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用笔重塑女儿的生命（四）知青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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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七彩娘娘，作者黄月亮

七彩娘娘

生活不易，要活出点色彩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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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让纽约蓝蓝与我们天人两隔，而兰兰妈妈黄阿姨的文字却让女儿永生。

前文：《母爱用笔重塑女儿的生命（三）》

在许多写知青的文章中，《知青的女儿》是一个常见的标题。每一篇都会写一个被“抛弃”的无辜的小生命的不幸遭遇和一个受尽屈辱的女知青卑微如尘的人生故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和兰兰都是幸运的。

1970年春天，兰兰一岁多了，我和我妈商量后，把兰兰被送进了一个设在朱家巷口的每月仅收12元的民办的全托托儿所。然后我就背着行囊回到生产队，勇闯天涯去了。

在乡下待了半个月，我回到贵阳去托儿所里看兰兰。我见到她的那一刻，满屋的小朋友都在打闹，只有她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见到我也没有强烈的反应，等我走到她的面前蹲下的时候，才看见她的眼里满是泪花。我想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承受这样的伤感，所以就毅然把她接回了家。

但是回生产队去劳动是必须的，否则秋天去要粮食，我不想再承受那样的卑微。于是我把兰兰送到了贵乌路桥头的一对文姓的老夫妻那里，出于对知青的同情，他们每个月只收我8块钱。贵乌路是我步行回生产队的必经之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就把兰兰交给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把她带回家。这样又过了两个月，天气更暖和了，我决定把兰兰带在我的身边，不让她再离开我。

五月初，从月亮山回来一直待在家里的大弟弟用单车把我们送回了我插队的地方——贵阳市乌当区东风公社麦穰大队赵家庄生产队。

赵家庄依山傍水，村前是一个大田坝，随着季节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大塘河围绕着这个安静的小村庄缓缓流过，河边是一圈茂密的竹林，春天我们还可以在竹林里掰到竹笋。在大塘河和清澈见底的挑水河交汇的下游，河中央还有一座如今香火鼎盛的寺庙“来仙阁”。那时村口还没有桥，过河全靠渡船。我们在收工之余常常坐在船帮上洗脸洗脚，夏天的时候还可以下水游泳。一群少女叽叽喳喳姿意说笑，夕照下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隔河遥看村子这边的景色，这的确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

就在我们从大队林场分到生产队不久，队上用“知青办”给的专项拨款，为我们修了题头上的这间茅草屋。就在那扇打开的窗户后面，便是我在生产队的家。里面靠窗放了一个粗糙的写字台和一条农村常见的长板凳。紧靠着写字台，安放着一张单人床。房间门口还有一个充当碗柜的小木柜，放着简单的油盐。就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我和兰兰一起度过了七O年的春夏秋三季。

当时我们知青点的“家”有7个女生，4个男生，除了有两个女生自寻房屋搬去外面，大家都集中住在这里。

那时候知青结婚和生小孩的不多，兰兰的到来给大家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同学们帮助我在门的两侧钉了一些钉子，又找来竹竿绑在钉子上，做成了一个固定的栏栅。这样我做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把兰兰关在屋里，免得她出来捣乱。那时我使用一个煤灶在门口做饭，我做饭的时候，兰兰就在栏栅门那里不吵不闹地守着我。

一岁多的兰兰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有同学拿她寻开心，教她乱讲话。当我的一个同学问她：兰兰，你在做哪样？另一个同学就教她回答：我心烦！这个典故要不是前几天和我曾经同在一个“家”，现在也生活在美国的同学为了安慰我写给我的留言中提到，我差不多都忘记了。

带着兰兰出工的时候更是浩浩荡荡，有人帮我扛锄头，有人帮我拎水瓶，有人帮我提着竹子做的“椅妈（婴儿座椅）”，而我只管背着兰兰随大家一起去地头。

在贵阳近郊的农村，春天做得最多的农活就是"烧火土”积肥。我们需要把铲下来的草皮架在砍下来堆好的荆棘上，点火烧成灰做肥料。草皮铲厚了烧不过，铲薄了，不出活。好在我们总有高手在旁指点，农村热心的大嫂们在指点我们做农活的时候，还会指点我怎么带小孩。

有时候我们干活的地方去得远，我就懒得带“椅妈”，我就会把背她的“背扇”铺在地下，让她坐在上面自己玩。旁边的野花，小草，泥土，石头都是她的玩具。当然稍不注意的时候，她也会乱爬乱跑，那就把她“捉”回来好了。

