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杀人悍匪白宝山，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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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网追凶缉拿白宝山
白宝山系河北省徐水县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
他于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持枪先后杀害军人、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抢钱140余万元，并在狱中先后杀害2人。他虽只上过三年学，但犯罪智商极高，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此案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1号案件、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世界第三要案；此案轰动了北京，轰动了新疆，轰动了警界军界，震动了国务院、中南海，影响远达海外。
疯狂的起点
1996年３月１２日，３９岁的白宝山身上带着“释放证书”回到了北京。
入狱前，白宝山是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的一名装卸工。在工厂期间，因为他不爱说话，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到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死。
２３岁时白宝山结了婚。一年后，他得了一双儿女，龙凤胎。家庭生活的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蔫大胆”的性格，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开始了盗窃。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有泯灭。
１９８３年，他因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了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人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北辛安的两间平房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又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最初几日，白宝山住在了母亲家——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于是他在大弟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白宝山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片警接过材料冷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但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在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十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
白宝山出狱时曾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现在他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并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1996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因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见此情况白宝山马上从地上抄起一根粗铁棍，恶狠狠打向哨兵。待哨兵昏过去后，白宝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４月７日晚上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开枪打伤了哨兵余启明。但他不知道哨兵挂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４月８日深夜，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的，企图转移枪支继续作案。当面的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白宝山见势不妙，跳车逃跑，并连开九枪，打伤了三名巡警。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４月２２日凌晨他再次行凶，打死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夹。
白宝山连续作了四案，打死哨兵一人，打伤军警人员六人，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
据对“４·０７案”，“４·０８案”和“４·２２”案的现场勘察，警方确认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因此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三次枪击使用的均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射自同一支步枪。弹底标识均为７５－８１，从这点说明歹徒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专案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同时，通过语言专家对黑面的司机所提供与歹徒对话情况的反复分析，专家们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行动时，白宝山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记得村子附近就有一家兵工厂，文革期间造过枪。他决定到老家看看。
１９９６年７月，白宝山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车前往徐水。坐在疾驰的汽车上，白宝山回忆起了监狱的生活……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五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十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白宝山读完信后痛哭了一场，发誓要让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
于是，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室友。据这位室友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
１９９３年９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打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说：“是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２００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距李宝玉失踪仅半年，另一个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傅克军再次失踪。这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后两人为化名），四人全是北京调犯。３月２０日晚上９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
