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学博士到外交官

作者：唐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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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音频

正文

1985年9月，我与妻子黄湘开始在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此时，加拿大有来自中国的公派留学人员约2000人，分布在10个省的50多所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另外还有数百名自费留学生。

作者成为外交官（摄于1985年）

大使馆教育处主要管理公派的留学人员，包括公费的研究生与访问学者及所谓“自费公派”的人员（指获得加方资助，国内单位批准以“公派”身份出国学习的人）。

我们初到使馆工作时，国家教委给我们定的级别都是三等秘书。当时加拿大政府限制中国外交官人数，作为变通，我们以“中国教育交流协会驻加拿大联络官”的名义在教育处工作，使用绿色的中国公务护照。

教育处有官员五人，还有倪参赞夫妇和一位一等秘书。一开始的分工是我偏重于与加方的教育交流工作，黄湘参与内部与留学生的财务管理。

作者使用过的护照——中间的是中国外交护照，左右均为联合国通行证，右边红色的为高级官员使用，享有外交特权。

我们这个联络官的对外身份使用了一年多之后，加方解除了对中国外交官的人数限制。那时我已经升为二等秘书，我们的身份也就变成了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当时在编的外交官配偶对外都使用夫人的身份），换领了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

学者转做外交官也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尤其是要练就外交官的各项“基本功”，例如：熟悉国家的总体外交政策，以及对驻在国外交的各项方针、基本的外交礼仪和保密规定等。我对加拿大的教育和中国留学生的情况都不陌生，所以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生活。

当时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有外交官40多人，算上工勤人员和家属近90人，算是中等规模。加拿大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重要的西方国家之一，历届中国大使级别都很高，早期黄华、章文晋出使加拿大之前都是外交部副部长。我们到使馆时的大使是余湛，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那时的中国外交官不能带家属随任，也有夫妻双方都在大使馆工作的，但是不能带子女。我们在馆工作后政策已经有所变化，配偶可以作为编外人员随任，如不随任，也可以公费来探亲一次。后来国家的政策更宽了，子女可以来国外上学，连父母都可以来探亲了，不过我们没有赶上这个好时候。

作者与妻子黄湘在北京（摄于1979年）

以前我们的外交官是供给制，国外管吃管住，只发少量零用钱。我们到馆前已经改为薪金制。不过那时薪金标准不高，记得我做一等秘书时月薪不过200美金，与今天我们驻外的外交官的薪金标准差得实在太远了，吃饭仍然是食堂制，但要交伙食费。这里，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官的衣、食、住、行。

1

 衣

刚到大使馆，我就发现我们的外交官出去活动和在馆内接待来访者时都西装笔挺，不过面料和款式都相近，因为大都出自北京百货大楼的外交人员服务部或“红都”服装店。而只要是在馆内办公，大家则穿得越随便越舒服越好。

“红都”中山装

我们的办公室都不对外，会客有会客室。大门口的值班员通知谁有客人，此人就在办公室换上西装下去会客。办公室里没有人穿西装、打领带，都是便服加布鞋，还有穿拖鞋的，图个舒服。

我由于几年的留学生活，不太习惯这种洒脱的着装方式。我觉得在办公室穿着整齐，反映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与工作态度，而且是对同事们的尊重，所以我到馆工作后坚持每天上班都穿西装、打领带。

一开始，我打领带去食堂吃饭，其他处室的同事总问我是不是有外事活动，因为大家都是有外事活动才着正装的。教育参赞对此很赞同，后来先是教育处的其他同事开始上班穿西装、打领带，再以后，使馆大部分同事也都开始上班着正装，这也是我们逐渐开放的标志。

那时我们的薪水不高，不可能买名牌衣服。国内做的衣服又不大够水准，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服装就成了一大学问。

渥太华的大百货公司每年会有一两次大减价活动，服装集中在一个体育馆里减价出售，这是我们这些不富裕的中国外交官添置衣服的好机会。几次采购回来，外交官都穿上了外国生产的西服。虽然在对外活动时常会“撞衫”，但毕竟阵容明显改观了。后来外交官的收入逐渐提高了，衣服的质量与款式自然也就不大一样了。

与妻子黄湘在加拿大（摄于1983年）

使馆的女同志们早先是不化妆的，也不太注意着装搭配。黄湘从留学生中来，很注意仪容整齐，她和馆内几位年轻女同志每天化妆，换不同的衣服。其他女同志看了，也慢慢注意起衣着打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时只是需要有人带个头，当时的余湛大使和夫人左伊对她们此举也很支持。

