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禹贡>成为伪史，我们该如何正确解读研究大禹与夏朝历史？》

材料一：

关于大禹，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大禹创立的夏王朝，可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大禹的记载是信史还是纯属杜撰，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过去对传说时代的看法，是传说归传说，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归历史，考古归考古，研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那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大禹以及夏王朝的研究，我有个新的看法，那就是，必须把以下三个系统结合起来：第一个，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第二个，考古学兴起以后，从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系统；第三个系统，从摩尔根《古代社会》阐明的从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也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系统。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恳切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先秦古籍，对大禹都有一些记载，彼此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其中《五帝本纪》后第二篇就是《夏本纪》，在《夏本纪》当中，司马迁根据他看到的文献记载，结合他听到的传说，完成了《夏本纪》。我认为，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到《五帝本纪》之后的《夏本纪》，究竟可靠不可靠，需要通过与考古学发现、研究成果互相比对、校正，还要参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作出判定。

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还见于青铜器。有名的有宋代出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铭文中就说到“处禹之都”。另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讲到禹的时候它提到“鼎宅禹迹”，“鼎”就是一个鼎上面盖了一个丝织品，“宅”就是居住，“禹迹”是大禹走的那些地方。可见在古代青铜器当中，对夏代的历史也有所记述。

对大禹及夏王朝的研究，应该把文献史学、考古学发现和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三个系统结合起来。从文献来看，大禹的主要事迹可以概括为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定都阳城划分九州、禹征三苗五件大事。这五件事均能在近年考古发现中找到证据。其中，治水的事迹与近来环境地理学关于公元前2000前黄河流域大洪水的发现相吻合，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可以验证涂山大会的史料记载，河南省王城岗遗址中属于龙山文化考古分期三期的大城与禹定都阳城的年代和地理特征相符，文献记载的九州和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也能对应，湖北地区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也能说明禹征三苗确有其事，综合文献、考古发现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夏代是存在的。

（摘选自李伯谦《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光明日报》）

材料二：

在夏文化研究中，《禹贡》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大禹与夏朝历史存在的重要证明。但历史研究证明，《禹贡》只是我国战国时期魏国人的一篇假托大禹的全国规划蓝图，以此来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成为大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禹贡》的影响力也深远影响后世对夏朝历史的研究。

《禹贡》的记载被否定，那么大禹与夏朝是否也被完全否定了呢？当然不是。正是因为大禹与夏朝的真实存在，《禹贡》才被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之名，以求实现全国治理的宏伟蓝图，实现全国一统的天下大治。

《禹贡》的现实性被否定，对大禹与夏朝的历史研究，必须重新评估与认识。一切与《禹贡》和战国时期魏国地理范围为依据的夏文化研究成果，必须彻底地抛弃，才能促进夏文化的深入研究，使得夏文化研究走入正轨。

多年来的考古事实证明，在以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对夏文化的研究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并且已经产生了否定大禹、否定夏朝、否定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思潮。在此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认真对待。

种种迹象表明，夏朝是一个从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并在高度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华夏文化。成为影响周边氏族部落的标杆，成为夏朝形成的向心力。尧舜禹建立的文明社会形态，被四方各氏族部落接受、认同，而形成的以夏朝为标志的大的集团式国家形态。

这种国家形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华夏文化是有别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成果。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华夏文化重要特征，也是华夏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在农耕文明建立形成的夏朝，建立的夏朝国都，是不会轻易改变迁移，其根本区别于由游牧部落商部落建立起来的商朝。那种认为夏朝国都也如商朝国都经常迁移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使得夏朝研究成为虚无论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破解夏朝历史，破解华夏历史，必须抛弃《禹贡》的影响，抛弃游牧氏族生活范围的黄河中上游地区，代之以淮河流域，才能根本解决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进程。

（摘选自赵辉《当<禹贡>成为伪史，我们该如何正确解读研究大禹与夏朝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