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组织与会员国打交道：儒雅与霸气（上）

作者：唐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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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本科，加拿大温莎大学硕士和博士；1985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1990年回国在教育部任处长，后调任陕西省科委副主任；1993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总部教育部门先后任处长、司长、行政办公厅主任；2010年至2018年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领导该组织在全球推动“全民教育”运动，并主导了国际社会制定“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4（教育）”的全球磋商，在此期间曾兼任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代局长和人事局代局长；2017年曾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任总干事。目前除担任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之外，还担任“一丹奖”顾问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教育30人论坛学术顾问等职；2020年10月出版回忆录《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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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0多个会员国，其中大部分国家在巴黎设有常驻代表团，有大使衔的常驻代表。我们平时与会员国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些大使和他们手下的外交官们。我的经验是对待会员国的代表们一定要以诚相待。每次的执行局会议和全体大会上，我作为教育助理总干事都要面对会员国代表介绍我们的提议，接受他们的质询。我的原则是有一说一，简明扼要。在回复他们的要求时，我一定是实事求是，能做到的说能做到，做不到的我也会讲明理由，说明不可能做到。好在执行局成员大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讲得有道理，自会有代表出来为我们说话。

2017年，我的助理与秘书团队。

不止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对我说过，教育部长难当。在各国议会里，总有议员认为自己懂教育，对教育部长指手画脚。在教科文组织中也是一样，每当执行局讨论教育议题时，几乎每位委员都会发言，表达他们的看法。在代表们发言后，我要做答辩说明。我在就各种意见作说明的时候通常会一一点到提出意见的国家，让他们感觉到我确实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表现出来对他的尊重。有时候执行局成员的问题会很尖锐，我也从来不会作出情绪化的回答，总是心平气和地作出解释。

萨尔瓦多的索尔德普是一位在巴黎任职多年的资深大使，她几次在执行局会议结束问我：“唐先生，你是如何做到永远保持风度，脸上总带着中国式的微笑的？”

英国大使苏德斯是一位极其敬业且语言犀利的代表，每次执行局会议上他对所有要讨论的文件都会事先研究透彻，所以只要他张口，就一定会问到点上，秘书处许多人都怕他提问。但是他曾经在2015年春季的执行局会议上主持联组会时公开说：“如果我们设立一个在执行局会上能够诚实、正确而又简洁地回答我们问题的奖项，那么这个奖非教育助理总干事唐先生莫属……”

2011年，我与美国大使科林恩在会上交谈。

个别时候，我们秘书处的同事在执行局会议上回答问题时会耍些小聪明，想“糊弄”过去，通常他们会被“捉住”，造成极大的被动。有过这样的情况之后，这些同事就失去了会员国的信任，以后他们再回答质询时就总会被刨根问底。我在我们的高管会上几次说，我们千万不可耍花招、以为别人都是傻子，那些大使都是精英，把他们当傻子的人才是傻子。

在我就任助理总干事之后不久，在执行局会议上有过一次面对所有国家代表的质询，让我至今印象颇深。当时教科文组织的外聘审计员对教育部门的基础教育司进行了一次审计，审计报告提交给了2012年5月的第186次执行局会议审议。报告提到了基础教育司的几个问题，其实大都是以前“改革”留下的后遗症，我们已经做了必要的改进。审计过程中我们就提出了意见，可惜没有被审计员采纳。这份报告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问题在教育部门一直存在。因为当时还有一些会员国代表对几年前教育部门的那次改革耿耿于怀，所以这份报告的审议吸引了众多会员国代表的目光。

那天，可以容纳400人的2号会议厅座无虚席，许多国家的大使都亲自到场，总部各部门的许多同事也来“观战”。执行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主席台上共同主持会议，我作为总干事的代表坐在他们旁边。我刚落座，法国驻教科文组织的女大使就走到我面前，后面跟着一位身材瘦高，满头白发，颇有风度的长者。大使笑着给我介绍说：“这是法国国家审计署的署长。”为教科文组织做外部审计的单位是法国国家审计署，署长大人亲自驾到来做审计报告！

署长用了20分钟介绍了审计报告的内容、结论和整改建议。随后，有20多个执行局委员发言，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表示关切。之后由我作解释性答辩。在会前我带领教育部门同事对这次答辩作了精心准备，因为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报告提出的那些问题基本已经得到解决，决不能给会员国留下错误印象。同时我把这次答辩看作是向执行局和所有会员国宣传我们为应对美国停止缴纳会费造成的财务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机会。

我首先感谢外部审计员的工作，随后我力陈在审计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开始整改工作，我一一列举了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改变。

我的发言举出事实，摆出道理，尽管我不认同审计结论，但是我充分肯定了审计员出于良好愿望的努力。在我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发言结束，坐在我旁边的法国政府审计长对我说：“非常好，非常有力！”接着丹麦、法国、德国、中国、美国等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发言，明确肯定教育部门所做的工作。丹麦代表说，助理总干事的发言非常有说服力。他还提出在决议中加上一句“注意到教育部门的努力”。决议最后获得通过，对我们基础教育司审计的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主席台上法国审计署的署长和两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来与我握手，都说：“你讲得真好。”

2017年，我和我的司长们。

离开会场的路上，我们总部内部审计办公室主任凑过来对我说：“你的回答一条一条的，讲得很清楚，有理也有力，我们的人都应该像你这样面对执行局。”第二天，副总干事见到我也说：“我从内部转播系统听了你的发言，非常有力，掌握的尺度也恰到好处，要是我们的高级官员都能这样做就好了。”后来一些国家的代表团的人告诉我，这场质询给很多代表团的大使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我的名声奠定了基础。

- 未完待续 -

出处 |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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