２１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秦百川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到了晚上８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到了２２日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２１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１１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１４２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７００元人民币。有人反映，２１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９５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宝山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９５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同时，据监狱的犯人反映，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与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３月２０日深夜，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鼻鼾。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狠狠地砸在傅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遍。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傅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床上。但他反应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宝山的铁榔头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着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挖了两米深。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得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用沙土把灰烬埋了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搞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拒不认账。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了，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１２５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３月１２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他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三包步枪子弹（７５发）和５０发手枪子弹。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下午两点，汽车到达徐水县城。下车后白宝山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大约走了三四里地，白宝山发现一处兵营的哨兵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这让他眼睛一亮，这种枪他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
一刹那间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从下午到晚上，白宝山都没离开兵营左右，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
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白宝山觉得，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到了。但由于害怕长途汽车运长枪危险，白宝山就把半自动步枪用塑料布包好，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车先到良乡镇，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为应付突发事件，他在枪里压满了子弹，其余子弹全部用布带子缠在身上。
到徐水后，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管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了另一个地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两天后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白宝山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后，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了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他向枪膛里压满子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距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四个小时，直到午夜１２点半左右。
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三个人。他掐算好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１５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了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已匍匐着进了大门，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
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人马上出来。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跑回，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１０７国道。他经过一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道——他的速度慢下来。然后，他沿铁道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把两支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早上８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穿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７月２８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
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议，他们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哨兵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四案并在一起。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一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７·２７”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３·３１案”被抢枪支一致，与“４·０７案”、“４·０８案”、“４·２２案”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并案扩大了警方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脚印，进一步为警方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模拟画像的依据。
此时，白宝山仍觉得没有短枪十分不便，恰巧他的同居女友谢宗芬说她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这立刻引起了白宝山的注意。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了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此行却让他大失所望，十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７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布，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去徐水。事先，白宝山并没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要出门办点事情，谢宗芬也要跟着去。白宝山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
到了徐水，谢宗芬看到枪后，骤然害怕起来，劝白宝山把枪扔了，白宝山不同意。但因为没有找到子弹，两人当晚返回了北京。
夜里，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犯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谢宗芬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
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然后白宝山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十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了回来。