那时候我自己也只有二十二、三岁，在别人的眼里就是大小孩带小小孩。完全不懂得把她“捧在手里当宝贝”，只要她不哭不闹，吃饱睡好，就觉得天下太平。

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大意，就连农民都不会这样带小孩，因为他们知道春天虫蛇多。

生产队分了一块自留地给我，空着很可惜。我带着兰兰去种地，就会用一对竹篮一头放着她，一头放土灰挑着去地里。这时候她就会非常地享受，感觉是在坐秋千。

到了地头，我铺开背扇，让她坐在土坎下玩泥巴，我一边种地，一边和她“聊天”。

生产队的农民真的很善良的，为了帮助我积攒工分，特意成立了“农忙托儿所”。让我在照顾大家的小孩的同时，也能照顾兰兰。

农忙过去又让我当了计分员，这样我可以比别人晚出工。但是却要带着兰兰，甚至可以说“翻山越岭”到地头去点人头计工分。在那些空旷的大自然里，在大塘河的河边，在一片碧绿的田坝里，我带着兰兰唱着“小燕子……”，踩着轻松的节奏快乐前行。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惊险，假如田埂上横着一条蛇，我就会提着兰兰的胳膊轻轻的迈过去，然后背起她疯跑。有时候遇到雨水冲断了田埂，我就脱下鞋抱着兰兰淌过去。每当我坐下来洗脚的时候，兰兰就会在一旁指着我脚上的泥点大声说：泥巴，泥巴……她真的好聪明好可爱，时时温暖我的心。

所以啊，兰兰还真是我的那件温暖贴心的小棉袄。

后来大队支书的老奶奶答应在我去远处出工的时候帮我照看兰兰，这样她安全，我也轻松。作为回报我每个月会给老奶奶买几块钱的礼物，但她慈祥的帮助永远证在我心间。那会儿我们生产队一个强劳力每日15分，价值人民币一块多钱。我靠着每天12分的收入，一个月也就挣个10来块钱。当然情义无价，劳动必须。

我也有淘气的时候，有一次为了和同伴上山摘蘑菇，趁兰兰睡着，竟把她“捆”在了床上。不过那时候我揣着他爸每个月寄来的二十来元的生活费，很舍得为她买好吃的。村里的小孩都知道捉了田鸡会拿来卖给我，两毛钱一个。我把它剐了皮放上一点姜葱清蒸，再放上一点猪油和酱油，拌上米饭，兰兰吃得很开心。有的农民家里的鸡生了蛋自己的小孩舍不得吃，也会先来问我要不要。这些食物是那么的新鲜，用来给兰兰补充营养真的不错。这可能也是兰兰从小体质比较好的原因吧，尽管她小时候几乎没有喝过牛奶。

这期间她爸爸来看过我们一次，表示这样的生活条件他接受不了。倒是我大弟弟经常来帮我的忙，他除了给我带来一些酱油白糖之类的食物，也会在这里住上一两天让我松口气。在我的单人床旁边放上那条长板凳，我们三个人就这么挤着对付。

兰兰是一个非常争气的小孩，小时候极少生病。只是有一次我在摇风簸的时候，她跟我抢风簸的把手，被划伤了手指，我不得不冒着烈日把她背到两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包扎。这个事情的发生，让我感觉到逐渐长大活动能力渐强的她待在我的身边已经很不安全，所以就考虑把她带回贵阳。
这样兰兰就结束了她和我在农村的半年多的田园生活，在秋季真正的农忙结束之后，我大弟骑了单车来接我回城。

我在贵阳守着兰兰一直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我把她交给两个弟弟。我一个人再次回到生产队，分到许多糯米和豆子，我请农民大嫂帮我做成了糍粑，黄粑和豆腐。

当我学着农民用一根树杆把这些东西挑进冷清的家里的时候，两个弟弟都欢呼起来：过年了！过年了！

那段时间虽然辛苦，但不绝望，尽管我们也看到不希望在哪里！

就在我带着兰兰在乡下过着田园生活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差点让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彻底垮塌……

“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把这句话用在那个奇葩的时代，真的是恰如其分。那时候大家都如同惊弓之鸟，特别是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用农民的话来讲就是：今日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

就在七零年春季的某一天，我妈下班回来，收到了居委会送来的巴掌大的一片通知，说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城里有正式工作，要我妈带着我的两个弟弟“疏散下放”去息峰（？）。

对于这样的下放通知，我们家已经是第二次收到了。第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城镇居民下放的浪潮中，成分不好的家庭自然是首当其冲。那时我还在念市北小学，家里只有我妈一个“强劳力”，上面有爷爷，下面有我们姊弟仨。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组合，到了农村肯定活不出来，更别说我们还能否念书了。

