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15年前纪念改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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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本文是张维迎教授2003年在体改研究会纪念改革开放25周年上的发言，原文标题《从中国改革看制度变革的演进特征》。15年过去，读来依然有启发，我们特别重刊，与读者共享。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有25年的历史。回过头来看，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甚至在改革开始后相当长时间内）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
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最初，改革者设想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25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最初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尽管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在许多行业，非国有企业已成为或正在成为主导力量。即使在苏南这个8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新型公有制经济典范的地区，现在，100%的村级企业、95%的乡级企业、90%的县级企业和85%的市级企业都被民营化了。
为什么改革的实践与当初的设想有如此大的差距？因为制度的变迁只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不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
哈耶克所讲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设计者们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
中国的改革被认为是渐进式的改革（gradualism），但这种渐进式改革绝非人为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规划的蓝图。改革的过程通常是“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展开，常常是走走停停，返返复复，表现出很强的试错性质。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常常由地方政府甚至更基层的普通人发起的，而不是从上到下实施的。
中国的改革过程多多少少像一个随机行走（random walk）的过程，也就是邓小平先生讲的“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对岸到底在那里。
樊纲说得很对，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一般的群众（包括经济学家）都弄不清楚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即使当时中国知道朝那个方向改革，仍然面临的一个如何去改的问题。
设计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规划并非易事。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清楚市场这个机器是怎样运作的。经济学家只能从教科书上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体验。
老一辈经济学家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分着迷，他们有为什么必须改革的理论，但无力回答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青年经济学家们少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条框框，更追求是实用性的东西，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存在理想主义。
之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部分原因就像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改革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只能陆续的显现出来。
当我们在争论“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明白任何市场竞争的引入都会导致计划体系的崩溃；当我们在讨论“价格改革先行”还是“企业改革先行”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明白无论任何一个方面先行，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即使经济学家们和改革的领导人有能力设计好改革的方案，实施这样一个巨大的方案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构建改革方案的鼓吹者们暗含的假设是这样的权力机构已经存在，但是这个假设并不现实。缺少富有改革思想的权力支持是几种全面改革方案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分割型的。不只是上层领导者之间有权力分割，不同级别的政府都有着不同的权力范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主要的政策制定不仅仅要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部门有积极的合作态度，他们也许会操纵不合他们利益的政策的实施过程。
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讲，改革方案只有在满足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时才能得以实施。由于政府官僚的利益要求是多样性的，所以不可能有这样都满足的方案。政府官僚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利用权力操纵改革，这经常会使得本来很大胆的改革举措最后变得谨慎小心敷衍了事。
最终的结果正象Chen（1992）所说的：“所有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改革措施，以及那些已经成功实施的改革， 都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复杂政治势力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应用抽象经济学模型所能得到的。”
经济改革不仅仅是改变体制，还要改变人，包括人们的习惯、价值判断以及行为。在计划经济中，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确定的，人们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决定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大多数人不须要为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即使对于那些决策者，由于固定的环境，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也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不需要主动性，创造性，也不需要创新。
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下的人来说，要适应市场经济那种面对不确定的环境自己抉择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他们学会怎样面对价格波动、不确定性、多重选择和竞争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80年代将一盒火柴的价格从两分钱提高到三分钱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可以明白让民众适应市场经济是多么的难。很多改革的延误都是因为普通人在这样不确定环境中的犹豫不决和管理者无法操纵市场而造成的。
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对于市场经济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个阶层的出现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但是在早期，很多管理者却不喜欢自治权，因为他们习惯于执行上级制订的决策，而不适应自己制订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许多真正推动改革前进的措施恰恰是当初被许多经济学家严厉批评的、甚至是一些所谓的“保守派”执行的政策。这里，我以“财政大包干”和“双轨制”为例说明这一点。
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作了一些调整，1988年才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的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
这一体制受到了中国很多富有改革意识的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这一体制“加强了地方保护主义，分割了市场，增加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实际上，最初引进这套体系也不是为了市场化的改革，而是为了稳固中央财政收入。然而，20世纪80年代，这项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这一体制实际上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大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公共经济剩余部分的实际所有者。这样的划分提高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积极性和工作积极性。因为地方政府更接近于“代理人”（民众），所以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上缴利润压力。