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后，白宝山把“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将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则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３０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后半夜２点半，他们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凌晨５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３５４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６点钟来到母亲家，白母出去晨练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来，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回北京后，白宝山脑子里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为谢宗芬挖好了尸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傅克军所做的准备一样。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她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她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而使他不高兴。白宝山在这个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白宝山计划的第一步“搞枪”成功后，下一步就是抢钱。对木樨园、河北辛集皮货批发市场和石家庄“南三条”批发市场等地的踩点，让白宝山大失所望。
１２月份，白宝山到德胜门闲逛，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烟草批发市场。一连几天，白宝山天天骑自行车过来，观察烟市的生意和人员情况，选择他的袭击目标。
１２月１５日，天刮大风，气温急剧下降，白宝山一早就行动了。６点钟，天蒙蒙亮，他先到山上取了枪，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再把木盒放到蛇皮袋中，把子弹压满——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冒着严寒蹬车去德胜门，这一路整整骑了一个半小时。他把枪藏在德胜门外距烟市不远的一条死胡同内，那地方有个工程垃圾的堆积场。他把自动步枪埋在墙根边上，然后返回。
第二天，他照样早６点起床，仍蹬自行车去德胜门。自行车放在方便的地方，徒步走进烟市。时间才７点半。他没带武器，穿一件墨绿色羽绒服，戴着浅灰色毛线帽。然而，那家天天火爆的批发户今天没有开业，老板没来，伙计们也没来，那辆每天必到的送货车更是不见踪影。本来白宝山已计划好，汽车一到他就动手。时间已经精确地计算过了，货车停下，他蹬自行车取枪，赶回来时他们正好结账算钱。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慑力。开始白宝山还抱有希望，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他必须另打主意了。临近中午时，白宝山看见旁边烟摊上有个年轻女人在收钱。他走得近些，用眼角瞄着那边。这女人正跟一个男子交易，提着个手包，拉链打开着，里边有厚厚一沓人民币，看上去有几万块钱。那个男人又交给她１万，她正低头数钱。白宝山想，不能再拖延了，几万块钱也不算少，就抢她吧。他迅速走进胡同，骑自行车到垃圾堆积场取枪，又沿原路返回，整个过程仅用了十分钟。白宝山把灰毛线帽拉下来，形成一个套筒子，只露出眼睛。然后大步走过去，用黑洞洞的枪口顶到她的前胸上。年轻女人下意识地把坤包抓紧，喊道：“有人抢钱啦！”她的声音刚落，白宝山的枪就响了。年轻女人前胸一热，便摔倒下去，装钱的坤包掉在地上。白宝山把枪口朝天举起，走了两步——他并没有跑。东边的几个男人喊：“杀人啦！”白宝山迅速把枪撩过去，看也没看，“砰砰”又打了两枪。东边的街面上又躺下了两名男子。
枪响之后人群立刻逃散了，白宝山的目的达到了，他飞快地钻进胡同，甩掉帽子，把它扔到房顶上。他把枪装进袋子，把袋子挂到车把上，蹬自行车返回垃圾堆放场。他把包里的钱取出，用两个塑料袋装好，埋在垃圾场一角，枪埋在另一角，装枪的木盒子扔到一间破房的房顶上，抢来的坤包埋在第三处……然后，他像没事人一样，骑车去天汇市场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顺路捎带回去。
两天后，白宝山与谢宗芬一起去取出了赃款和步枪。回家后谢宗芬数了两遍，一共是６５１７０元。白宝山从中拿出５０００元，递给谢宗芬。此后白宝山再也没在北京作案。白宝山在北京犯的抢劫案（以抢钱为目标的抢劫案）只此一起，说不清是出于他的狡猾，还是另有目的。抢了钱，白宝山还跟以前一样，花钱靠谢宗芬，这笔钱他只动了一点点。母亲每月给他１００元，他说不要了，花销上仍然十分节俭。
１９９７年元旦过去，转眼到了春节。白宝山说春节过后要带谢宗芬去新疆，而且还骗家里说是陪谢宗芬回四川了。
临行之前，他挖出抢劫的赃款——这笔钱除了给谢宗芬５０００元，他基本没动，并把其中的５万元悄悄交给大弟保存。余下的１万元，白宝山带在身上。白宝山提前把枪挖出来，带回家中，藏在床下。走的那天，他把枪挂在身上，穿好外衣，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
春节期间，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Ｘ光检测线，但身上是不检查的。白宝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枪藏在羽绒服里，顺利带进了候车大厅。他让谢宗芬从电动扶梯上二楼，他自己则拿着一个大提包，从侧面的行人楼梯上二楼。走到楼梯的拐角，白宝山看周围没人，迅速把那支自动步枪从身上摘下装进提包里。然后，他和谢宗芬在二楼会合，这时枪已安排妥当了。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带到新疆，没遇到任何麻烦。
白宝山和谢宗芬下了火车，没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就坐班车到石河子，再从这里倒车，来到紧靠乌兰乌苏镇的１４３团场。当天晚上，两人以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住在团场旅店。白宝山来１４３团的目标很明确，他在新疆劳改时，曾到１４３团“游玩”过，知道这里有个弹药库。根据他的印象，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子弹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谢宗芬仍在睡觉，白宝山已经出去勘查弹药库了。然而，当他走进那座昔日的弹药库时，却愣在那里。库房已经搬迁，原址改成了民房。白宝山感到失望，返回旅馆，他决定去１４７团场找他的狱友和铁哥儿们吴子明。
吴子明小个子，大头，尖下颌，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吴子明管白宝山叫“山子”，白宝山直呼他子明。白宝山向吴子明介绍了谢宗芬。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他因盗窃罪被判刑。在众多的犯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因吴子明在班上（他在１５连当警卫），说话不方便，他就让他们先去家里，他下班就回来。
到了晚上，他问吴子明：“你在团里干警卫，一年能拿多少工资？”吴子明说：“也就５０００块吧。”白宝山说：“要是这样，你不如跟我干。”吴子明问：“你打算干点什么？”白宝山直截了当地说：“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值得的话，就干它一次。”他们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谁都知道干它一次是什么意思。吴子明第二天就辞去了警卫工作，一心投靠白宝山。两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为名，“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不久谢宗芬在市场上结识了几个四川老乡，在场部南头居民区找到一套空房子。谢宗芬打算租下来。白宝山跟她过去看房，他也觉得满意。没几天，吴子明也随着他们搬了过来，三人住在这边。这套房子，后来成了白宝山、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
通过对棉花点的观察，白宝山和吴子明打算买辆摩托车，以方便行动。随后他就给大弟写了信，要大弟按照他给的地址寄1万块钱过来。在信中他嘱咐大弟，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半个月后白宝山接到汇款，他和吴子明跑了趟石河子，花6000元买了辆嘉陵牌７０型摩托车，黑颜色的，以吴子明的名义在１４７团场交通队上了牌照。有了摩托车，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了，活动效率也大大提高。然而，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各棉花加工点上并没有多少现金。
白宝山不得不推迟抢劫棉花款的计划。
