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拜登提名的拟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作者：蔡婷贻
来源：财经杂志
从总统拜登本人、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顾问坎贝尔都想“管理”对华政策。在此情况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冷静、专业而又不是（该领域）专家的人，在没有二心的情况下执行命令”
8月20日下午，经过几个月的耽搁后，白宫宣布，曾经服务于美国政府27年、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将出任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填补前大使布兰斯塔德去年10月提前离任后留下的空缺。如果获得国会确认，美国驻华大使一职将是30年后再度由职业外交官出任。在正式提名前，传闻中曾经被考虑过担任此职的人选包括代表美国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nmbaugh）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幕僚长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巴尔舍夫斯基在和白宫就任命一事进行讨论之后，主动要求从候选名单中撤掉自己的名字。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历经各种波折，新任驻华大使的选择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定位中美关系的风向标。伯恩斯从未参与过中国事务，学术背景和中国并不相关，也不会说中文，更不曾在驻华使馆或领馆工作过。他能否在中美关系上扮演最佳桥梁，引发美国学术圈对驻华大使角色的思考与讨论。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对《财经》记者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下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驻华大使无疑是目前“最复杂、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伯恩斯是“最完美”的选择，“我认识几千个外交官，我想不出哪个比他更有天份。”曾经与伯恩斯共过事且在1985年-1989年间担任驻华大使的洛德（Winston Lord）对《财经》记者指出，随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升到全球政治层级，美国需要一个能从全球视角来处理对华关系的大使，“像伯恩斯一样在华盛顿和多国首都（积累了）外交经验、执行过多种任务的美国人并不多。” 另外，伯恩斯的任命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因为这证明拜登确实更愿意依赖专业、资深的外交官员，而非那些政客，这样也将 “提升职业外交人员的士气”。 不过，美国国务院一位前资深官员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拜登的外交团队显然把对华政策视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这意味着从总统拜登本人、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顾问坎贝尔（Kurt M. Campbell）都想“管理”这个政策。在此情况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冷静、专业而又不是（该领域）专家的人，在没有二心的情况下执行命令。”
伯恩斯曾经出任过美国驻希腊和北约的大使。多年来，他的研究聚焦于欧洲，伯恩斯在社交媒体的个人主页上关心的也以欧洲事务为主，例如他特别肯定美国国防部重新增加在德国驻军的决定，他认为“这是我们对北约履行承诺的重要信号”。4月2日，他又在社交媒体上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和挑衅证明拜登总统重建北约、团结民主世界和将克林姆林宫的影响力限制在东欧的策略是正确的。在伯恩斯的自我介绍中有38项关注焦点，但独缺中国。他的关注焦点第一项是俄罗斯，接着是亚太、北美、南亚、欧洲、中东和北非、冲突和冲突解决方案、政府治理、国际合作、新冠肺炎、决策中的情报、核武器、阿富汗战争、伊朗核武器、联合国、恐怖主义和反恐等。驻华大使一职在美国国内一直被当作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任命。美国总统任命驻华大使的条件自中美建交以来不尽相同，建交后的前五任大使主要从政府内部指派，分别为伍德科克（Leonard F. Woodcock）、恒安石（Arthur W. Hummel）、洛德、李洁明（James R. Lilley）和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但是在1995年以后任命的都是非职业外交官。熟悉美国驻华大使任命逻辑的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对《财经》记者指出，这个职位在1995年后，基本上变成“论功行赏”的职务，通常是总统对在竞选期间作出贡献的专家或金主的回馈。在过去12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只有第二任的恒安石和第五任的芮效俭是职业外交官，其他三任为前州长，包括洪博培（Jon Huntsman）、骆家辉（Gary Locke）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博卡斯（Max Baucus）和尚慕杰（James Sasser）则为前国会议员。第一任的伍德科克和第三任的洛德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另外，恒安石和第四任的李洁明分别在山西汾阳县和山东青岛出生; 芮效俭在南京出生。至芮效俭为止，会说流利的中文是驻华大使的基本要求，但后来随着人选的多元化而渐渐忽略了这个语言门槛。曾担任俄罗斯大使，且能说流利俄语的麦克福尔对语言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中美间的重要会谈依程序都需要翻译，他不认为伯恩斯不会说中文是个弱点，重要的是伯恩斯近年来教授一堂“大国关系”的课程，“大家不应该低估他对中美关系的了解，尽管他不会说中文，但是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大国关系。”