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三二模四区（静安、杨浦、宝山、青浦）联考作文
材料：
野地里的树，生机勃勃，但是由它自由生长，最后可能成为一堆劈柴。公园里的树几经修剪之后看上去赏心悦目，但是可能就缺少了个性和活力。
学生作文：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66）
有人认为，天性不可压抑，于是便有了野地的树，自由生长，最终却成为一堆劈柴；也有人认为，规则之下的整齐划一更重要，于是便有了公园里的树，几经修剪之后终于赏心悦目，却缺少了个性和活力。
难道无论何种选择生命都逃不脱可悲的结局？难道天性与规则注定处于对立面？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然而这样的境界果真如孔圣人的千古美名一般不可望其项背吗？
现代文明以秩序为依托，而秩序则建构于规则之上，无论是系统化的法律条文还是具有普世性的伦理道德准则，都闪耀着规则至高无上的光辉。规则规范了社会秩序，因此假若抹去规则的存在，人类社会的混乱不堪可想而知。在现代文明成果日益成熟和进步的当下，人类总也逃不脱、走不出这规则的统治和引领。
然而，生命自由的天性注定了人不甘愿长期被束缚。于是许多人公布天性，将规则世界的“黑暗”踩碎在脚底，如野地里的树一般承随心所欲地生长，不曾想到最后竟会沦为一堆“劈柴”。而另一些人在内心深处暗暗地嘲笑着那群逾越了规则世界的人，心甘情愿地做着公园里的“树”，不厌其烦地“修剪”自己，最终却失了个性与活力，沦为世界的奴隶。
其实，无论是“野地里的树”还是“公园里的树”，无论是“过犹不及”还是“未过之”，都是没有掌握好规则世界的“度”。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关键就在于把握“适度”。
苏轼可谓真得孔圣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真谛之人。他既未为名利而沉沦于宦海，也未选择如李白“且放白鹿青崖间”的不羁。被贬黄州其间，他时常与佛印和参廖两位好友交心，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生活片段。这位老顽童不仅上山采药，尝百草，与他人合著医书，还时常研究友人的私家园林，不厌其烦地提建议。然而，在这诗意的生活之下，苏轼并未选择遁世。他作为黄州太守，仍能心系百姓，治理有方，甚至时常与渔夫樵父打成一片，听取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苏轼能写下《前赤壁赋》的名篇，因其豁达的心境而为后人所称道，绝非毫无道理。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承担责任，驾驭规则。
天性与规则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在遵循规则的同时适当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便可轻松驾驭自我，架驭规则，成为一棵自由生长又拥有个性与活力的蓬勃之“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柴者，木者，材者 （63分）
野地中树，无以约束，自由生长，最后可能只成为人们手中的薪柴；公园中的树，经修剪后观之赏心悦目，却难免千篇一律，可能缺少了个性与活力。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实对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人如果不加以约束管教，任其自由发展，那么结果，恐怕只会沦为柴者。王介甫笔下的仲永，纵然天资聪颖，却只知挥霍才华。其父囿于见识放任其自由，不使之学。最终其数年来学识无寸进，直至泯然众人。一块璞玉最终沦为路边之石，一棵良栋最终沦为农人之薪，其结果不令人扼腕叹息？由此可见，纵为良材，其无后天的指引、教育，任其自由发展，最后也不过沦为柴者。
然则，如果人如公园中树一般，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毫无个性呢？《病梅馆记》中，人们斫梅、夭梅、缚梅，使之符合人们的审美规范，这样的梅看上去“赏心悦目”，但其本身已丧失了梅之天性和灵性。我认为，这样“几经管教”，毫无个性的人，虽好于柴者，但并无法称为“材”。暂且称他们为木者吧！
