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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袭珍珠港:一群明白人为何集体发疯

文摘 陌上美国 2019-12-08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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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转自:世界趣史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堪称丧心病狂。


决策失误不仅是最高决策人的问题,更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当高层利益与底层利益分离时,疯狂蠢行在所难免。

把球踢给东条英机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


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爬上来,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高层是一批投降派文人,应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明治维新后,陆军军人暗杀、政变被涂上悲壮色彩,因此前赴后继,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


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其实含有恶意:你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你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

和平的机会就这么错过

把东条英机放到首相位置,他也犯难,他当然明白,跟美国开战是找死,但对当年吹过的牛逼,总要有个交代。


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
进攻东南亚。

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屈服。

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

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


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日本自由派成了摆设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


为什么类似的灾难在不断重复


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西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四层体会:

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终酿成灾难。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民族主义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追求,但政治理想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政治标准往往神圣,能给人存在感与激情,从而忘掉现实的平庸与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如果高层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就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第三,有人反对总比没人刹车要好: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

但,在专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牺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工具价值,人类的尊严与情感完全被阉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对抗专制主义?

专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纳反对派,进而变成消灭反对者,然后是消灭反对声音,最后是消灭不赞同的声音。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逼人天天喊伟大,是在批量培养佞臣,而佞臣哪里会踩刹车。


第四,警惕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


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然而,在专制社会中,高层权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号令手下,它决不能犯任何错误,当大家都看到他犯错误时,他只能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


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因为做决策层不要直接承担错误后果,选择让别人去送死,总比选择让自己死要容易,说到根上,还是制度问题。


日本学界对“二战”的主流反省,许多人把错误决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归于决策群整体素质不行,而忽略了对社会、文化、制度等层面的反省。


其实明治维新也有太多妥协,只是当时的优秀人物弥补住了制度的裂缝,可这个裂缝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于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


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将来也会出问题的。

一个社会发展后,最大危险是民族主义狂热。有人认为腐败、贫穷、无秩序、愚昧,这些哪个都比民族主义更可怕,却不懂得这一切都能转化为民族主义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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