更进一步说，由于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印制货币的方式进行财政支出，因此他们的预算约束比起中央政府来是更硬了。正是这一财政管理体系刺激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现在民营化的“乡镇企业”已成为非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财政包干体制也迫使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她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终迫使计划经济走上了“双轨制”。
地方保护在短期内可能会起作用，但是反对保护的力量可能更为强大。经济越是有效率的企业和地区就越是想要打破障碍，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地方保护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经济的市场化作出了贡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迫使那些长期在中央政府低价原料供应的保护下企业和地区走向了市场。
第三，我和我的合作者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之间的竞争，地区之间的竞争引发了90年代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
为了促使经理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让渡就越多，而民营化程度也越高。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原因，也其他地方民营化的原因。
90年代，财政包干已被新的分级税制所取代，这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但这一制度对中国改革的巨大推动力是无论如何不应被低估的。
推动中国改革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双轨制”。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分权而自发产生的。1980年政府决定在两年的调整期内暂缓改革。然而，从结果来看，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调整而暂缓。相反，20世纪80年代工业产品第一个大的市场扩张就是调整政策的后果。
当政府将计划资源配置的重点从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的时候，重工业和轻工业都产生了过剩的供给。重工业中，类似钢产品这样的原材料都变得过剩；由于计划订购取消，机械生产部门更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轻工业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短缺之后，手表、缝纫机等传统消费品也出现了生产过剩。过量的供给导致了产品降价和竞争的强大压力。
开始的时候，政府力图采取价格调整、限产等计划手段来控制局面。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让政府最终放弃了这种尝试，因为对企业来说，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才是唯一的活路。因此，调整政策导致了第一次工业品市场的出现。
手表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Byrd和Tidrick(1984)的记载，从1980年到1983年，政府三次降低官方的手表价格，共计降低了将近20%多。虽然如此，比起计划部门的制定的产量标准，企业生产的产量远远大于这些。而销售商只要那些容易按照计划价格卖出的手表。企业只好让工人在大街上摆摊儿，按照市场价格卖手表。于是手表的计划价格后来逐步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政策不仅仅导致了消费品市场的出现，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也是后果之一。其实早在1980年，一机部下属企业的计划外直接销售就占到了总销售额的46%，机器生产的市场销售占到了33%（Byrd,1987）。到1983年，虽然官方没有废除计划价格，但是大多数机械工业产品实际上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了。1985年，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
双轨制随后同样也被大多数其他改革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房改、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最终的结果，到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
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包含了改革中大多数的特点。双轨制的关键一点不是计划和市场两个交互存在的价格体系，而是它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体制共存的位置上。举例来说，市场交易不是削减计划的配置而是做出地域或者范围的划分；民营化的部分不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者解除国有控制，而是要放开新企业的进入门槛限制。这对于理解双轨制来说至关重要。
双轨制由于其产生的官员腐败后果曾受到广泛批评。但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新体制就必须至少应该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一个“帕累托改进”，改革就可能根本无法进行。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否则，就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这就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的原因。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中因为一些人的境遇必须变坏，所以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樊纲，1993b）。尤其是政府官僚被看作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改革要想成功必须着重依赖于如何减轻来自拥有权力的官僚部门的抵制。
双轨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双轨制事实上使得政府官僚的境遇更好而不是更坏，因为现在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和更有效的方式去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寻租）。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转为支持这种改革。
在农村改革开始阶段，很多乡村的干部因为失去了特权而反对改革。但是他们不久就意识到他们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可以比一般的农民更快地致富。今天农村那些最富有的许多都是那些以前的村干部。城市的改革也是类似的现象，尽管官员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改革。
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几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在改革25年后，双轨制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这是双轨制的成功，而不是双轨制的失败。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表明，“看不见的手”不仅是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也是支配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经济学家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很明显的教训。
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过程是一个所有利益主体相互作用的变革过程。尽管社会的精英们有能力组织一个计划经济，但是没有人能够规划市场经济。原因在于，从本质上来说，市场经济是所有参与者（包括政治家）在无形之手的控制下进行的追求利益的过程。
中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建设市场经济。相反，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刺激人们的积极性，来完善已存在的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然而改革自己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路。
政策鼓励和容忍人们的自利行为，也鼓励和默认自发的制度创新。当农民、工人、干部被允许追求私利的时候，原有体制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有了进一步变革需要，新制度迟早会产生出来。
邓小平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比我们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更清楚，制度变革一定是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不是任何人可以设计的。他推倒了旧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启动的改革事业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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