学同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政治学家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urg)表示，像哈佛(Harvard)和耶鲁(Yale University)这样的精英院校还是会存活下来，甚至会发展壮大，但它们在大众的想象中只会占据较小的位置，就像如今的预科学校一样。
那些普通的院校则努力与时俱进，开始提供需时较短的课程，并与学生建立较长的合作关系，例如让已毕业的校友有机会通过在线课程温习技能。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的校长斯科特·普尔西珀尔(Scott Pulsipher)表示，四年制学位将缩短为三年，最终变成两年。学术学分将越来越多地让位给工作经验，随着技术变革步伐的加快，技能半衰期缩短，工作者将会更频繁地重返校园学习。
这种变化最终将使美国人从更多的机构接受更多样的教育。《过去和未来的工作者》(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一书的作者卡斯表示，这将倒逼公共资金去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大学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补贴，这笔钱只惠及一小部分学生。那么其他人怎么办呢？
卡斯认为，学生应该能够申请自己想接受的任何类型的教育或培训。“全民上大学的体系糟糕透顶，”他说，“必须做出改变。”
原载：华尔街日报。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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