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转载：维舟
在对过劳死事件的反思中，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用命换钱”的刻苦；“用命还不一定换得到多少钱”的无奈；以及在这样逼仄处境下是否还有其它选择。说实话，像这样的反思本身就很可贵——因为残酷一点说，放在几年前，恐怕中国社会都不是这样的反应。广告巨头奥美曾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事：2008年北京奥美资深客户总监林宗纬因心脏病猝死，2013年又有一位24岁的年轻员工在连续加班一个月后过劳死，但这两件事即便在广告界，也未激起多大浪花。十多年前，有新闻报道说职场新人自杀，当时我一位同事嗤之以鼻：“这都要自杀，那我们这行岂不是成了高危工种？”
像她这样的反应不是偶然的。很多人确实是靠自己的奋斗得到了成功，虽然他们未必不叫苦，但在看到他人的处境时，第一反应却不是同情，而是耻笑其脆弱，甚至以自己能承受高强度的加班为荣——因为“我”能行，“你”却不行。几年前《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一篇短文就是这种生存哲学的写照：苹果树结了10个果子，9个被摘走，它可以觉得不公平，但它也可以“继续成长”，“其实得到多少果子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一直在成长。等到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烦恼，阻碍它收获的力量，都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底层的生存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我实现的成功学结合在一起，最终不是去质疑制度的不合理，而表现出对权力和不平等的极大忍耐力，却幻想自己掌握着主动，可以在逼仄的环境下不断成长，而那些不公则统统不过是通往自己成功道路上的一系列考验罢了。
确实，当个人无法反抗结构的时候，这种精神胜利法不失为一种让自己感觉良好的安慰剂，这么想的人也并非不知道自己是受剥削，但他们往往并未意识到：连这种自我实现的成功，也往往不过只是一种幻影，并最终服务于整个结构的运行。
为什么以往这种生存哲学如此盛行？这可能有赖于一系列社会条件：科举制所培养的绩效主义、僧多粥少的内卷化效应、“工作本身是一种道德”的劳动观念（同时将“消费”看作是罪恶和放纵），但更重要的是向上流动的机会。前些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有20%的人自认属于最顶层那1%的阶层，剩下有19%的人自信可以通过努力挤进那1%。这就是“美国梦”的基础：人们可以忍受不平等，因为其它价值（特别是“自由”）比平等更重要，不平等甚至可能对自己有利；但这前提是：社会必须确实存在向上流动的机会，否则难以维持这样的幻觉。这个机会有就行，甚至不需要多。很多人抨击秦制下通过军功得爵、科举制下中进士的概率都很低，但这忽视了一点：对大量底层者来说，正因成功很难，所以才格外具有吸引力，也更证明自己能杀出重围有多了不起。只要给人这样一个希望，就可能有39%的人相信自己是、或将是1%的顶层成功者。这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也维持了结构的稳定性，因为人们拒绝相信自己“不行”，而竞争失败者则将被嘲笑为是自己有问题。问题是：对这样一个社会来说，阶层固化最为可怕，因为它刺破了那个能提供激励和稳定的幻觉。
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故事中，人们在一再忍让之后的爆发，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幻觉被打破了。拿走90%的果子，也可以自我鼓励继续成长，但如果震惊地发现，对方得寸进尺地还想拿走95%、99%乃至100%，此时，就像温和如林冲，也“逼上梁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内心需求其实很可怜：给条活路，不要把我仅有的一点上升通道也都堵死。确实，“奋斗”的合理性来自足够的成长机会，但在大学扩招之后，越来越多人加入“奋斗”的行列，而机会却随着阶层固化看来变得越发渺茫时，即便是合格的工具人，也不能不产生自己的怀疑。
本来，人们能容忍不利的条件，不仅是因为缺乏反抗手段，也因为幻想自己可以从现有安排中得益——只要自己可以不断成长。但如果最终清醒地看到，自己并不能成功而可能失败，甚至长得再高也都一样被割，那成长又是为了什么？倒不如还有个简单得多的选择——躺平算了。
去年流行的“打工人”一词，正折射出社会心态的重要变迁：年轻人的自我认同不再指向上面的“成功者”，而开始指向普通劳动者。尽管社会仍然充满社达气氛，对“白左”、“圣母心”的嘲讽比比皆是，很多人不屑于对弱者的同情，但现实中进入权力的绞肉机，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弱者时，内心恐怕多多少少会有些冲击。
政治学者刘擎前些年就曾说过，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当下，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的个体面临巨大压力时，原有的说辞已变得虚假，“因为这和你生命实践中的真实体验是相悖的”：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有机共同体的传统社会。你是流动的，而不是永久地从属于一个社群，这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内在于生命的感受。一个农民工跑到城市里来，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你脱离了原来的乡村，离开一个有机共同体，进入城市，你被抛入了有点原子化的状态当中，你要重建身份认同，寻找新的社群。但没有一个永远可以依靠的社群在那里。你要过有尊严的生活，你孩子要入学，你需要保障，这个时候，权利的问题就会出来，这不是西方不西方的事情，它是从生命实践中凸显出来的。但有人告诉你一套说辞，说反正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有困难我们一起承受。可实际上，往往没有人和你一起担当，于是这种说辞就变得虚假，没办法内化为你真实的信念。通过宣传机器，表面上不断让你去内化，其实是让你接受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安排。
这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受什么势力的鼓动，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发产生的生命实践。尽管由谁、如何保障这些权利人们还有争议，但现在的年轻一代确实已经在召唤一个更公正的安排。
“吃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生存哲学在现实面前已逐渐褪色，人们不仅发现“吃了苦中苦，也未必能为人上人”，甚至“成为人上人”也未必再有吸引力。
这当然是好事。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所描绘的理想安排：如果每个人都不清楚自己在走出幕布后将扮演什么社会角色，就不会对某个角色太苛刻，因为或许自己就将成为他。就像有人说的，是时候打破“人上人”的幻觉了，“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你的孩子孙子都将是普通人。你应该考虑怎么样创造一个对普通人平凡人好的社会，而不是幻想你的后代是人上人。”
作者：维舟，原载：维舟。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喜欢本文？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加入留学家长公益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