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华人世界最后一位「国师」
张艺谋是谁，在中国恐怕不认识他的人很少。
一到了诸如奥运、G20、70周年联欢等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导演似乎只有张艺谋，而2020年冬奥会开幕式导演依旧是他。
不是中国只剩这么一个导演，而是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
为什么总是他？
是因为中国的第五代导演诸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他们在未进入商业大片时代的时候身上都背负着较强的人文意识。
他们在其影视作品中都会把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东西加入进去并以电影作为载体向世界传达中国的软文化。
他的身上有民族意识，更有家国情怀，也有不世俗的创意，我们看过了太多主旋律的致敬。
可在张艺谋的身上好像没有传统的文绉绉，一味说着伟大，即使是正能量的东西也能获得14亿甲方的认可。
摄像师出身的张艺谋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画面感，而且对色彩的雕琢也恰到好处，在他的电影中，观众欣赏到的是清新、唯美、别致的镜像世界和多彩的画面。
从《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满城尽带黄金甲》、《英雄》到《十面埋伏》……
夸张热烈的色彩不仅成功塑造了无数美妙的画面，而且增添了影片独特的观赏性和审美性。
色彩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元素，不仅能以“百分百天然色”来满足在银幕上复制客观物质现实的目的，而且对故事的发展、矛盾冲突的营造和解决等起着叙述性的作用。
电影中色彩的叙事作用主要指通过对色彩的运用来展现 自然，美化生活，带给观众最真实的视觉感受。
在电影中，张艺谋将色彩的叙事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张艺谋对色彩有着特殊的偏爱，甚至达到了痴醉和偏执的境地。
以色彩讲故事虽不是张艺谋的首创，但他是做得最好的。
张艺谋对色彩的处理不仅体现出独特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 ，而且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崭新的高度。
除色彩之外，张艺谋的电影之路在外人看来就是处于开挂的状态。
张艺谋出生于50年代，长大成人后便遇到了变革的时代，他必须到农村插队，然后到工厂当工人。
在咸阳棉纺八厂上班期间，他喜欢上了摄影，总拍些他人看起来奇奇怪怪的照片，俨然一副怪人的行径。
十年动乱结束，国家恢复了高考，但是当时的他已经28岁，过了高考规定的考试年纪。
不甘心一辈子做工人的张艺谋，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做成了集子，寄给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破格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录取。
面对这次“机会”张艺谋有着自己的理解：
“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机会，没有人能长一双慧眼，看到机会的来临。
你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往往是准备之后你做了临时性的选择、不知深浅的决定，正是这些准备，让你的各种选择和决定改变了命运。
等你若干年回过头看，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抓住的就是机会。”
可进了学校不代表就能成功，他与同届的陈凯歌、田壮壮等艺术世家的子弟相比，他这个“走后门”进来的工人显得格格不入。
他能做的就是低调、不言语，勤奋的像一头老黄牛，在田地里不停的耕种，一刻也不敢停歇。
每天的生活就是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他阅读了大量的摄影书籍和电影艺术，并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艺。
陈凯歌多年后回忆到，那会儿，艺谋不爱说话，但他们都知道，摄影系有个张艺谋，是个人才。
就连张艺谋自己都说，王家卫和姜文是天才，自己和李安是老黄牛属性，他们能吃这碗饭靠的就是比别人更加努力和勤奋。
毕业两年后，担任同学陈凯歌《黄土地》的摄影，以独特造型表现出黄土的浑朴和壮美，荣获金鸡奖最佳摄影。
1987年在吴天明导演的《老井》中，张艺谋扮演淳朴能干的农民孙旺泉，这是他第一次做演员。
然而他又做到了极致。
