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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与颅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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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国人之毫髮痛史，试想连颅顶自由都没有，头颅内还有何自由可言？
我曾经历的年代火红而炽热，举国“破四旧立四新”，狂澜既倒，无数民众与商铺一月之间更名易牌。旺灶、旺财、金灿、满仓等名字被团灭，向红、卫东、学军、朝阳……蔚为大观。
我认识的就有四人叫继红，我的朋友旅美小提琴家何东原名何超东，文革骤起就不得不把超字拿掉，以避忌讳。
触及皮肉与灵魂的革命当然要触及衣着与毫髮，红卫兵四处暴走，女子烫髮及男子西装头均难逃一劫，当街被剃阴阳头。
近两百年，国人颅顶毫髮的纠葛就未平息过。辛弃疾《水调歌头》句曰：“人间万事，毫髮常重泰山轻”，是对南宋世风与朝政痛心疾首之笔。我反转其意作文，倒也切题。
在西方，毫髮确具仪式感。体毛自是毫髮之一种，女露腋毛，男露鼻毛，均为西方文化禁忌。追想当年罗中立名画《父亲》，颇具震撼力，画中老农不但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连鼻毛也倔强不屈伸出鼻孔。他是“父亲”的象征，也是生息黄土高原的中华先民之象征。
“身体髮肤，受诸父母”。炎黄子孙确实不必为西方人划下的规矩方圆所困。女性腋下寸草不生，男性鼻毛要长短适度，毫釐不爽。这西方价值一点也不普世。
只不过，中国人的毫髮却常受政治侵害。当初满清入主中原，敏锐察觉颅顶仪式感的重要，于是书同文、车同轨之外添上“头同髮”，留髮不留头，此为臣服归顺的象征。
不知多少明朝遗民为拒绝辫子而殉国。“毫髮常重泰山轻”有了别样意味。然而毫髮和脑袋比，毕竟要轻一些，未几汉人也就认命了。
话说十九世纪中期北美发现金矿，人类社会任何发现都带来清浊互见的变迁。当美国梦镀上金色，燃起人的理想或欲念，带来罪恶或开拓精神，书写出无数善恶交织的故事。历史记住西部大开发的黄金岁月，也记住了淘金退潮后的狼藉砾石。
彼时大清国被两次鸦片战争打掉天朝威仪，痛定思痛开始“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是怀有民权思想的废奴主义者。在他的推动下，迭遭不平等条约羞辱的清朝与美国签订了难得的平等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它赋予中国人免签证自由进出美国旅游、贸易、永久居留的权利。于是中介公司签约大批华工赴北美淘金，包食宿和预付安家费，但要靠血汗工钱偿还。这种劳工契约被称為“卖猪仔”。后来美国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引进了更多华工，一同引进的还有陌生符号——辫子。
华人是美国历史一部分，更是西部开发史的重要篇章。早期来美华人贡献良多，但他们自成一统，很难也无意融入社会。
余英时在《华侨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北美华侨历史虽逾一百几十年，但前期很少有人愿意扎根，多叶落归根，带着积蓄回乡养老。故而他们只是飘萍万里的寄居者。
加州政府接纳华人，除却他们的贡献值，亦因华人几乎不佔税金社会支出（比如教育）。而华人勤劳和学习技能的聪明，又令雇主满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化抵触。
最大摩擦系数反而来自同一阶层其他族群，比如祖家比中国还贫穷的爱尔兰人。Ching Chong就是白人淘金者嘲笑华人口音的辱华词汇。那时华人多来自广东四邑，他们称西人為“番鬼佬”，实已超越口音歧视而语涉种族。然而大家同为天涯游子，哪怕不相安，倒也大致无事。
说到歧视，华夷均不能免俗，越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就越严重。扪心自问，以大清官民对洋人的鄙夷和敌意，以及现时充斥网络的“鬼子”、“毛子”、“阿三”、“棒子”、“猴子”、“香蕉”、“殖狗”……当然还有“蝗虫”，此类汉语词汇之输出，属顺差抑或逆差，不必细究。值得探讨的是另一悬案——辫子问题。
金矿淘空，东西铁路贯通，经济与人性都进入衰退期。白人与华人的隔阂被放大。从看不惯到看不上，这是危险的一级台阶；从看不上到不容忍，就是台阶走完的陡然坠落。