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告诉他。直到５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动步枪也给吴子明看了。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支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一支枪。”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
６月５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准备抢劫市郊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哨兵的“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
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１０点钟，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枪支，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晚上１１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则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可是这次很不凑巧，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走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他大声问：“喂，干什么的？”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他没有答话，但也没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快步朝大墙走过去。那个战士追了两步，喊：“站住，你给我站住！”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里边的士兵没再追，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的枪支。由于没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过去了。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他说：“快走，遇到人了。”两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
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３１２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一声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其实这是两位巡逻的警察。民警拦住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白宝山说：“我们是过路的，去乌伊公路。”民警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检查。”吴子明立刻走过去接受检查，白宝山留在后边。这时候白宝山还没想开枪。他没有身份证，但吴子明有，编个理由总是可以搪塞过去的。然而，民警检查了证件，并没放过他们，又说：“请把你的包打开。”这下白宝山觉得，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他来不及取枪，来不及丢掉包枪袋，隔着布袋就扣动了扳机。民警一见对方有枪，立刻一跃上车。吉普车本来也没熄火，司机见自己人上来，一踩油门猛地就开走了。白宝山和吴子明见“军人”开车跑了，也撒腿开溜。吉普车向北开去，两人就猫着腰，朝东南方向跑。他们没敢走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戈壁滩上。
两人先向东南，再折头向东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２０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来到石河子下野地垦区的１４１团场，乘坐班车返回１４７团场住地。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敢再去奎屯。
从奎屯铩羽归来后，白宝山突然想起距他服刑的新安监狱较近的１４１团场有个军械库。当年白宝山服刑时，同监的一名犯人曾在１４１团军械库盗窃过武器。
为了确保实施无误，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到１４１团场踩点，摸清周围环境及军械库的值班情况。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他主张把作案时间安排在白天，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关于采用哪种方式，白宝山认为，应准备专门工具，把大门撬开，这样他们可进可退，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为此，两人找到１４８团场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把撬杠，一长一短，备用。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开枪，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法是用一束鱼钩，绑上肉，狗一吞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然后再想办法把狗打死。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
７月５日，白宝山、吴子明坐班车来到１４１团场。下午６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十分不巧，有位老汉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菜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和吴子明。行动前遇到了人，打乱了白宝山的计划，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他撬开铁门，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他的枪法的确很好，两条狗都被击穿心脏，一条在院子里毙命，一条死在值班室办公桌下。白宝山、吴子明迅速撬开３号库房的大门，进去查找一遍非常遗憾，库房里并没有枪支弹药。两人出来，又撬开１号库房，结果是空空如也。
这一次，白宝山又没达到目的。
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仍然没骑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两人整整走了一夜。凌晨４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他顿时起了杀心。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挖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
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
专案组人员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钩套狗，后嫌麻烦，干脆开枪把狗打死。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但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７·５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和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调查工作以１４１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及国外贩卖入境的枪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复杂的人员。
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志为“７５－８１”，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个身高在１７２～１７３米，另一个应在１７５米以上。
１０天过去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到新疆后的诸事不顺正让白宝山觉得来疆计划实在是策划不周时，谢宗芬突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大信息。原来谢宗芬的邻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跟刘家女儿聊过闲天。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谢宗芬不大相信，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的。”
这个消息让白宝山精神大振，决定立即前去踩点。第二天一早，白宝山和谢宗芬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白宝山在外边等她时，看到交易市场门口有很多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装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白宝山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那样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
