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慰冰因写匿名信辱骂叶群，于1966年4月28日关进北京市看守所，是文革期间所有女政治犯中第一个身陷囹圄的。林彪叶群不时查问审讯进展情况，林彪甚至在案组报送的材料上，批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既然受到如此“青睐”，专政部门当然要给她最高“礼遇”。看守所派了六个女警官、六个男警官监管严慰冰一人。
1967年2月11日清晨，严慰冰被押往秦城。
关于秦城监狱，严慰冰有这样的回忆：
“车进监狱，换穿黑色囚衣，原先旧时衣着丝毫不见面了。”
“住的是单身囚室。一进囚室，那巨大的铁栅栏自动锁上了。一个胖看守对我说：‘你这死囚!硬不低头伏罪。如今，先要把你的威风打掉!这叫先整态度。’他随即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一面唠叨着：‘这叫自动铐。老老实实沾光些，若是乱动、乱折腾，便越咬越紧。’又说：‘你不知道年月日吧?可以告诉你：今天是1967年2月11日。’还说：‘从今起没有你的姓和名，6707是你的姓名……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监狱领导下命令说：‘你!案情严重，态度恶劣!不配享受政治待遇!规定：(一)不准晒太阳；(二)不准洗澡；(三)不准阅读书报!……’”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我在99号，这是一个6平方米的斗室，水泥地潮湿冰凉，床离地只有七寸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得关节炎和风湿病。一个水泥的抽水马桶，水管的总开关在外面，如果看守人中认为有必要熏你一下的话，只悄悄地将总开关关上，里面就一滴水也没有。”
“动辄得咎。看守带着卫兵不论白天黑夜可以随便打开囚室门，用棍子猛打我；或者在三九寒天要我光着脚板在水泥地上罚站，一站就是一个上午，下肢抽筋、发麻……”
就在秦城监狱，严慰冰巧遇好友孙维世——可惜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著名的艺术家，她深知江青在上海的底细，延安时期孙维世与江青同台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才气过人的孙维世大压江青的风头。作家黑雁南在《十年动乱》一书中说，江青曾亲口讲过：“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的一个才子。”1968年3月1 日，孙维世被莫名送进了秦城监狱。
那是1968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歌唱者是谁呢?难道是外国人不成?严慰冰没听出个究竟。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唱起来。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帐，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
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 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囚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这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 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在严慰冰眼里，囚室如死地，审讯室就比死地更惨酷。据她回忆，审讯室完全是隔离的。不管里面怎样惨叫，外面是一点动静也听不到。审讯时，主审官先宣布三条纪律： 第一、必须正面回答问题。比如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必须回答是，不许说不是。
第二、不许不回答问题。就是不许拒绝回答审判官提出的问题。
第三、不许做小动作。即不许咳嗽、不许打喷嚏、不许搔痒、不许喝水……
在审讯时，犯人必须首先立正。这种立正的姿势很奇特，两腿不许并拢，要绷得直直的。两臂也要伸得直直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姿势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有时也可以坐一会儿，可是只要有一句话回答得不好，马上又要立正，或者就是拳打脚踢。严慰冰的几颗门牙就是被秦城监狱的打手们打掉的。
“也许是许久没有见阳光，也许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臭腌菜……营养太差的缘故，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被揪落下来，散落在我的面前。” “我挣扎着想把身边的头发拣在手里，伸开十个指头在地上抓。姓张的和那瘦子使劲踩我的手背，他们穿的是军皮鞋。不仅踩还使劲地搓揉。我六个手指的皮肉被搓烂了，鲜血淋淋……”拳打脚踢之后，犯人还不能躺下，否则就会说是装死，马上把犯人从地上拖起来往墙上撞，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那鲜血淋漓的手，竟被戴上反手铐。狱吏们以虐为乐，居然称之为 “苏秦背剑”。
陆定一在秦城监狱也曾遭受“苏秦背剑”的刑罚，即一只手绕过脖子伸到背后，另一只手弯到背后，尔后把两只手铐到一起。严慰冰则被反铐了40多天，手不能拿到前面来，吃饭时用口去咬。
1978年12月，在狱中熬了十多年而不死的严慰冰终于获释，告别了被她称作是“人间地狱”的秦城监狱。出狱时看守还威胁她：“里面的事情不许讲出，谁要讲出去，就让他再进秦城监狱。”
但这已经吓不倒严慰冰了，于是我们才能得知这样的一段故事。
多年的秦城生涯，给严慰冰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刚出狱时，她完全不能走路。也不能见亲人和熟人，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整夜整夜地失眠。听见汽车叫，因为汽车的喇叭声会使她神经反射地想起秦城监狱来新犯人的情形。晚上睡觉时，监狱里的铁门声、开骂声、惨叫声经常在她耳边回响。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休养调整，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严慰冰不仅是夫妻双双被进秦城监狱，几个妹妹也都被株连关进了秦城监狱。时入秦城六年之后，严慰冰才被允许洗澡。她的身上简直长了一层壳。淋浴间是逐个分隔的。当她被押进浴室时，瞥见门口一双塑料拖鞋。她大吃一惊：那不是严昭的拖鞋嘛?