需知，卓然不群者谓之材，纵观古今之材，他们大多克终苦读，一生致学，然其每个人，也有自身强烈的性格色彩，李白之洒脱，杜甫之沉郁，庄子之逍遥，老子之淡然，刘文典、章太炎、黄侃之狂傲，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之谦冲......如此枚举，数不胜数。窃以为，野地之树和公园之树，实际为两个极端。引申在教育上，一个太过于强调先天个性却忽视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而另一个对于后天教育又太过极端，导致了先天个性也被抹煞了。需者，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大众心理研究》第三章中古斯塔夫、庞勒强调过人是非常容易走极端的，其实，先天之性的保存和后天教育的引导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育人，和育树，是相同的，每棵树生来不同，各自有着“先天之美”，其长出残肢分杈，我们斫之使其更美，而树本身之木纹，躯干、轮廓，作为育树之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改造的。
而反观当下的教育理念，我认为，虽然已不走极端，但可能还是更多地偏重后天的斧正，对于先天之性的保留可能重视的还不够。所谓宁为木者，不为柴者，木者，尚且中规中矩，可供人观赏，较之柴者，岂非更好？然则，我国近几年学生创新能力的屡破新低，教育同质化现象明显，中国社会再无大师等现象是否与之有关联呢？望育人者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
愿更多的柴者，木者，变为材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比育树更难。
约束的双重含义（68分）
野地里的树生机勃勃，若不加约束匡正也会荒废；公园里的树赏心悦目，然几经修剪亦会失其神韵。约束的道理不仅适用于植物界。回看人类思想发展的画卷，思想碰撞之强与弱、文化发展之兴与衰，亦蕴含着约束之理。
千金难买相如赋的西汉时代，铺排之气势、连句之华美让骈赋艺术登峰造极。然而，赏心悦目背后，实质是内容的空洞与思想的振兴乏力。字数与韵脚约束了骈赋的生长，当形式的过分约束取代了性灵的自在抒发，当繁华靡丽的词藻置换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呐喊，骈赋的衰败正是困顿于约束的密林、丧失灵性的结果。宫廷文学盛行的南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脂粉气压盖了匡世济民的忧思，精致的文藻终日只粉饰着太平。笙歌、风月构建起宫廷文学的宫殿，歌颂盛世的政治使命约束着宫廷文人，让他们忘记了更广大的叙事方式，忘记了心忧苍生、体察黎民的为文使命。
这样的约束，无论是形式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均压抑了思想的碰撞，禁锢了文化的发展，让思想界看似皆大欢喜、热闹非凡，赏心悦目背后是集体的噤言与失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百家争鸣的学术交流黄金时代，是那些勇于突破约束却又未放纵思想的先知。社会大变革时期，孔孟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宏??他们突破了政治与形式的约束，竞相争鸣。争鸣背后不是思想的肆意勃发，诸子百家的内心均受着匡世济民理念的约束，思想自由背后是共同的道义约束与使命引导。再看徐渭，表面上，他放纵不羁，其诗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如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才情的勃发背后，亦不是无所约束的。他始终秉持着铁肩担道义的使命，对封建礼教的突破、对自由人性的解放?这些呼唤人性觉醒的文化诉求正是无形的约束，让他终其一生焚膏继晷、虽九死其犹不悔。
这样的约束，是道义层面的自省，是责任层面的自承苦难于肩。它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约束，指引着仁人志士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漫漫求索。
所谓的约束，其实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实体。正如公园里的树，过分修剪对它而言是消极的约束。又如野地里的树，适当匡正对它而言是积极的约束。约束的双重性适用于自然界，适用于思想界，当然也适用于教育界、学术界??希望每一个个体都能铭记约束的双重含义：不让外在的约束束缚自己的思考与发展，让内在的约束指引自己坚韧前行，真正去为天地立心，去为生民立命！
回归生命本真（65）
你愿作野地里自由生长、生机勃勃的大树，还是公园中人为修剪、了无生机的“树”？我的选择是回归生命本真的单纯做一个荷尔德林笔下“诗意地栖居”的人。