回去后的当天晚上，他和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两天后吴子明就为白宝山提供了一个对象，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团场，工作单位在５０公里外的１４９团场，是１４９团场警务区的警长。两人立刻着手，利用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托姜玉斌帮他在１４９团场买羊的事为借口，对姜玉斌的值班宿舍进行了勘测。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准备“搞”一辆摩托车。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吴子明以搭车为掩护在距１４７团场约１５公里处拦下了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农民王吉平的摩托车。当王吉平把车停下后，白宝山突然窜出用自动步枪打倒了王吉平，并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掩埋在不远处的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
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
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时春勇在１４９团场农贸市场里吃晚饭，然后抱着向别人借的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回到警务区宿舍。两人进屋说了会儿话，便一起看录像，他俩谁也不会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们。
时间大约是１２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式手枪，转身就朝外走。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机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１００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和白宝山迅速离开了现场。
８月８日２０点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挥中心电话，值班员报告说：“１４９团场一营警务区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人开枪打死，１４９团场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现场。”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专案临时指挥部迅速成立。
经过七天对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条可疑线索的调查，案情没有任何进展。
“８·８案件”发生时，人们并没有马上联想到“７·５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８·８案件”现场的弹壳与“７·５案件”现场的弹壳批号一致，都是７５－８１，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７·５案件”的定性问题，同时也为“８·８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８月１４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决定将“７·５袭击１４１团场原军械库案”与“８·８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案侦查。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
８月１６日，１４７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塑料本，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证，上边贴有姜玉斌的照片。李华马上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证交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指挥部得到报告后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晓红进行调查。牛晓红说，姜玉斌没有把值勤证带回家的习惯。而且姜玉斌上班或回家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证丢在那个地方，他的值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池里。
根据上述情况，警方将１４７团场列入侦查重点。
正当自治区警方对“7·5案件”、“8·8案件”展开更严密的调查之时，白宝山、吴子明已于8月14日乘长途车来到乌鲁木齐。按惯例白宝山预先在与边疆宾馆相邻的新疆大学校园内选好一处秘密地点，并于当天挖好埋枪埋钱的土坑。挖坑的地方距边疆宾馆后围墙约７００米，少有人迹。白宝山把地点选在树林内，挖好后，白宝山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个布条做记号。当晚，两人返回石河子１４７团场。
８月１８日，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81-1式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再次来到边疆宾馆。此时因已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的日期，边疆宾馆显得格外热闹。当天因为白宝山和吴子明到达的时间太晚，边疆宾馆快要打烊了，所以他们没有遇到“大鱼”。藏好枪支之后，两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住进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
8月19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和吴子明就来到这里。他们先挖出枪，压满子弹。然后白宝山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手枪揣进衣兜里。两人退到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机会。大约过了20分钟，一老一少两个人提着包，走到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他们放下提包，旁若无人地数钱。年长些的带一个红色背包，里边装着约50万元现金；年轻人提着蓝包，比红包略大，看样子里边有70～80万元现金。
白宝山把枪提在手里走过去，在距年长者仅一米远的地方，对准他的后背开了第一枪。老人当场便被打死了。吴子明跟着也开了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没打响。年轻人立刻提起蓝包，朝边疆宾馆里边跑去。白宝山边追，边连放两枪打倒了宾馆保安小丁。吴子明则把老者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
最终白宝山把背蓝包的青年打死在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并把那个装有80万元人民币的蓝格包背在肩上，右手持枪，转身朝回走，从早已看好的一个墙豁口逃入新疆大学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把两个装钱的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带着枪离开树林，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来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
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止，一共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先后共开了14枪，打死7人，打伤5人，抢劫人民币约130万元。
边疆宾馆抢劫得手后，白宝山、吴子明迅速返回１４７团场。按照白宝山的计划，这笔钱目前不能动，至少要放到一个月后再去拿，否则，他们将很危险，但吴子明不这样想。从８月１９日回到石河子，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取款？这让白宝山觉得吴子明的贪财和短视，萌生了除掉吴子明的想法。
