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为了讲课——记我的老师张礼先生
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
陌上美国
前几天，在2018年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央电视台的春华秋实节目采访了93岁高龄仍在一线执教不缀的清华大学教授张礼先生。在清华物理系，大家都称呼他“张先生”。
张礼先生1925年1月出生，再过几个月就94周岁了。他不仅是清华年龄最大的授课教师，甚至有可能是全中国高校年龄最大的授课教师。据笔者判断，即使在世界上，在这个年龄仍然在教学一线讲课的教师也极其罕见。
张礼先生祖籍安徽祁门，出生于天津。他于1942至1946年在辅仁大学物理系学习，1950年代初期他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国际知名的多电子原子理论创始人之一福克院士。1956年他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
张先生既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他长期在理论物理领域工作，在电子系统中正电子的定矿局和湮灭问题、高能质子碰撞、介子形状的量子色动力学修正等方面作出贡献，并因提出场论中的旋量演算新方法，于2013年与他的学生徐湛教授一起获得中国物理学会周培源奖。
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物理系主任，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培养了很多学生。
张先生晚年则把主要精力花在教学上，甘为人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使命。在他直接指导的学生当中，不少人成为中国教育、科研、国防等领域的骨干，其中不乏院士、清华和其它高校的校院长、国家有关部委主要负责人。至于被他间接指导或受他影响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先生桃李满天下，绝对不是夸张之词。
张先生毫不掩饰他对教学工作的热爱，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快事。之所以现在还给学生上课，实在是因为“喜欢”、“有意思”。每当把想教的东西传授给了学生，特别当学生真正理解了，并且产生了进一步钻研的动力，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
他说：“我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当有人说他是“大师”、“大儒”时，他说，自己不是大师，也不是大儒，就是个教书匠。这些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对事业执着的感情。
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报考清华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当时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教师较少。在理论物理专业，张先生是唯一的有学位授予权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兼硕士研究生导师，因此招生目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所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挂到他的名下。
记得当时我对有些问题有疑虑，所以便两次写信询问。每次都很快收到回信，每封回信都只有短短几行字，简明扼要地回答我的疑问，署名是“理论物理教研组”。后来到清华以后，上张先生的课，看到他的笔迹，才知道那两封信都是张先生亲自回的。
后来，在研究生复试时，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大概由于长期伏案工作的关系，张先生背稍稍有些驼。他说一口标准的的普通话，给人的感觉是平易近人当中带有一丝威严。
到清华入学以后，有学位授予权的老师多了，笔者就正式跟另一位老师攻读学位。正好这位导师是张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所以笔者就由张先生名义上的弟子变为他的“徒孙”。
在校期间，跟张先生接触不多，只上过一门他的课。张先生讲课，声调不高但底气很足，语速如行云流水，辅以各种手势，板书则主要用英文。有时在开会时和校园里也能见到他，一般他只是简单地点个头或打个招呼。在校园里，他跟很多名教授一样，总是骑一辆半旧的自行车。
当时张先生早已年过六旬，但他对学习新知识、新事物仍然充满热情。那个年代国内的计算条件比较落后，整个理论物理教研组只有两台IBM-PC，一台XT、一台AT。老师学生上机都要登记。张先生有空时也来上机，他在“上机目的”那一栏总是填“学习”二字。
后来，张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在答辩前夕，在图书馆地下室见到他，他正在等复印的文献，我便上前问他对论文有无意见，他说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我告诉他可能会去一所高校教书，他说了一段教学和科研关系的话，大意是作为教师，首先要把书教好。但是教学工作走上轨道后，科研要尽快跟上，否则拖久了更难开展。最后，道别时那句话，至今难忘：“无论如何，还是得努力。”
后来时过境迁，我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物理专业。但张先生的“还是得努力”那句话，始终未敢忘却。每当工作中遇到挑战，正想放弃或偷懒时，一想起张先生这句话，心中便似乎勇气顿生，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张礼先生既是师者，也是智者，更是仁者。俗话说，仁者寿。愿张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