2

 食

中国驻外的使馆从开始供给制就是吃食堂，我们在时仍如此。使馆那时共有四位厨师，都是南方来的，年轻且手艺好，使馆的宴请和招待会都是他们做。渥太华的外交使团都知道中国大使馆的饭最好吃，绝非外面中餐馆可比。

那时我们使馆的饭厅在地下室，各处室都有自己固定的餐桌，每个人有固定的座位。早饭通常是稀饭、咸菜、馒头、牛奶，一周一次豆浆、油条。我留学时就养成晚睡晚起的习惯，从不去吃早饭，唯有吃豆浆、油条那天才会例外。

中饭和晚饭都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随便吃，没有限制。大使夫妇单有一个小桌，但是饭菜与所有人都一样，无任何特殊。

使馆每个月要吃一顿饺子，每逢此时，所有女同志都去厨房包饺子。女同志在一起七嘴八舌，热闹非凡。秋天，总有当地华人送来一些大闸蟹，食堂会在周末摆出啤酒，让大家痛饮一番。

外交官常在外面吃饭应酬，我们请加方多是在当地的中餐馆，加方请客大都在高级的西餐馆或大酒店的餐厅。几年内，我们光顾过渥太华的许多餐馆，但是觉得吃得最舒服的还是在我们中国大使馆自己的饭厅。

3

 住

中国大使馆所在的建筑原来是一座修道院，使馆各单位除教育处外均在这里办公，宿舍也在这里。那时的条件不好，每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单间。后来国内几次派工程队来改造，有了带洗手间的宿舍。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我们教育处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使馆附近买了一栋三层小楼，除二楼作办公室和会客室外，还有三套单元房可供居住，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条件。

我们离开以后，使馆又曾几次改建，办公与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再以后，外交官就可以到外面去租房住了。那时我们使馆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后花园，有花有树有草坪，饭后大家都喜欢在那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多年后的2017年春，我去渥太华主持一个国际会议，应新任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和教育参赞杨新育之邀再访中国使馆，看到馆内的条件与30年前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4

行

在加拿大，汽车就像一个人的腿，没有车寸步难行。我们那时使馆的车辆是不缺的。大使的车是一辆凯迪拉克，很气派，也很舒适。我们的车都挂红色的外交牌照，警察对外交车很客气，即使违章，只要不太过分，一般也不找你的麻烦。

那时中国外交官自己开车的还不多，使馆有三名专职司机，主要负责给大使开车并开公务车，教育处官员则自己开车。我和黄湘在留学时就有驾照，在教育处各开一辆别克牌轿车。黄湘恐怕要算是中国驻外使馆领馆中最早开车的女同志，也给馆内其他女同志学开车带了个头。

为了丰富业余生活，使馆经常组织大家在周末去郊游野餐。此时，十几辆红牌外交车一起出动，排成长龙奔向风景点。食堂为大家准备丰盛的食物，有各种烧烤、主食和饮料。在绿色的田野上和清澈的河流旁，大使、参赞与工勤人员一起野餐。我们坐在草地上，伴着清清流水，仰望着蓝天白云，陶醉在大自然中。

每年春节，使馆会在除夕夜聚餐。饭后是联欢会，每个人都上场表演节目，大使夫妇亦不例外。在回荡着歌声与笑声的大厅里，我们忘却了身在异国他乡，只感到集体的温暖。这样充满同志之间真情的欢乐时刻实在令人难忘。

作者及夫人与余湛大使（右一）和大使夫人左伊（右三）在一起（摄于1986年）

我们初到使馆工作时的大使是余湛，他是一位老革命，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当过外交部主管东欧事务的副部长。我曾经亲眼见过他在使馆遇到突发事件时不慌不忙、沉着指挥的大将风度。他和夫人左伊都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在饭厅，我的位子就在大使夫妇就餐的小桌旁，我有时会端着饭碗向余大使请示事情，他毫不在意。

接任的大使是担任过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张文朴。说来我家和他家还是世交：我的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留美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就是张大使的父亲张奚若，两家都认识，私下里我还应该称他一声叔叔。

张大使业务能力极强，中英文俱佳，对部属要求严格，在他手下工作一点松懈不得，同时也能够学到许多东西。

余大使多年前就已经谢世，后来我们还去看望他的夫人左伊。2018年我退休后，与黄湘一起去看望了张文朴大使和夫人张沛，九旬高龄的张大使思路一如既往敏捷。

1989年国庆招待会上，作者与张文朴大使（左二）和大使夫人张沛（右二）合影。

说实话，30年前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工作时各方面条件都不算好，半供给制的集体生活有种种不便，但是同事之间与各单位之间非常团结。使馆在前后两任大使余湛和张文朴的领导下，充满了团结活泼的气氛，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神往。

— END —

选自 |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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