公园中的“树”，经修剪后看似赏心悦目，是因为修剪它的人将自己对美的定义附着于树。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那把剪刀是否符合树的天性，那样修饰的美是否具备本真的美感？
现实是那样的工具那样的标准往往将事物推向劫难。《病梅馆记》中的梅花被鬻梅者培育出整齐划一的或欹或曲或疏，伤害了梅的本性，更使“夭梅病梅”成为风气，戕害无数生命。《套中人》不止主人公，每个人都被套上虚假道德的帽子，不得呼吸，难以生存。这大套子最终将人活活勒死。
然而人们仍惯性似地拿起剪刀，将自己或他人修剪成自以为“美”或“幸福”的样子。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剪刀？我们到底需要剪刀吗？
树木因修剪丧失了个性和活力，而这个性和活力原是树木的天性。生命的本真状态应是“自然人”而非“社会人”，但往往人们盲目地修剪自己的灵魂，套上漂亮的包装——名利、美貌、而使自己丧失了个性与人性。
个性与活力，灵魂与精神，这本是组成生命的内核啊！但当人过于依赖外物的修饰，精神生存的空间将日益干枯萎缩，人将变成不自知的精神贫民。作为人的最终觉悟应是：透过社会堆积物去发现自然的生命状态，又通过肉体生命去发现人的灵魂——周国平说，生命的品质正体现在自然品质和灵魂品质。这么看来，回归生命本真是多么急迫！
有人反驳说：“自由生长最终会变成一堆劈柴。”我想说，神的本质便是绝对的自由。劈柴又何妨？只要它保持了生命的本真状态，它就是值得尊敬的有尊严的生命。外部的机械力量可能伤害你的形体，但绝无可能撕下哪怕一小片灵魂；病菌可能损伤侵蚀你的器官，但绝没有任何途径咬破你的心灵。从这种角度上，上帝是公平的，他给每个人一个完整而高贵的灵魂，不管外形是劈柴还是参天大树。
斯多葛派的芝诺曾说找到自我是最重要的。只有勇于回归生命本真，找回生命的本然状态，才能维护灵魂的完整和纯净，使它在时间静静的洗涤中走向永恒。不然，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今天，丧失本真、主动拿起剪刀自我阉割的人只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无法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已没有能力去想象更好的生活了，因为失去本真的人终将成为社会的附庸。
生命本自由（64）
公园里几经修剪的树，总是拥有特定的形状而得以交相辉映，美感倍增，然而此等“赏心悦目”却是一个多么悲哀的号角！我们何时已习惯于欣赏这等缺少个性与活力的美？我们何时已不再怀疑这等的束缚竟然可以称之为美？我们又是于何时厚颜无耻地以美为所有的摧残作出天衣无缝的掩饰与辩护？
我不知。
现已不是大清，但生命依然是龚自珍笔下的病梅，我们依然是那些拥有孤癖之隐的文人画士，一切为我们自己制定的一套审美标准所束缚、既而扭屈，最终沦入万劫不复。
工业化增强了我们掌控自然的能力，但也被用于打造更为坚固的牢笼，再加上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术，无数人心甘情愿成为异化的格列高尔，即便死亡也不能助他摆脱对于生命的束缚！
然而生命本是自由的，就像野地里的树一般自由生长、生机勃勃，那是生命对于其本真的美不妥协的追求，怎么会是成为劈柴的后果所能否定的呢？
当李白由碎叶入蜀、入荆、入楚，便是他以漂泊情怀追寻生命之自由的开端。携着他西域特有的纯粹与剽悍，总是行在路上，唱他的歌、饮他的酒。从来不曾有家乡之念，或许每一处也正是他的故乡。彻底的漂泊使生命无所羁绊，而创作的自由也使他无视中原的空灵温婉而大笔横扫，狂飙突进，笔下的洞庭烟波、蜀道猿啼均被赋予自由生命的伟力。纵然他的自由令他成为朝廷官场的弃卒，可又有什么关系，醉酒抱月才是这一生自由最完美的概括！
而当已是重病的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摆脱贵族、财产、老爷这一系列对他生命的束缚而去，追求自由，生命的意义于最后的时光里得到了升华。在茨威格笔下，他是那么安宁愉悦地拥抱这来之不易的自由而最后得以安睡于那永远守护这自由的世间最美的坟墓中，有人以为这临终前的行动拉近了他与死亡的距离，加快了死神的步伐，但这生命的代价难道竟不值得么？我想不！
生命对于自由追求本就不惜代价，或许在追求之时，代价根本无力进入思考范围。因为生命直正的美必须由追求来实现，生命的尊严必须以自由来支撑，没有什么比这一种追求自由的不屈与勇敢更能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公园里几经修剪的树的确令人赏心悦目，因为他们仍在不挠地生长出枝叶以挣脱外在的束缚与压制，而我们呢？何时冲出内心扭屈的茧，完成一场对自由生命的礼赞与蜕变?