上述国务院前官员指出，伯恩斯在拜登竞选期间的外交团队担任顾问，考虑到他的专业，他本应该出任美国驻欧洲某国的大使，但是欧洲主要国家的大使职位十分热门，通常分配给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企业家支持者，而在剩下的选择中，驻华大使便成为最受瞩目的职位。洛德则强调，伯恩斯在担任副国务卿时负责监督国务院下所有的区域分部，处理所有的主要议题，这其中就包括与中国的关系。另外，他也熟知中美关系的历史和轮廓。不过，考虑到两国关系的细节经常有可能撬动大局，“他应该依赖使馆内提供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处理两国互动中的细节。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深化，再加上过去20多年总统将大使一职颁发给选举有功之人，驻华大使的角色与重要程度在这次新任命的过程中再次引发讨论。上述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指出，1995年的芮效俭是参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最后一名大使，自此之后，没有一位大使在华盛顿的职业文官队伍中有足够威望能左右政策的制定。目前大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不扮演角色，大使的工作已转化为：准确地执行指示、确保从华盛顿来的访客顺利完成事先安排好的行程并见到对的人，同时在公开场合代表美国维护美国的声誉。毕竟，每天报告和分析的例行工作属于副大使。曾经深入参与政策制定的洛德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大使的角色和他就任时没有太大区别，仍然包括：向中方精准地传达美国政策，在没有偏见和恐惧下向华盛顿提供政策建议；客观和坦率地向华盛顿报告和解读中方的情况和立场；在公开场合和社交媒体上代表美国的经济和其他利益，同时传达美国的正面形象。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美国总统本人和华盛顿官员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和看法基本决定了大使能作出的具体贡献。前五任大使中，1989年-1991年的李洁明大使因为和老布什总统曾经在耶鲁大学同窗，又一起在（中美建交前的）驻北京联络处共事，他撰写的报告经常直接抄送白宫，数度扭转了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方向。对伯恩斯而言，他未来能作出多少贡献也取决于他和华盛顿的关系。中美关系日益复杂，除了拜登本人更为重视，坎贝尔的态度也被认为十分关键。国务院前官员指出，伯恩斯和坎贝尔曾经分别在奥巴马第一届和第二届政府工作过，坎贝尔应该会支持这项任命，但是真正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相关的背景和威望变成独立的对华政策的推动者”，反过来伯恩斯是个值得信任并且有能力执行政策的人。麦克福尔对伯恩斯则更有信心，他指出在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时，“你需要一个和总统交情非常好、和总统能直线沟通的人……我知道伯恩斯确实和拜登有这样数十年的交情，他也和另外两个重要的人，布林肯和苏利文，有非常密切的私人友谊，这对成为一个成功的大使十分重要……另外他和坎贝尔也有长时间的紧密交情，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会是一个有实际影响力的大使。“前任美国商会会长，参与拜登竞选阵营的吉莫曼也对《财经》指出，伯恩斯出任大使的特点是能在任何时刻接通白宫，直接向拜登报告和建言。由于目前中美关系相对脆弱，随着中方已经由副部长秦刚出任大使，伯恩斯和秦刚将能一起建立起一个无时差的沟通机制，两人在任何时刻都能够直线与两国元首通话，且得到他们的全力关注，这“将能降低错误沟通和误判引来的风险”。伯恩斯的外交生涯起自1980年在美国驻毛里塔尼亚使馆担任实习生，1983年-1985年期间外派到驻埃及使馆，1985年-1987年期间转往耶路撒冷担任领事，1990年-1995年期间他分别在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并兼任克林顿的特别助理，1995年-1997年回到国务院担任发言人，1997年-2001年首度担任大使出使希腊，2001年-2005年转往北约担任大使，2005年-2008年担任国务院副国务卿，负责代表美国和印度谈判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协议、与以色列签订长期军事合作协定以及处理伊核问题。麦克福尔指出，在当下不少人认为中美两国进入新冷战的同时，美苏冷战期间确实 “有些重要的危机管理和危机预防经验”值得现在的中美两国参考，而伯恩斯身为经验丰富的冷战外交官正好能应用这些宝贵经验。伯恩斯离开政府之后，除了学术研究，他积极参与民间外交活动，推动“未来外交”，促进美国从传统外交向多元化和现代化发展。在对待未来的中美关系上，伯恩斯的发言和布林肯的立场没有明显差别。他在社交媒体上也反复强调美国和欧洲立场协调一致的重要性，他认为欧洲不应该跟美国和中国保持同样的距离。随着拜登选择欧洲作为他的出访第一站，美国国内呼应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发展出对中、对俄统一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大。不过，前任大使芮效俭在2020年回顾自己大使任期时强调，中美两国需要认识到如果两国无法合作，稳定的国际体系就不可能存在，这背后不只是中美需要在共同利益上合作，还包括接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顺利称霸的事实，同时随时考虑自己的做法会如何影响对方的行为。洛德指出，在伯恩斯的任命确认后，他很快会根据拜登和布林肯的基本指示和他自己的判断，总结出上任后的优先处理事项。重要的是，他抵达后应该听取多方意见，吸收使馆团队、中方官员和参与中美对话的人员的意见，这将协助他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并与中方的互动中保持顺畅。接下来他应该通过社交媒体和大众交流，在中国境内展开拜访。在讨论双边关系时，“他应该坦率，避免愚蠢和好战的言论。”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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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婷贻 ，系《财经》杂志记者 ，编辑 ：郝洲，来源：《财经杂志》，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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