严昭是严慰冰的二妹，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严慰冰入狱之后，虽然渴望与二妹相聚，但从来不曾为二妹担忧。她一直以为二妹还在周恩来身边忙碌呢，做梦也想不到，严昭竟和她在同一天被捕――她在上午，严昭在下午。在马蹄形的女牢里，严昭被关在52号囚室，与姐姐严慰冰仅仅相距47个囚室，姐妹俩却咫尺天涯。长门遥隔棠棣花。
在鸽子笼似的水泥囚室里，严昭每天都要正襟危坐离地仅八寸高的木板床上。看守不许她靠墙。有一回，她以为看守没注意她，就在墙上靠了才一分钟，哪知道仍被发觉，恼怒的看守竟用强力水龙头朝她的床铺喷射，把她的全身连同被子喷了个透湿。正是数九寒天，严昭冻得浑身哆嗦。好不容易熬过五个昼夜，总算用自己的体温烘干了衣被。一次次受审，一次次毒打。但面对酷刑，严昭从不屈服。通达而乐观的严昭，把自己的铁窗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床和马桶之外那两个多平方米的空地当作运动场，练习跑步以至练双腿劈叉。她千方百计要来三厚册《辞源》，花费五年时间读完了这部1650万字的巨著。她注意到装牙粉的小纸袋印着红、绿、黄三色，她就把小纸袋一个个积攒起来，用手撕成花瓣形状，用饭粒贴在墙上，让死灰色的囚室中绽放着红的牡丹、绿的兰花和黄的菊花。她常常诗兴大发，把心中的思念和愤怒填进诗词，多达千余首。她甚至为自己的诗词谱曲，写出了《念故乡》、《要是有那么一天》、《常相忆》等二十来支歌曲。尽管狱卒不许她唱歌，她仍然天天唱，唱《囚徒之歌》、《国际歌》、《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一唱歌狱卒就要打她，但越打她越要唱。1975年4月28日，经受9年煎熬的严昭终于告别了秦城。出狱之际，严昭拿起笔，极为流利地在释放证上签字，还能自如地讲话，使审讯官目瞪口呆——原来，她在狱中天天晚间都要用手指在肚皮上练字，并且常常自问自答。所以说写一点不比常人差。老四严平被捕时，丈夫陆永进正在几百公里外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也才12岁。父母双双跌落深渊， 12岁的大女儿当起了家。可狠心的造反派后来又把大女儿调到距南京20公里的大厂镇当工人，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每次离家之前，大女儿总要为弟妹们做好下一个星期的馒头，然后他们自己拿去央求邻居热一下，将就着咸菜吃。真是如同乞丐。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得很快，却没有人为他们添置新衣，始终穿着妈妈入狱前添置的衣服。衣服实在太短，露出半尺皮肉。被子也是小时用的，只能曲着身盖。老四朝朝暮暮思念着苦命的孩子。每当夜深，总要情不自禁地连声呼喊：“小红啊——牛牛啊——小兰啊——”，喊得无限凄凉。她只有在这样大喊几声之后，才能一边抽泣着，一边慢慢睡去。在秦城无端关了8年，老四才被释放。这时，她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老三严梅青也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心。她一天到晚坐着冥思苦想：“我13岁就到了延安，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 她被关了9年，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获释，出狱时已经变成了哑巴，不会讲话了。花开花落，峰回路转。严家四姊妹后来一一获释。秦城监狱给她们的恐怖记忆，却永远也无法忘却。严昭出狱之后，为了提醒自己永远牢记秦城之苦，弄了些黄连，用三层纱布包裹，做成一个黄连袋。每周星期天的早上，严昭起床后，便要取出黄连袋，大喊一声：严昭无子无女，丈夫张非垢于1958年病故。周恩来送花圈悼念张非垢时，曾不无爱怜地对严昭说：“老二，你真是红颜薄命哪(严朴是周恩来老部下，交情极深，所以严家几姊妹均奉周恩来为父执，周恩来也视若己出，常常不直呼其名而以“老大”、“老二”……相称)。”严昭出狱后一度独居于北京西城，故而一连做了好几年的“早课”竟无人察觉。但是，终于有一天，老二的“早课”被严慰冰很偶然地撞见了。 见到严昭的“早课”后，严慰冰受到启发：光记住有什么用？必须让那些恶棍付出代价。她恨透了秦城监狱那帮打手，特别是其中一个秃顶的家伙。这秃子曾“用那硬烟灰缸专捶我的后脑瓜，好一顿毒打。末了，他使劲把我往墙角推，我被摔出老远，摔倒了。三个门牙被打断了。嘴唇破裂了，满口是鲜血。我把血吐在审讯室地上……”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开始寻找那个打手。秦城监狱属于公安部，山不转路转，总有一天他会去公安部办事，就去公安部门口等他。于是，每天一早她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门口，在树阴下放好小马扎，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仔细打量着每一个到公安部上班的人。
严慰冰猜得一点不错，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打手们并没有都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然在秦城监狱上班，偶尔还要在一个月内到公安部去一两次。就在那天去公安部联系工作时，他被火眼金睛的严慰冰盯上了。看到秃子那熟悉的身影，严慰冰心中一阵狂喜：半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小子终于给我撞上了。但她仍然不动声色，从从容容地继续守候在大门口，等秃子出来时“复核”一次，免得万一看错了人。一直等到中午。那小子饭饱酒足之后，慢悠悠地从公安部大楼踱了出来。刚走到大门口，严慰冰出其不意地跑到他面前，大喊一声：“邵名正，你还认得我吗?”邵名正吓了一跳，看见面前站的是昔日“专政对象”严慰冰，他完全没有了“专政机器”的凛凛威风，一张麻脸刷地变得煞白。严慰冰向公安部负责人反映了秃子助桀为虐的暴行，秃子终于受到了惩罚。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必然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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