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给周总理做翻译

作者：施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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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公益基金会会长；外交部英文专家，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主要译作有《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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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业务上最高水平的标志是能给中央领导的重要外事活动做口译，能给重要外交文件的笔译定稿。

我在翻译室主要搞笔译，有时为来访的外国总统或总理代表团做生活翻译，主要任务是通知出发时间、传达外宾生活上的要求（如饮食上的特殊要求、洗衣等）、做参观访问的翻译等。重要的参观项目，如工厂、农村，是我们宣传的重点，还轮不到我们小翻译。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了一点经验后，就可以陪同夫人参观访问或购物。这些看似小事，学问却不少。生活翻译涉及的面很广。

有一次，一位非洲国家的外长要一种饮料，叫Seven Up。他把N和U连着发音，我听不懂。他看我一副窘相，知道我没听懂，就耐着性子，一个音一个音地发给我听，这次我听懂了，但不知所云。

这个“七上”是什么饮料？那时除了可口可乐外，别的外国饮料我都没听说过。我只好硬着头皮对钓鱼台宾馆的服务员说∶“客人要‘七上’。”中国那时很封闭，宾馆的饮料种类很少，没有什么“七上”八下的，客人也只好作罢。

1971年我到美国后，才知道“七上”是一种柠檬饮料，中文译为“七喜”。翻译的知识面真是太重要了。

通过工作，我认识到要逐步积累各种词汇。我注意到老同志总带一个小本，记下新词，有不懂的提法回来请教别人。我也跟着学，日积月累，“库存”颇丰。

外交翻译有一套特殊的词汇，外交政策的阐述也要求完整、严谨。翻译初稿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有些提法一再出现，多翻几次就熟了，甚至能背出来。上班的空闲时间或下班后，我都要重温已译过的文件，对自己没经手的文件更看得仔细，争取不断跟上新译法。

实际上，笔译和口译是互通的，扎实的笔译功底对做好口译很有帮助。

1980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右二为翻译施燕华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一般在没有急件的情况下，周末下班较早，不少人要接孩子，要做晚饭……我虽然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我和吴建民两人一日三餐都在外交部食堂吃。吃完饭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总理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主席、周总理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

周总理接见“红卫兵”

1967年正是“十年动乱”的高潮。白天，周总理要见好几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内容不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曾两次访华，见过毛主席、周总理。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1963年在加纳去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教育家。

威艾·伯·杜波伊斯及其所著《黑人的灵魂》

给总理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听说翻译室一位法文很好的翻译，由于过度紧张，一坐下来腿就哆嗦，被总理发现了，要他别紧张，可是没用。总理不得不说：“你这么紧张，弄得我也紧张了，换一个人吧。”

换上去的是一位在座的年轻翻译，外文水平远不如这位翻译，但心理素质较好，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种毫不留情的“换马”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

毛主席、周恩来御用翻译——唐闻生

紧张无补于事，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总理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如果被“赶下台”，也是命该如此。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材料看。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总理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对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新华社电讯（原延边日报）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上车去人民大会堂。我匆匆换上一件较新的短袖衬衫，一条毛涤长裤，光脚穿上凉鞋（那时没有透明的“玻璃丝袜”，只有从国外回来的人才有），不忘小心翼翼地在胸前别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在当时是“政治的必须”，也很“时尚”。

那时，全国都在批“封、资、修”，破“四旧”，谁穿的裤子紧身一点，走在街上，“红卫兵”看见了，会拿出剪刀咔嚓剪开裤管。外事活动的着装要求也全“破”掉了，正好我没什么高级衣服，穿这身装束也算合格了。

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服务员给每人端上一杯茶。在“文革”期间，人民大会堂的茶水是要交钱的，上好的龙井，一杯一角钱。

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总理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听说总理同“红卫兵小将”谈了很长时间，没顾得上吃晚饭，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还要刮胡子。总理的胡子很浓，接待外宾前，他很注意刮胡子，这是对客人的尊重。

写实油画——这幅画表现的是周总理在接见外宾前刮胡子时由于劳累睡着了，让人感动不已！

等待的时候最难熬，我坐在那里，心怦怦跳，脑子空的，思想无法集中。

总理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总理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有些人为了表“忠心”，在衣服上别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纪念章，既不严肃，也很俗气。周总理始终只别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既高雅又表明了他崇高的志向。

周总理一直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楚图南会长向总理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总理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总理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也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总理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总理接见外宾时参加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喧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

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就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翻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总理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听说总理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

总理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总理是否要纠正我，没有。总理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总理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总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在中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请示上，周恩来总理就翻译工作出的批示。

那时总理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领导派我给陈毅外长做翻译，他在招待会上的讲话，由我念英文稿。我事先认真准备，尤其是弄清意群的分割，以免念成破句。凭着我在中学、大学做学生干部时的锻炼，在大庭广众前讲话不发怵。

念完后，总理对坐在他后面的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周总理对年轻翻译的关心我一直铭记在心。

— END —

文字 |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施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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