后来在我妈据理力争和苦苦的哀求下，办事处的齐主任突发怜悯之心取消了这个决定，让我们留了下来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但唯一的损失就是我们为了准备下放，我和大弟用竹筐一筐又一筐地把家里两个大书柜里的书抬去普陀路的废品收购站以两分钱一斤的价格全部卖掉了。可惜那十几本我经常翻看的精装的文学大纲和大英百科全书，至今想起里边的插图还历历在目。

七零年的这次下放通知的由头我不太清楚，但肯定和我们的家庭出身有关系。这一次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妈急了，她去找到贵州军区干部处求援。文革中军代表说话一言九鼎，再加上我妈又没有什么过错，只是因为我爸的历史问题才让她离开八一学校的，所以组织上一口答应为她解决。军区派来一个徐干事到街道办事处就说了两句话：“陈老师是我们部队学校的人，由我们自己处理”办事处就消停了。后来军区又联系了地方为我妈安排工作，她为了帮助我照顾兰兰，放弃了到其他小学继续当老师教书的机会，选择了到离贵阳十余公里的乌当供销社来工作，在那里卖饭票和管理小旅社。至此我妈终于彻底恢复了工作籍，成了一个“工作同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医保直到退休。

等到一切手续办完，军区的徐干事去我妈的车间找到她，询问她对这个工作处理的意见。临别的时候，身着军装的徐干事像电影里的镜头那样，用双手握住我妈的手对她说：陈老师我们来晚了，让你受苦了。这一幕让那些一向蔑视我妈的工友们瞪大了眼晴，场面感人而喜剧。

我大弟六八年由贵阳六中安置下乡到了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月亮山。去了没有几个月，说是那里属于三防地区：防火防特防空降（？），让知识青年撤回。所以我弟回来以后一直待在家里，时不时地就来赵家庄帮助我带兰兰。同时联系到我们公社的茅草大队作为接收点，夏天办完转点的手续之后，他也安顿了下来。

就这样，在1970年的那个夏季，我们一家四个人就都生活在东风公社的地盘上了：我妈居中，在公社所在地的东风镇上；我弟在距我妈10来公里的茅草大队当农民；我带着兰兰离我妈最近。这样每逢赶场天，我就会背着兰兰去我妈那里说说话，在她那里吃上一碗没有肉哨的阳春面。等兰兰瞌睡来了睡着的时候，把她交给我妈看着，我还可以一个人溜出去赶场买点小东西。这样的团聚虽然很短暂，但是充满温馨和幸福，让我的那些知青同学羡慕不已。

这时候贵阳的家里就只有我那没有上过几天课就初中毕业的小弟留守，我和兰兰因为守着我妈，也不用进城。偶尔大弟从茅草寨过来，我妈就叫他来赵家庄接了我和兰兰一起去她工作的供销社聚在一起吃顿饭。

我弟来到赵家庄的河边，请坐船过河的社员给我带个信，叫我马上过来去乌当。一听到要去见外婆，兰兰高兴的在我的背上摇晃着小脑袋和小手又蹦又叫。

供销社就在公社卫生院的旁边，那次兰兰的手指划伤，我带她来包扎，还被我妈训了一顿。

冬天就要来了，乡下已经待不住，入冬前我在大弟弟的帮助下带着兰兰回到了贵阳的家和小弟弟生活在一起。偶尔我要外出就会要求他帮我看住兰兰，如果我去得久了，回来就要被他埋怨。

记得那时合群路口，有一个“四季春饭店”，早上去得早排队可以花8毛钱买到一份“豆腐干炒回锅肉”。我们拿回来把豆腐干选来吃掉，把几片肥肉用热水洗去面上的辣椒，可以煎得一点点猪油，给兰兰加在酱油拌饭里算是补充营养。快两岁的兰兰已经会讲很多话，还会拿着我的新疆手鼓跳舞，嘴里唱着乱七八糟的我们听不懂的歌。

临近过年，大弟弟也回来了。两个弟弟一起帮着我带兰兰，成天和她乱说乱讲，还在不大的房间里躲猫猫。有时我小弟摆弄他的矿石收音机，把耳机给兰兰的戴上，她听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音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有时候还会学着耳机里面广播员铿锵有力的读文件的声音讲话，逗得我和弟弟们笑得死去活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除了我和她爸，兰兰对这两个舅舅特别好的缘故。

尽管那段日子如此奔波辛苦，但生活依然充满快乐过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