于是白宝山不动声色地对吴子明说：“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不过，咱们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咱们分开了，谁也做不成事情。”吴子明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８月２２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跑了趟乌鲁木齐。路上他们看到了，过呼图壁，过昌吉市，进乌鲁木齐，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盘查得很严，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么多的钱带回石河子。两人找到埋枪的地方，白宝山把手枪挖出来，别在身上。长枪没动，长枪同样无法携带，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１４７团场。这次出门，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们去北京，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乌市。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白宝山提出：“走前，想到天池玩两天。”这时吴子明对白宝山有了警觉，他向弟弟表示：他要是一个月不回来，可能就不在人世了。并留了后手——把白宝山、谢宗芬的家庭地址写下来，交给他父亲。
８月２５日，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早上６点悄悄起身上路。事先，白宝山带好一把锤子，买了一小瓶二锅头，把酒倒掉，装上汽油。第二天三人来到天池风景区。
三人在湖边转了一会儿，没有坐游船，谢宗芬就闹着要看雪山。吴子明兴致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谢宗芬提出来的，他首先表示赞同。白宝山却不动声色，阴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向上爬了近两个小时，三人经过大锅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白宝山说：“太累了，大伙歇一会吧。”说着他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吴子明也坐下，喝了点水，观赏着周围的风景。
这时白宝山突然站起来，悄悄拿出一把铁锤子，趁吴子明不备，照着吴子明的后脑恶狠狠地砸了下去。吴子明吓坏了，他惊叫着连滚带爬朝山下奔去。白宝山在身后紧追。无奈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宝山不得已掏出枪来，边追边开枪射击。吴子明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锅底坑山洼处的草丛里。那地方在谢宗芬待的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了。白宝山仍怕吴子明不死，又用铁锤朝吴子明的头部猛砸一阵，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下去才停手。
大约四到五分钟，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到山上拿出了装汽油的小酒瓶。随后白宝山返回到吴子明尸体旁，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把手表撸下来，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白宝山直到看着吴子明的脸碳化了，牙齿露出，这才离开。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
一切都处理完后，白宝山挟着吓瘫了的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
回到乌鲁木齐，他们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了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
第二天早晨，两人先去新疆大学挖出埋在那里的１3０万元钱，随后又到埋枪的地方，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
上午11点左右，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携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因为前一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
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
8月31日，白宝山、谢宗芬回到北京模式口的母亲家。白宝山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8%（１１万）交给谢宗芬，并让谢宗芬回四川老家避风。
谢宗芬走后，白宝山立即后悔了。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决定，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
9月2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白宝山悄悄塞给母亲一万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
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消息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警方迅速赶赴现场。
中午2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认为“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两案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两案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支枪都出现了。同时对现场弹壳的技术鉴定结果表明与石河子案发现场的弹壳的所有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侦查的决定。
8月２１日上午案情有了进展。石河子警方在对“8·19案”发现场所提取的包枪袋的调查中发现重要线索。据147团场的鞋匠刘兵介绍，大约在5～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有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此二人的情况与警方所掌握的案犯材料极其吻合，但也有两点缺憾：第一、刘兵原是147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第二、刘兵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警方掌握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警方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场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市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新疆案件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但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在给公安部的电报中认定是五六式自动步枪。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两地案件串并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经过技术部门详细的比对和枪弹专家准确的鉴定，得出结论，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是81－1式自动步枪。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将发生在新疆、北京和河北徐水三地的案件串联起来。
不久，一条重要线索进入了警方视线。
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了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７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战士没给他。
办案人员立刻感到，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要子弹打野猪？北京哪儿来的野猪？办案人员马上派人对此事进行了核查。９月４日，侦查员找到反映情况的退役武警刘保富。
刘保富回忆说：“今年７月有两个我看押过的犯人来找过我。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的。白宝山找我要子弹，说是要回去打野猪。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侦查员很快找到了刘保富提到的那个朋友，那人反映：“今年７月，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１４７团场的人。”
侦查员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１.８０米，北京石景山人。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系起来了。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侦查员当天下午就来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
魏江年了解到吴子明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