一举拿下金鸡、百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三个影帝奖杯，并成为我国第一个A类电影节影帝。
处女座《红高粱》，获得柏林金熊奖，而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分获欧洲三大电影节奖项。
进入千禧年后，《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片又不断刷新华语票房记录。
随后，他又成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G20峰会开幕式等大型国家级或国际级活动的导演，交出完美答卷。
关于他“国师”的赞誉不胫而走，杨澜曾在采访中问他如何看待大家叫他“国师”？
他回答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抓住了机遇，是时代给了我机会，我从不认为我自己有多么牛，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
这种孺子牛般的谦逊精神，放眼国内，可不是一般导演能比拟的。
我们可以认为张艺谋是人民币“玩家”，但是这个“玩家”背后却有着常人不能承受之责任与压力。
在筹备自己的首部导演作品《红高粱》时，张艺谋就像个永动机一样，跑着电影的每一个环节。
坐火车、坐公交，在拥挤的人群中顶着已被踩破的脚到莫言工作的地方，与莫言商量《红高粱》的改编事宜。
十分钟后，两人一拍即合，并不是因为价钱出的多高，而是莫言觉得这个人看懂了《红高粱》，所以自己宁可不要钱也会支持。
自己当了导演，摄影自然不能兼任，他找来了同学顾长卫，向剧组介绍他时说：“他是全班摄影第一名”。
男主自然是姜文，那个年代的姜文阳刚有型，一副大汉子的形象，特别贴合余占鳌这一角色。
女主当时定下的是史可，但张艺谋总觉得缺点什么，尽管莫言认为她丰腴的外形很适合。
最后选择了来面试的巩俐，事实证明老谋子的这次坚持确实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结果。
为了符合当时的农民形象，巩俐练习挑水，电影开拍时已与当地的农妇无异。
姜文经常在莫言家门前的河里洗澡，脱得只剩底裤，待到全身湿透后，回到岸上躺下来将自己晒得黢黑。
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张艺谋，那就是电影的第三主角。
那片野生的红高粱就是电影中的第三主角，可那时早已过了高粱的种植期，农民们小麦都吃不完，更不会有人去操心杂粮。
彼时的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冒着政治风险，私下里找厂里的副业部门凑了4万块，并说“出问题我抗，先种上再说”。
张艺谋以每亩200元的价格，请当地的农民种了200亩高粱，那时的张艺谋就蹲在农田间听高粱生长的声音。
张艺谋改变了高粱的种植季节，但他改变不了现实的窘迫。
整部电影成本超过80万元，但中影当时只愿意出70万购买，而选送参加柏林电影节是陈凯歌的《孩子王》非《红高粱》。
一切不公似乎都落在了张艺谋的头上，那个前一年还是三料影帝的张艺谋，现在只是个恳求奇迹发生的新人导演。
电影拍完后，张艺谋把拍电影时穿烂的一双鞋埋在了黄土之下，发誓“此部电影不成功，以后再不拍电影”。
这不是一时的激昂，而是他根本输不起。
一旦有所闪失，恩师吴天明将万劫不复，同学顾长卫很可能工作不保，编剧莫言也会继续在小房子里苦熬。
至于还在上学的巩俐，刚凭借《芙蓉镇》获得百花奖影帝的姜文，他们都处于意气风发的年纪，经不起这一场失败。
一次赔上身家和未来的豪赌，他们赢了，也有了后来的国师、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陈凯歌退赛，电影局以《红高粱》为备选，然后一举夺魁，好消息传到国内。
两毛五的票价在大城市被炒到10元，仍旧供不应求，《红高粱》最终获得了4000万票房，那可是1988年的4000万。
按照今天的换算模式，相当于观影人次超过4亿。
这是什么概念？
国内票房前三位，《战狼2》的观影人次是1.6亿，《哪吒之魔童降世》为1.39亿，《流浪地球》是1.05亿，三部电影加起来勉强与《红高粱》持平。
华语电影的每一次改革都有张艺谋的身影，并且每次都走在最前列接受“炮火”冲击。
同期的导演和后辈都在模仿张艺谋拍一些想吐题材，没人去在意票房，更看重个人荣誉的加身。
《英雄》就在这一艰难变革时期应运而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推进了华语电影的商业化。
如果没有张艺谋不计较个人毁誉的风险以及对中国电影的责任心，大陆电影市场将会步台湾和日本电影的后尘。
国内的艺术片在国外屡屡获奖，可在国内却没有市场，电影院接连倒闭，市场份额被好莱坞和当时的港片蚕食。
可当年的公知和媒体给张艺谋的评价又是如何？
都是一片谴责之声，抨击他放弃了艺术理想，只为赚钱，屈服于权力和资本，甚至有些媒体人以批评张艺谋来彰显自己的个性。
