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潜伏：英若诚临终前用英文吐露的秘密
这激起我阅读《水流云在》的兴趣。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在他最后一次住院时，他头脑还清醒时，他曾对我说：我要把我的一生讲给你听。他说，他五岁时，亲生母亲病故，养母把他接了过去。人们都问他：想不想亲娘？他说，不想。父亲对我说，我是撒了谎的，我怕说想亲娘养母会不高兴。我才五岁啊，就开始撒谎了！
父亲只开了这么一个头，后来没能把他的一生讲完就逝去。而我认识的一位伯伯，却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终于有一次在我哥哥探望他时讲了出来。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他还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这么多年，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或许对一个老友的晚辈讲出来，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都说中国人不信仰宗教，所以也不惧怕下地狱。也确实有那么多的人，不信鬼神也不怕遭天谴，做出各种恶事而不被良心谴责，还有那么多的人做了害人的事也只是雪藏在心里，不愿也不敢道歉，让时间将它们永远带走，灰飞烟灭。但中国人中就是有这样的人——仍有这样的人，到了临终之时，绕不过良心这道坎。这种良心，乃是人类精神境界中一道伟大的底线，它不囿于利害与荣辱而顽固存在，也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尽管英若诚选择的是用英文讲述，又一再叮嘱，他讲的这方面内容尽可能不要发表，以保护他的家族和其他人，所以在中文版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内容，在英文版中也是闪烁其辞，但是，他拗不过内心，终是说了出来。
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
在这本回忆录中，英若诚展示了强大的内心，和豁达的幽默感。即使被关到监狱，他也能游刃有余，狼虎丛中也能立身。他在冀县读英若诚的合作自传《水流云在》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监狱服刑，由于动手能力超强，终能苦中作乐。管教问“谁是水泥匠？”他第一个举手。“谁会腌辣椒？”他也第一个举手。其实他都是现学现卖，为的是获得外出劳动的短暂自由。
英若诚一生传奇，他爷爷英敛之更神奇。一个摇煤球的旗人，捡废纸练字，一个道士诱拐他为徒，被一书生拦下，成了书童。陪同师傅给皇亲家的千金上课，自由恋爱，居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乘龙快婿。从此青云平步，养活了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担任台湾辅仁大学校长，他的弟子中有一个人姓马名英九，正是这位小马哥，促成了英若诚与已沉睡于墓地的父亲的“重聚”。
而英若诚自己在翻译、戏剧、电影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官场上也春风得意，一九八六年，仅有七年共产党党龄的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成为另一位文人高官王蒙的副手。作为部级干部，他又投身演艺，先后出演过《末代皇帝》、《小活佛》等电影，并在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亲自导演的《推销员之死》中出演威利·罗曼，被米勒称为舞台上演这一角色最好的演员。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高干病房的他，用英文对美国作家康开丽半敞心扉，讲述了自己一生中的落难与华彩时分，遂有了这本《水流云在》。
《水流云在》的英文版名字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声宛在”的意思。打开英文Kindle版，我惊讶地发现，中文版只翻译了康开丽的序言的一部分。而这篇序言的漏译部分，恰恰披露了很多中文版里看不到的内容。
英若诚在传记中坦陈，被彭真找去，负责报告他所认识的外国人的动态。但是，具体情况语焉不详。后来，英夫妇入狱，跟他们从事情报工作有关。
康开丽在序中说，英若诚不愿在自传中讲自己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事。原因是，英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英还担心，外国读者看了之后会搞不懂，一个人怎么既跟外国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后向政府提交关于他们的报告。
英若诚解释说：“外国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能理解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伪善之徒。”
经过一番挣扎，英若诚说：“另一方面，我应该让他们理解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尤其是朝鲜战争时期的年轻人。”因此在《水流云在》第二章，英若诚讲述了彭真是怎样找到他搜集情报的经历。康开丽说，情报搜集工作贯穿了英若诚一生中大部分时间。
康开丽写道：“一九五Ｏ年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和吴，让他们协助搜集两名美国人Allyn和Adele Rickett（维一注：即当年富布莱特学者间谍大案的当事人李克和李又安。参见《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书评）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两名美国人入狱。”
英若诚书中提到经常在家中招待外国友人。康开丽研究后发现，事实上，在当晚他们夫妻二人就会写一份长长的报告，即使他们在被监禁释放之后，还持续这样做。
康开丽说，英若诚夫妇一直渴望加入中共，但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俩一直被拒绝。直到一九七九年，他们的入党申请才被批准。英达回忆说，这是他父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因为接待外宾，英若诚夫妇受到厚待。英达回忆说：“我们总是能得到普通市民得不到的食品，用以招待外宾。在那个年代，有外国人到你家里，通常是件很糟糕的事儿。”
康开丽说，英若诚夫妇招待完外宾后提交的报告有二十～五十页厚，装进一个档案袋里，袋子上写着化名“Wuying”（音）。康开丽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英国驻华外交官伊文斯是英家的好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汽车卖给了在美国的英达。英若诚夫妇整了他的报告，报告的标题叫“伊文斯战役。”
尊重传主的意愿，康开丽在为英若诚写自传时，做了大量自我审查工作，英若诚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康开丽说，英若诚的生平，还要后来者深入挖掘。
康开丽在序言中把英若诚所生活的时代称为“英世纪”，这并非溢美之词。英氏家族是中国最神奇的一个家族，从摇煤球起家，到满门才俊，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当朝，从毛时代到邓时代，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政治漩涡，成功地保住了名门望族的地位。其间虽有挫折与妥协，但依旧是中国硕果仅存的书香门第、大户人家。
而英若诚本人，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并进退自如，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平衡。他把一本合作回忆录留在死后发表，尽力展示自己身上那些光明和美的东西，虽然谁也不知道他幽暗的另一面，但至少足以告慰后世，引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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