９月３日上午，魏江年决定带上8月31日下午在天池附近发现的尸体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辨认一下。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上午，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魏江年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魏江年说：“我哥（吴子明）走了，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魏江年看条件成熟了，把天池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吴子兵默默地看了一阵，渐渐地，眼泪流了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吴子兵抬头看看魏江年，说：“这个人就是吴子明。”接着吴子兵说：“他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那里边有他们的地址……”
魏江年等人立刻来到吴子明家。魏江年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魏江年。魏江年翻到中间一页——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随后他们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魏江年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２０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这时，他们才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
案犯已经基本确定了。
警方宣布：白宝山、吴子明上升为“９７系列枪案”的１号线索，称为“９·５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９·５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电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根据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
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北京方面的侦查员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把他带到派出所，再适时予以逮捕。
晚上7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来到北辛安白宝山的住所。白宝山不在，他们又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片警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8月25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白宝山是个聪明人，一看来了四位警察，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白宝山说：“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枪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白宝山迅速放弃了反抗的念头。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
在当晚的问讯中，白宝山态度十分顽固。
9月6日北京警方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五四式手枪1支，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抢劫的枪支，搜出现金人民币113万元。
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毫无意义了。
9月6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五起，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9月2日下午2点50分，谢宗芬上了飞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当天晚上，她已经乘坐汽车回到自己家里。她发了财——这次回来，衣服讲究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给丈夫、女儿、父母都买了礼物，一家人见面都喜气洋洋的。
9月3日，谢宗芬就开始还账。第二天，她带着家人出去购物，大包小包提回来一大堆。她回家仅两天，手里的钱就花出去3万多，还剩下77000元。
９月６日下午，谢宗芬在家里吃饭，门外来了几名筠连县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人问：“你是谢宗芬吗？”谢宗芬说：“是我啊。”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铐已经铐在她的手上了。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三天，就进了牢房。谢宗芬被抓起来，这个蠢女人仍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其实她真应该感谢公安局，她被抓获，结束了她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却保住了她行将消失的生命。对她来说，坐几年牢房总比长眠于山间树阴下的土坑里好，这是她天大的幸事。
在审讯中，谢宗芬承认她认识白宝山，承认她和白宝山的关系，也承认她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但她隐瞒了白宝山的所有罪行。她说，她和白宝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开始时住在147团场吴子明家，后来她租了刘秀芬的房子。生意没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于她闹着要走，他们就回来了。先到北京，她又单身回到四川。公安人员问她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她说白宝山在新疆和吴子明来往频繁，两人买了摩托车，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整夜不回来，他们干什么自己不知道。公安人员问，你没问过他们吗？谢宗芬说：“我问过白宝山，白宝山打了我一巴掌，说不该我问的就不要问。”筠连县公安局从谢宗芬家搜出７７０００元赃款，谢宗芬说，这是她从北京回来时白宝山留给她做生意的钱。谢宗芬避重就轻，１１万元也被说成了８万元，她谎称自己只花了２０００块钱。
９月７日，北京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抵四川，当天在筠连县看守所提审了谢宗芬。这一次，谢宗芬才明白白宝山已经在北京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她在精神上解除了白宝山的压力），她交代了全部事实，包括徐水取枪，包括德胜门取钱，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以及自乌鲁木齐携枪携钱返回北京的详细经过。白宝山给她的１１万元赃款也未再隐瞒了。
９月９日，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
至此，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震动了北京、河北、新疆的“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要案犯已全部落网。
审判
自１９９６年３月起的两年时间内，白宝山袭警抢枪、杀人抢钱，曾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作案多起，累计抢枪３支，先后打死无辜群众１５人，抢劫人民币１４０多万元。这起案件被列为１９９７年中国刑侦一号案，曾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１９９７年世界第三要案。
１９９８年３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作出宣判：以故意杀人罪，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劫罪，盗窃枪支弹药罪依法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谢宗芬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１９９８年４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对白宝山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附一 对话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此处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去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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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我劝过吴，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谈到自己的落网时刻，他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来到家里带白走的4名警察），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