当华语电影在不断地发展中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票仓的时候，许多人又翻看当年的张艺谋，对他的功绩歌功颂德。
《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片由烂片的口吻转成了经典的口耳相传。
而那些被他们捧上天的港台和内地文艺大导，如杨德昌、侯孝贤、王家卫、蔡明亮、许鞍华、贾樟柯……
他们所有人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得的奖项加起来都不能与张艺谋相当，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提名更是为零。
就算这些人在国外有着较高的评价，可海外票房张艺谋依旧是第一人，并不是有意黑这些导演，只是摆事实。
可在2008年以前，这些东西根本见不得天日。
因为在世纪之交之时，互联网刚刚普及，那些所谓的网络大V，处处充斥着公知的气息，他们“精神美国人”、“抹黑中国”，反对言论层出不穷。
恰恰他们这批人又拥有大批拥趸，爱国言论会被他们的口水淹的连粒沙都看不见，更不提去夸奖张艺谋。
他们见不得中国好，当然也见不得中国出现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大艺术家。
2008年，多难兴邦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浩劫，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激发，爱国才渐渐成为主流。
汶川地震的十万子弟兵，军民鱼水情；奥运会的大国风范，巍巍中华五千年；雪灾的全国一条心，共御天灾。
这些在困难面前的团结让那些所谓公知的嚣张气焰熄了火，其中少不了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张艺谋。
在与李安、陈凯歌等人的竞标中获胜的张艺谋，拿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职位。
一路下来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如今可以坐下来回看2008谈笑风生，可彼时的张艺谋却顶着“只准成功不需失败”的指令以及全国人民数亿双眼睛的观望。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只要他稍微有一丝松懈就会让整场开幕式变成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的众矢之的。
那时的他正在执导《满城尽带黄金甲》，奥运会与电影齐头并进，他都出色的完成，然后又投入到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电影中。
迄今为止，内地导演和港台导演（不包括已混好莱坞的李安）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得的奖项加起来才与张艺谋打个平手。
张艺谋的电影在三大电影节的奖项，占了中国所有导演总和的小一半，超过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电影导演的总和；
超过了韩国电影导演的总和，是日本电影导演的一半还多一些。
在国内电影奖项上，张艺谋同样奖项等身，先后获得8次华表奖，9次金鸡奖，7次百花奖，2次金像奖，1次金马奖（仅参加一次即得奖），合计27座奖杯。
现如今冯小刚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但还是国内一线大导演，可他什么奖项傍身，在电影不济时骂观众“垃圾”。
可我们见过张艺谋为自己的争议抱怨过吗？答案是没有。
不论是双张之争，超生话题（第一时间缴纳罚款并向全国人民道歉）还是烂片言论、江郎才尽，他都没有出来为自己辩解，反而专注于下一部作品。
他的电影，每一部都在华语电影历史的节点上。
捧出了巩俐、章子怡这两位在国内处于金字塔塔尖的演员，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创新，且带出一位新人。
反观冯小刚，尽管不能无视他对华语商业片的贡献，但他最大的成就好像就是让别人以为他和张艺谋、陈凯歌齐名。
就算现在以票房论英雄，张艺谋也仅仅只有《长城》失利，其余的电影都大赚特赚，而且能在海外赚钱的华语电影人，只有他和成龙。
但是《长城》又是张艺谋为华语电影工业化进程进行的一次试水，让华语有参考的案例，虽然他没有全盘话语权。
《长城》的失败具有超前性，因为华语电影目前的发展路数就是在向《长城》看齐。
张艺谋对华语电影的贡献不是一两句刻意抹黑就能擦去，他的成就不需要那些所谓公知的认可，国内外创历史的奖项就是最好的无言回击。
“国师”这匹“老马”志在千里，并且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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