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金庸离世更令人难过的，是那个理想时代的不再
非姐说
江湖早已失落，一个时代早已终结。
金庸离世，朋友圈和订阅号都沦陷在了对他的深情悼念之中。
仿佛，所有人都成了金庸迷；仿佛，我们依然还在那个侠情万丈的理想时代。
人们慨叹，金庸的离去终结了一个时代，自此江湖再无金大侠。
可是，再无金大侠是真的，但金庸式大侠时代的终结，却要远远早于他的离世罢。
相比于金庸本人的离世，我更伤怀的，是那个理想时代的远逝。
因为，我们的时代，热血不再，古典不再，再无可能出第二个金庸了。
02
作为一个上世纪70末生人，我算亲身经历了金庸于大陆的红极一时，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叶。
我相信很多和我同龄的金庸迷都曾经有过一些共同的体验：
教室里疯传着一本或者一套缺页少角的金庸小说，我们如饥似渴地传阅，拿到手后，不管是第一册，还是第二册、三册，都不打紧，开看起来。金庸的小说，总有这样的魅力，无论是从哪一册开看，都毫无进入的障碍，一读便上瘾。我的很多本金庸，都是从中间不知哪一册开始看的。
我们也总忍不住在课桌下藏着一本，早读课，甚至哪怕是语文课、数学课，也忍不住边听课边看，直到被老师“抓获”。我当然也“不幸”被抓获过。
我至今记得那是《天龙八部》的第二册，我上初二，班主任说：书我先代管，期中考试不出前三，就还书。后来我考了第二，老师守信还书。那书承载着诸多同学的“期望”，我也算释了重负。
我也和班上的很多同学一样，诞生过自己写武侠小说的冲动，不过大家基本都是写了开头一章或几章，便没了下文。读小说容易，可写起来，是另外一回事儿。
我们还曾一起，万人空巷追看84版《射雕英雄传》，搜集翁美玲黄日华的所有贴纸……
03
那是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人们还喜欢阅读纸书的时代，也是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人们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无知无觉、半推半就地奔向商品经济、消费主义的时代。
我自己，也在最适合读金庸的年纪——人生的少年时期，大学之前的中学时代，看完了所有的金庸小说，还有古龙、梁羽生、卧龙生，甚至是全庸、占龙的小说。
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与个体的人生价值观形成时期交汇——不夸张地说，是金庸、古龙的小说，完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三观教育。（琼瑶、岑凯伦、亦舒等言情小说作者，则教育了我们那一代女生当时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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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还看到我的朋友，比我大一岁的南京大学鲁安东教授在朋友圈发的moment：
约莫是小学三四年级，拿着《新华字典》开始读《射雕》，也因此《射雕》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一部武侠。它塑造了一种人格，一种投身更加宏大使命的“弘道”人格，使得主角从“侠客”上升到“英雄”。
我在下面留言：我也是从《射雕》开始看的，只是那时已经上初一。
他回复：对人格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的。
05
曾经热爱武侠小说的人，多少都有些理想主义和社会使命感。只是，在现实的洪流中，有些人彻底改换了曾经的精神图腾；有些人默默把它放在了心底，行为上放弃坚守，心里却有念念不忘；只有很少数人还在行为上竭力靠近与维持。
这两日在朋友圈、公号圈深情悼念的，大体是这后两个群体吧。
我和鲁安东教授合作过《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展览在伦敦设计双年展的展出。他在我看来，算一个难得的理想主义者。年过不惑，依然还激情澎湃地去做一件没什么经济收益，只有社会意义的事儿。
今天看到他的这段话，我完全理解了他为何会对“大桥记忆计划”有如此丰沛的热情。若没有点超常的热情和精神，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怕是很难坚持。
这里面，我看到了金庸小说（是小说，不是金庸本人）影响的影子。
06
可我必须也得说，鲁教授这样的人，在今天很少了。
时代的土壤的确不同了。
无论是当年阅读金庸的成年人，还是少年人，都得在现实中去验证自己的价值观，而后根据现实的“反馈”，重新调配自己的价值观配方。
自厚黑学在中国兴起的那个时刻起，武侠小说所代表的那个传统与理想的世界，其实就已经失落了。
宫斗剧流行的社会，怎么可能会和武侠小说流行的社会，是同一个社会？
在传统的武侠江湖里，推崇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人的信与义是行走江湖的硬通货。在那个江湖里，过程远比结果重要。
可在信奉成功教的消费主义社会里，钱成了唯一的硬通货。获得金钱之后所代表的“成功”，几乎可以洗刷一切“成功”路径上的不清洁。越来越多的人，只认一个逻辑：成王败寇。
所以，《如懿传》里作为宫斗loser的如懿，不会畅销，也不太受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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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和23岁的助理小姐姐软软聊金庸，她说，她直到上大学才开始看金庸，看过两本，但并没有觉得很吸引。我说那你少女时代看的是什么？网络小说啊……比如顾漫的《微微一笑很倾城》、《何以笙箫默》。
是性别差异吗？软软说她的同龄男友，一本金庸都没看过。他们俩对金庸的主要认识，来自于翻拍的金庸剧。
他们当然不能代表全部，但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金庸，对他们95后生人而言，只是那些流行剧的原作者，仅此而已。
所以，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倚天屠龙记》，因为在他们的年纪，这部剧恰巧是被翻牌和播出得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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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剧和看原著，当然是不同的。读热媒介和冷媒介，也是不同的。
而这样一批年轻读者成长期的阅读物，无论是视听的，还是文字的，都极大丰富，远不似我们当年。
除去这个原因，我们那一代人还是深受集体主义教育的一代，小我向来都是要被放在大我之后的。
大我是什么？
是为国为民。
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天下之乐而乐。
在他们的人生价值序列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
可新一代人，是更崇尚个体主义的一代——绝不是说这不好，只是客观地在讲述这个时代精神的变化，他们强调个体要远甚于集体。
当然，当年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的我们，到了今日，大多数也都已变成了社会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样的社会，和金庸那个行侠仗义的江湖，压根不再是一个精神气质。
江湖早已失落，一个时代早已终结。
09
回顾金庸一生，撇开他富有争议的第三段婚姻不说，他一生主张社会正义、公道，追求真善美，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理想践行的一生。
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核心身份是报人，因为那最能投射他的人生理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这一代心怀天下的报人，是要积极干预社会进程，有志于推动社会进步的。
他1959年创办《明报》，“明”取明辨是非之意，《明报》的发刊词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
他的办报宗旨也几乎就是他武侠观的体现：
“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
一张报纸，它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会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力。”
他因强烈反对文革成为暗杀目标，严重时曾远避欧洲月余。为防止被跟踪，他曾准备10块车牌每天换一个。
可他说：“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他也是个极为勤奋的报人，除了下班后每天坚持写一节武侠小说，还坚持每天亲笔撰写800字社论，褒贬天下大事。并且，完美主义的他，写得极慢，字斟句酌，不断修改，每每都要改到交付印刷的最后一刻。
勤奋，在这个时代不鲜见，但他这样为了新闻理想的勤奋，到今时今日，已经罕见。因为，大时代的气候与土壤不同了。
10
对金庸的离世，其实我们多少做好了些许心理准备，毕竟他已94岁高龄，谣言都传了不知几回。
而比起他的离去，我会更感伤一个热血时代的逝去。
没有了他这个符号性的存在，余下的时代侠客们，更孤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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