三种人（63）
对树而言，人分三种：自然主义者、园艺师和伐木人。
惠子问庄子，有棵大树，躯干曲折长满木瘤，什么用都没有，你拿它如何？庄子说，我把它栽到“无何有之乡”，在树下承受意偃卧啸傲，不亦快哉！可见庄子是位自然主义者，而惠子是位园艺师。
自然主义者喜欢野地里自由生长的生机勃勃的树，他们不想做任何改变，因为自然是最好的。园艺师则喜欢把树木修剪了放在公园里娱人视听，更何况自然主义者的树是危险的，因为有伐木人！伐木人砍树，由于公园里园艺师的树被精心保护、照料，所以只好让自然主义者的野树遭殃——它们可能会被砍成劈柴。
三种人有各自的苦恼：自然主义者的野树虽有生机，却被伐木人砍去太多；园艺师的树虽漂亮，却缺少野树的精气神；伐木人么，苦于野树太少。
对于世界而言，人亦有此三种，三种人亦有此困境。当道家的自然世界观遭遇现代社会，立即被无情抛弃——生存与发展是第一要义，而道路就是改造；当人类改造世界数百年（可能已几千年）后，世界却失去了几万年前“家”的感觉，那时人类尚且赤裸着身子；而在此过程中，破坏者一直未曾停止对世界的戕害，这让第一种人恐惧，让第二种人警惕而无奈。
于是园艺师试图借鉴自然主义者的思想，让树恢复自由活力。笑话！对树加以斧斤后还想同时保留自然天性，这种贪得无厌之举是对树的骨气的蔑视——树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外表与内质上都去迎合人类！园艺师对此深思，自己仿佛有破坏者的影子。树犹如此，况世界乎？
自然主义者也陷入冥思：自己的自然真的就是自然吗？在现代社会，不改变就意味着最大的改变。更何况，子非树，安知树之自然天性？世界之自然，又有谁可知？唯一确定的是，自然主义者的世界已遭到极大破坏。
唯有伐木人不思考。他无需思考。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矛盾，只不过人类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并分别给出了解决之道。可笑的是人类的狂妄，他们与他们的道仍陷在矛盾中。
对于几百亿光年外的观测者来说，太阳只是一个点，人类只有一种。三种人的本质对宇宙来说别无二致。实际上，人类与这个世界也是同质的，我与世界一体。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应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是这浩大的矛盾的组成部分。
三种人没必要分出短长，也分不出短长。我们只有勇敢地迈向这个矛盾，也就是拥抱自身，与世界共命运。至于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棵野树，一盆园艺还是一堆劈柴，这并不是我们目前能够思考的问题。
文质彬彬（60）
对于一棵树而言，如果由它自由生长，可能成为一堆劈柴，如果对它进行修剪，又可能使它缺乏个性与活力。
一棵没有修剪的树虽然保有了自然与天性，但却失去了美感。这样的树最终只能成为柴火。
人也是如此。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没有人的后天学习与雕琢，即使是一块美玉，也不能成大器。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虽然是神童，但缺少了后天学习，即使有指物成诗的天赋，也只能“泯然众人矣。”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荀子道：“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厉，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人就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修剪自己，使自己不断获得完善。通过学习，人应当把自己的不足之处加以修剪，那么就能达于“无过”了。
但经过太多的修剪，又会使树失去了他本来的个性与活力。这样的树只能成为人们的观赏物罢了。龚自珍对于天性的束缚大声疾呼，他言道：“江浙之梅皆病。”其实何止是树木梅花，人性亦是如此。在清朝的大兴文字狱之下，人性受到了极度的压抑。正如梅花，在修剪之后符合了文人画土孤僻之隐，人也使自己经过修剪，以应合大势。人的天性丧失，如病梅一样失去个性与活力。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沦为历史滚滚车轮之后被抛弃与埋没的尘土。
在程朱理学“灭人欲”的影响下，人性受到了极大的压抑。那些人们不得不遵从礼制，兢兢而如履薄冰。这样的生活失去了人性，也没有生机。
所以，我们必须在“自然”与“美感”之间为树木找到一个平衡点。对树木的修剪也应当适度，所谓“过犹不及”，修剪太过则失去个性，不及则显得粗野。
对于我们自身而言，也需要在“文”与“质”之间找到平衡，“文”就是文饰，既是礼仪制度，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质”就是天性，即是道家无为下的天地之大美。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只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我们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兼顾文与质的社会，既应有一定的法度，又要鼓励个性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人人自得其乐。
同样，我们也希望树木都能被修剪得文质彬彬，如谦谦君子一般，文雅又富有生机。子曰：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树木、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才是丰富多彩，文质彬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