附二
不敢面对新疆
在白宝山手中的15条人命中，就有12条是新疆的，他欠乌鲁木齐这个城市太多。在侦破案件过程中，新疆警方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经有关上级决定，白宝山要到新疆来接受审判。
现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大队队长张征是奉命赴京将白宝山押解回乌鲁木齐的新疆刑警之一。
张征回忆：“白宝山让我们费尽了心血，虽然他和我们周旋了许久，虽然是我们从他的蛛丝马迹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但在此之前，除了他的案卷和照片，我们都没有见到过他本人。
1997年12月初，在北京某看守所里，我们和北京方面的主审警官一起提审了他。我第一次见到了带着手铐脚镣的白宝山。黑、瘦、高、油腔滑调，这是白宝山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审问中他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当主审官告诉他将被押解到新疆的时候，他怔了一下，犹豫了片刻说：‘何必呢，在这里了结就得了呗。’
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愿意到新疆受审，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欠新疆人的债太多，他无法面对新疆人。”
“空运”途中白宝山惊魂
张征说：“审问后，我们直接将他带往北京机场，十几辆警车开道。因为白宝山带着手铐脚镣，我们还给他戴了面罩，所以，上车下车走路都得由我们搀扶着。
到了机场，我们从特别通道直接走近飞机。在上飞机舷梯的时候，白宝山突然狂燥不安起来，他挣扎着大喊：‘我憋闷死了，你们要干什么？’他的力量蛮大的，挣扎中把面罩撕扯了下来。
强烈的光让他半天没有睁开眼睛。等缓过来睁开眼睛后，他紧张地看着四周，当他认定这是飞机场的时候，明显地看到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看到他这副表情，我心里猜测着，他刚才那么紧张，是不是以为他在赴刑场，将对他执行枪决。
在飞机上，我们押着白宝山坐在后舱，在中舱还有同事押解着他的情人谢宗芬和他的哥哥。
为了不引起其他旅客的注意，我们用毯子盖住了他的手铐。其实为了安全地完成押解任务，公安部和民航总局都经过周密的部署，确保万无一失。
在途中我们没有说很多，我问过他坐过飞机吗？他说没有。”
白宝山最后“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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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时候，就听北京同行说白宝山极其爱面子，抓他的时候因为没有穿上衣，铐得也比较紧。起初审问他的时候，他态度很强硬。后来，同行给他穿上了一件衬衣，并两次给他松了松手铐。再审问，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同行们发现了这一点，对他的关心多了，对他的审问也比较顺利了。为此，白宝山还得寸进尺地要求吃干部灶。
到了乌鲁木齐后已是黑天了，我们直接将他押到看守所，办完交接手续后，就将他交给了看守所的同志。第二天我们去提审他，他的态度很不好，一点都不愿意配合。细问才知，因为忘记给他安排被褥，他一夜是扛过来的，加上号子里的人又不知道他是谁，压根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完全没有了北京号子里的那种优越感。他继而又提出了要吃干部灶的要求。
审讯后期，他的情绪也有所波动，口供曾有过反复，比如他突然又交待在那次惊动巡警向沙漠逃窜的过程中，曾遇到一个人，就开枪将此人打死并挖坑将其掩埋。
我们立即派人到他所说的地方进行查找，但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回来问他，他说：‘你们给我买双棉鞋，我带你们去。’后来我们商量，不排除他想逃跑的可能，就没有带他去。”
扭曲的心灵报复社会
在法庭上白宝山对他的第一次服刑有这么一段自述：“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我没有能力杀成年人，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辞：“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了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戒，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附三 谢宗芬
谢宗芬哭诉无奈
作为白宝山的情人，谢宗芬在白宝山案中有无法推卸的罪责。是她的一句话触动了白宝山犯罪的神经，是她亲手为白宝山缝制了装枪的布袋，她亲眼看到白宝山杀死了他的同伙吴子民……当然，她也受到白宝山的威胁恐吓，在那片小树林里，她在黑暗中见过白宝山眼神里掠过的凶狠目光……她是在拿到白宝山分给她的11万元，“衣锦还乡”回到四川老家后，被抓捕的。
刑侦支队二大队女刑警刘彬回忆：“我和张大队一行赶往北京，之所以我能接到去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正是因为有谢宗芬。”
第一眼见到谢宗芬，并不出人预料，四川女人普遍的那种美，不算惊艳摄魂，但也白净顺眼，小巧玲珑的，骨子里还是透露着那么一股子乡土气息。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要小得多，顶多30出头的样子。
在四小时的旅途中，她向我叙述了她的一生。
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受宠，长大后，父母只要她顺从一件事，那就是嫁给他的丈夫。她顺从了父母，但却憋屈了自己。即便是和这个窝囊木讷的男人生育了两个孩子，他们夫妻的感情也依然很淡。
不愿安于现状的谢宗芬，来到北京图谋改变生活，在北京摆起了布摊。其间，认识了白宝山的母亲，并成了熟人，经常去白家串门。
白宝山出狱后，在家认识了谢宗芬。他们彼此感觉不错，互相的关心温暖着孤寂的白宝山和无助的谢宗芬。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白母要白宝山送谢宗芬回她租住的房子。在这个夜晚，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情人。
被“绑票”的情人
实际上，谢宗芬逐渐地观察和感受到了白宝山的凶狠和冷酷。她曾有过离开白宝山的想法，但被白宝山看破了，威胁她说：“你要是敢离开我，敢透露风声，不但你要死，就连你的爹娘也要跟着你死。”
想到疼爱自己一辈子的父母会遭株连，谢宗芬不得不放弃离开白宝山的想法。
到新疆后，她曾听旁人闲聊，说乌鲁木齐的边疆宾馆做生意的人很多，那里的人都很有钱。她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白宝山，她原本只是想提醒白宝山到那看看有没有可做的生意，但一直在寻找目标的白宝山却为这个信息暗自兴奋。
实施抢劫前，在新疆大学附近的小树林里，她正憧憬着未来的时候，却猛然看到身后的白宝山凶残的目光和手伸在后面欲拿什么东西的动作。“你不会要杀我吧？”她这么问白宝山。“我杀谁也不会杀你的。”白宝山回答得有些不自然。
在后来白宝山的供述中，确实在那个小树林里对谢宗芬动过杀念，连埋她的坑都事先挖好了。原因是她知道的太多，是累赘。
2005年谢宗芬被减刑释放
被捕后多疑的白宝山认为是谢宗芬把他供出来的。
2005年4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12年的谢宗芬因3次获减刑而提前获释。在临走那一天，《新生报》记者杨月梅探访了她。
“那天开完减刑大会，谢宗芬被宣布当天释放。谢宗芬对此感到意外。巧的是，那天正是她48岁生日。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忙着收拾行李，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比往常多了许多话。
我问她，出去后打算到哪去。她表示不愿回到家乡。
她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是她四川老家丈夫和两个女儿的合影，还有一张是白宝山临刑前与她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白宝山表情木然，但谢宗芬却在流泪。
我问她，当时为什么哭。她说，是因为对白宝山爱恨交加，恨他为什么不听她的话，要不的话，就不会去犯下这滔天罪行，就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我们女人图什么？就图一个安稳的生活啊。
我一直把她送到监狱大门口。正巧遇到她以前狱友来接另外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她们三个亲热地拥抱在一起。那女的对谢宗芬说，你既然不回家，那就和我们去石河子吧。谢宗芬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看着她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路的尽头。”
白宝山
谢宗芬（谢玉敏）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