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论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包含身体健康和心灵宁静，审慎的生活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受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天下一家的世界观、民胞物与的生命观影响，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

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对此，儒家道家文献都多有论述，比如《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

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精准地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锻造成民族复兴的支点，并逐渐赋予了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体现了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

（摘编自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