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有幸埋忠骨” 志愿军遗骸安置秘闻（上）

作者：谢君祯 

曾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史研究室参赞等职。

音频

正文

1954年4月，外交部再次派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到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墓地注册委员会工作。

1954年10月，朝中方面的墓地注册委员会在板门店会议厅前合影。

1953年9月，我曾和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英文系的20多位年轻同学被外交部派往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任英文翻译。此次我是二次入朝。

按照朝鲜停战协定的规定，各方应自己派人到对方的占领区去“掘出并运走”各自的阵亡军事人员尸体。

当时考虑到我方人员进入南韩安全没有保障，另外若让美方人员到北方来挖掘尸体，他们会找借口到处乱窜，不好控制。我方建议改为由尸体所在一方根据对方提供的死亡人员名单和埋葬地点资料，负责进行挖掘，并将这些尸体运到非军事区内指定地点进行交接。

开始美方不同意，经过多次谈判，更由于美国内一些阵亡军事人员的家属急于要求运回他们亲属的遗体，甚至组织游行向美政府当局施加压力，在各种因素促使下，美方终于同意我方建议，双方在1954年7月中旬达成协议，并确定当年9月1日开始在非军事区进行双方阵亡军事人员尸体的交接工作。

此时，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机构已精简，为准备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李克农（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队长）和乔冠华（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指导员）两位领导已回国，只留下丁国钰和柴成文两位领导主持工作。为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再次从志愿军和北京调派人员。

受命这项“搬尸任务”的是38军副军长李际泰同志，他曾在“志愿军解释代表团”任副团长。

李际泰赴开城到任后立即组织班子，开展工作。由于“搬尸委员会”这个名称不好听，才正式定名为“墓地注册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参谋组、移交组、接收组和法医组，并组建了三个负责挖掘和搬运尸体的“搬尸队”。

我们到达开城后向李副军长报到，李际泰即指示参谋组分配我们工作。我被派到搬尸三队工作，同行的同志其中两个被派到朝鲜人民军协助工作，另一人派往搬尸1队。

搬尸三队队长由志愿军一位刘团长担任，还有一名团政委，队员30多名，都是从各军抽调的副班长以上人员，由班长当战士，排长当班长，还有两名卫生员。同时，每个队还配备了多辆军用卡车改装成的密封运尸车和必要的挖掘、运载工具，装尸体胶布袋与消毒器材等。

当时队员们都想不通为什么让我们去挖美军和南韩军人的尸体。政委在全队会上进行动员，说明为了把在朝鲜南方几次战役中牺牲的我方烈士的遗体运回来，我们必须做这项工作。同时把对方军事人员的尸体运回去，也表明我军的人道主义。法医组的组长、南京大学医学院法医专家陈康颐教授和三名助手还向我们讲课，传授有关人体骨骼及有关卫生防疫知识。

在全队进行充分思想和物质准备后，我们乘卡车去咸兴市以北的黄草岭。每辆卡车都是满载，装有帐篷、食品、挖掘工具等等。我坐在堆满物资的卡车上，双手紧紧地抓住绑在车身上的绳索，以防摔下。

当车队沿山路吃力地爬行时，我看到沿公路两旁几百米的深壑，甚是惊险。一路上并不顺利，车队在中途被阻，因下大雨山体滑坡，有巨石挡道，幸亏我队带着炸药和雷管，两位工兵班长主动请命去炸石，只听几声爆炸声后，巨石炸碎，快速清道后，车队继续前进。

到达黄草岭，我们在半山腰架起帐篷，安营扎寨，我和两位卫生员住在一个帐篷里。1950年11月，在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曾肩并肩在这里打过十分激烈的阻击战，重创美军，解放了咸兴市。

次日早晨我们就上山，按美方提供的墓地示意图，把一片土地挖开，坑内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具美军尸体。看来当时美军仓卒撤出阵地，他们用电话线捆在尸体的手臂或腿上，连拉带拽，抛进一个大炸弹坑，迅速掩埋后仓皇撤退。

黄草岭战役

黄草岭地势高，常年是阴霾天气，大部分尸体尚未腐烂掉，气味难闻。我队战士穿着橡皮工作服，戴上橡皮手套和布口罩，下坑把尸体一具具拖上来，去掉手臂或腿上的电线，依次序排列在地上。由于臭味太大，天气又阴冷，干一会儿就喝点“二锅头”白酒，冲冲臭气，暖暖身子。

美军尸体上的名牌

我的工作就是寻找美军尸体上的名牌，也就是美军俗称的“狗牌”（DOG TAG）。每个美军官兵都在脖子上挂有一至两块不锈钢的牌子，大小有名片的一半，上面刻有姓名、军号、兵种和血型。有的美军除挂有“狗牌”外，在手腕上还带一条腕带，上面也刻有姓名。

我查到每个尸体的“狗牌”后，就把他们的姓名、军号和兵种记录在一张表格上，每个尸体一张表格。有的尸体找不到“狗牌”，就得翻寻腕带或口袋里的东西，尽可能找到尸体的姓名。在我登记完毕后，战士们把尸体装进胶布尸袋，编上号码，装车运走。

一天工作完毕，我们脱下工作服，在帐篷里过夜。住帐篷不舒服，中午太阳一晒很热，夜晚很冷。当地老百姓开始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后来知道我们是“搬尸队”，就远远躲着我们，不愿和我们接近，因为我们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当时我们的消毒条件较差，每次回来只用高锰酸钾水洗洗手和脸，就算消毒了。有一次卫生员小郝生病发烧，他让我给他打退烧针，我说我从未打过针，他坚持让我打针。我就小心翼翼地把针扎进他的屁股，慢慢注射药液。等打完针，小郝大声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连针都不会打，真笨！”我理解他的不高兴，因为我不会打针让他痛得够呛。

我们这样在野外工作将近个把月。

— END —

文字 |《外交官》  作者 | 谢君桢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Contributions Wanted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咨询电话：

13901290192

投稿邮箱：

[e-mail]

/ 推荐阅读 /

/ 关注我们 /

“走近外交”订阅号

带您揭开大国外交神秘面纱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服务号

扶贫济困 助学育人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