无可否认，辫子是陋习，它本非汉族徽记，而是两百年来中国人的耻辱烙印。更难堪者，它给种族歧视者提供了攻击靶标，并生出极具侮辱性的造句：猪尾巴（Pigtail）。这和现时口水爱国者爱用的“白皮猪”堪有一比。然而语言攻诋再恶毒，杀伤力也比不上佩带法律腰牌的歧视压迫。
1873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社会郁结之气怒冲冲地寻觅洩洪区。同年三藩市议会通过《猪尾巴条例》（Pigtail Ordinance），规定囚犯必须剪辫，为卫生健康和滋生虱子计，囚犯头髮长度只能在一英寸以下，拒绝者将罚款和加判刑期。
此法案被三藩市奥尔沃德市长否决，他在否决书上写道：“这条可耻法案是对三藩市中国居民的恶意加害，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外侨地位和肤色种族。”
经济衰退期的失意白人正是政客票仓，只要够煽情就能收割选票。空头许诺分量不够，就诉诸仇恨。于是政客群起鼓譟造势，推动州议会通过了《猪尾巴条例》，并掀起排华运动。三藩市议会乘势重新通过《猪尾巴条例》，新任市长将之签署成地方法律。以法律之名的种族歧视，就此与权力捆绑。
请勿疏漏一段史实。同年，江西瑞昌乡民群起拆毁美国教堂，亦受到官府和士绅支持。那几年密集发生的攘夷扬州教案、酉阳教案、安庆教案、天津教案，背后都不无权力影子。
同在这一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情节离奇跌宕，堪称晚清四大奇案。此时美国也发生了一宗戏剧性讼案——“何安裘诉努曼案”。
话说《猪尾巴条例》之后，三藩市又通过了《立方空气法》（又称《住家条例》），规定每个居民必须有五百立方空气。唐人街脏乱差，华人居住挤迫，从肺活量到呼吸空间都不易达标。有论者认为此法律含有排华意味。但平心而论，别的族裔也会触犯此法，而且一样受罚。
此案主角何安裘因违反《立方空气法》被捕，被监狱警长努曼强制执行《猪尾巴条例》，剪掉辫子。何安裘“敝辫自珍”，愤而把警长告上联邦法庭，起诉理由是“不能挽回的损失”。
案子落在菲尔德法官手里，此公日后成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素有种族偏见劣跡，既赞成种族隔离政策，又认為法庭有权不许黑人入列陪审团。
但此案菲尔德法官俨然正义附体，词锋咄咄质问加州检察官：“《猪尾巴条例》假如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男性，为何不把美国女囚的辫子也剪掉？莫非虱子只咬男不咬女？只咬中国人而不咬美国人？”
菲尔德当庭宣判，加州议会和三藩市议会无权制定违背《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公平保障原则的地方法律，《猪尾巴条例》立即失效作废。
从历史后视镜观察这段故事，何安裘为华人长脸了吗？《立方空气法》保障所有族裔呼吸自由和健康，是否文明进步？时至今日，中国监狱犯人一样要剃头，莫非当年华人辫子是动不得的国粹？
何安裘案三十年后，满清被推翻，革命军沿街剪辫，不知几多遗民呼天抢地捍卫辫权，无数根油光水滑的辫子却终被革了命去。然而，自家人剪辫和洋夷犯我毫髮，性质截然不同。
好比当下法国禁止公立学校内戴伊斯兰头巾、犹太帽、十字架，并非所有族群都认为是公平的。在悲情叙事的语境，那是对某种文明的轻侮和欺凌。同样，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充满悲情话语，苦大仇深，当年国共两党都要反帝，这种屈辱情结是革命的重要原动力。
除却辫子，辛亥革命革掉了君权。然而革命最终果实还是权力，如同宿命，权力所衍生的政治决定着新秩序。民国废而新中国兴，“兴无灭资”，头髮风波了犹未了。直至开放改革之初，蓄长髮穿喇叭裤的新潮后生仍遭众口所诛。哀哉毫髮！
所幸斗转星移，若论中国文明最大的进步，不在联合国公约的公民权利，而是争得毫髮支配权。中国特色全能社会，无微不至的关怀已有所简化，只要在政治领域之外，个人身体髮肤渐趋不设防。于是毫髮率先取得独立与自由，君不见一条鞭式、三花聚顶式、二龙戏珠式、百川归海式……哪怕文革阴阳头，也演化出时髦变种！
“人间万事，毫髮常重泰山轻”。回溯国人之毫髮痛史，别轻视这点进步，试想连颅顶自由都没有，头颅内还有何自由可言？
——油画图片均系广东旅美画家司徒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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