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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千字文华
有人说，常识就像空气，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却须臾不可缺少。然而，比常识更像“空气”的，其实是信任。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缺少军队，甚至可以缺少食物，但唯独不能缺少信任，否则国家就会崩溃。
对血亲的无条件信任，是家庭得以维系的根本。对师长朋友的信任，是社群得以存在的基础。
熟人之间，如果缺乏信任，充其量是“熟悉的陌生人”。
陌生人之间，如果缺乏保障信任的律法和制度，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发生，人类文明也不可能迈入现代。因为文明的本质，就是把熟人之间的交易和伦理，扩展到熟人圈之外。
▌“信任怪圈”：我们为什么“信任我们不信任的”？
信任，首先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探讨建立社会信任的重要性。
但是，信任，之所以能从传统社会的熟人之间，扩展到陌生人之间，是因为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经过重复博弈，最后形成的声誉机制，以及保护这些声誉机制的法律制度。
例如，法律规定，因虚假交易入狱的股票经纪人，不得再从事证券行业。
可见，信任的内核，是伦理道德，但其前端，是声誉，而后端，则是法律。
然而，一个尴尬的问题马上出现了：
今天，人类的文明程度、资讯的发达程度、法律的完备程度，都堪称历史之最。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被信任危机包围——
老人孩子倒地无人敢扶；亲人因债务纠纷反目成仇；上市的电商平台，却充斥着假货。有人选择私下媾和，于是一方公开售假，一方知假买假，彼此心照不宣，让更多人重复上当，连博弈都省了……
如果说我们陷入普遍的“信任危机”，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而且，今天的“信任危机”，还不是简单的信任与否的问题，而是“信任自己不信任的”怪圈：
很多做餐饮的，从不吃自己店里的东西；很多做编辑的，很少回头去读自己编辑的书——自己不信任自己，但却能在不信任的事情上耗上半生。
公共生活中，上面两种“信任怪圈”也不鲜见：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面人”不奇怪，愿意信任才奇怪。
总之，人人都知道信任很重要，但似乎都被信任危机包围；信任的建立，离不开声誉、法律与制度——这个道理，很多学者都懂，但却回答不了上面的“信任怪圈”。因为今天的“信任怪圈”，是下面几种巨变的结果：
◎飞速的城市化、市场转型，将两千多年的熟人圈子，抛进了陌生人社会的市场规则。旧的道德伦理被边缘化，新的文明底线尚未确立。
◎技术革命既带来了海量的信息（知识），加大了信息不对称的趋势。分工合作的频次越来越高，欺骗的成本却越来越低。
◎市场让普通人获得了竞争经济、荣誉的机会，也助长了从上到下的投机心理。毁约的诱惑大大增加，法律的防范机制时常失灵。
巨变时代，意味着传统信任机制的破坏，但巨变的时代，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信任——
因为离开了信任，今天我们拥有的、享有的一切，总有一天会以比获得它更快的速度失去。
空洞的道德说教没有意义，重建信任的前提，是先从“信任怪圈”切入，真正理解信息、信任与法律各自的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用这些洞察，解读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信任危机”。思想者、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信息、信任与法律》，正是一本“中国人写给中国人”为这一问题“量身定做”的一部好书：
1983年，张维迎以一篇《为“钱“正名》进入公众视野；1984年，他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成为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度参与者；2008年，他出版《市场的逻辑》一书，为市场经济正名；2021年，他又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提出了“市场需要捍卫”的警告......因此，大众眼中往往只将张维迎视作“市场派经济学家”。但这些年张维迎说的最多的，其实是“只有理解企业家精神，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他自己也谦逊的说“这些年才深刻理解了企业家”，他的《企业家不是什么》对企业家精神做了全新的阐述，得到企业家的普遍认可。所以，熟知张维迎的人，将他视为“中国企业理论的研究权威”。但其实，他的“老本行”是信息经济学——最早将信息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就是张维迎。他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与社会》是许多高校在这一领域首选的教材。相对于“经济”的话题，“信任”的话题往往内涵更富、漫无边际，任谁都能谈上几句，但能看到的大多是从道德角度陈词滥调的批判，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全新的视野与工具——“信息经济学”，就是张维迎老师针对这一问题，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把解牛刀。因为信任问题的本质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而“信息经济学”中“博弈论”、“激励机制”、“非对称信息”等经济学领域的思考进路，正是在精准地阐释了“信息、信任和法律”的种种互动机制。
正如张维迎老师在书中所表达的：信用机制的建立和保护，取决于博弈的层次、法律的治理；而重复的博弈、良善的法律，又深深植根于该社会的信仰和伦理……一旦注意到信任的存在，就再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但是，视角却关系着所站的高度，观看的深远。一项研究的准确、深刻程度，往往见诸于视角和表达能力。
应该说，与众不同的视角，才是张维迎此书最大的价值。
张维迎涉猎广泛，相比一般的法学家，张维迎有经济学家的思维；相比一般经济学家的纯粹理性思考，他更有伦理、信仰维度的纵深思考。另外，他还能纯熟地运用人类学、生物学，甚至物理学思维，剖析社会问题。因此，这本书探讨的命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领域。尤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礼法体系，作出了精妙的阐释。例如，在信任问题上，他甚至将法律问题上溯至“天理人情”的高度。视角之广阔、文字之精当，人文情怀之深厚，堪称“人文学者的范文式写作”。信任和法律，如何影响效率和增长？竞争和开放，如何促成伦理和法律的变更？不同的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当然大不一样。即便同属华语文化圈，港台等地区由于法律、制度的迥异，人们对信任的三端——道德、声誉、法律的看法，也是天差地别。因此海外学者以“信任”为主题的研究，虽然著述颇丰，但由于脱离了本土的文化语境，用来阐释中国的信任问题，难免会错置场景。这本书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而且不断回望文化传统。并切合中国实际，从道德培育、自发社会规范等方面，对“如何重建社会信任”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比如，推动法治化，似乎是种理所当然的正确。一般研究者，只看到了法律制度对信任的重要性，便一味强调法治建设对社会信任的保障。
但是，张维迎有着不同的观点：法治化的过程，要警惕对社会领域的不当入侵和过度侵入；对法律的过度依赖，不利于形成道德声誉上的信任，因为好的法律只是对公序良俗的确认，而非强制改变……
——这也是张维迎教授的著作，总能击中国人痛点的原因。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渴望市场让我们变的富裕；当市场带来富裕的时候，渴望好的制度带来安全与自由。但是我们却从未想到，离开了信任，即便一个商品最完备、最开放的市场，一套最优越、最有效的制度，也根本无法独立运行。这是因为人类往往有个通病，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容易被忽略。正如张维迎老师在《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中所表达的：一个社会经济秩序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信任——当信任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繁荣根基的活水源头也终将变得枯竭。今天，开放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们，都奉亚当·斯密为这一秩序的开创者，并将《国富论》视为奠定这一秩序的基石 。然而，他本人最看重的却是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富论》是“利己”的左手，而《道德情操论》是“利人”的右手，尽管右手永远比左手重要，但吸引人的往往是他的左手。如果说张维迎老师《市场的逻辑》是“利己”的左手，那么《信息、信任与法律》就是“利人”的右手。但历史和现实却是，这只“右手”尽管用的最多，但我们却从未真正“拥有”过。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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