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看社会学

坦率地说，大体上我对社会学的未来持悲观态度。拥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遗憾的是，社会学并没有。我们也有做调查，也用统计方法，可社会学并没有独立的方法体系。同样，在理论上，社会学也鱼龙混杂，难称体系。或许有人认为事情正好相反，不过，恕我直言，我不认同。

社会学家曾经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特征都处在衰落之中。第一，是思想，也有人称之为理论。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实证科学的发展，思想的生发与创造越来越有赖于证据。纯粹的思想如果不是宗教和意识形态，虽然还有人听，但听众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当然，这不是因为思想不重要，恰恰是因为思想太重要，人们才不愿意随便相信，人们才希望看到有证据的思想，有证据的观点。第二，是数据。自克希（Leslie Kish）创立抽样技术以来，通过运用抽样调查方法，社会学家们获得了一些独有的数据资源。可是，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调查数据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机构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挤压，失去越来越多的发言权。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们对一些新社会现象视而不见。什么叫视而不见？譬如万物互联的数字社会与社会学创立之初和蓬勃发展期的工厂社会显然有着天壤之别，跟圈地运动产生的城市社会也大相径庭。但社会学家们似乎极少有人关注这些现象，更多的精力反而放在业主反抗、上访等民生细节上，忽略了大格局、大趋势的细节关注无异于自娱自乐。反倒是网络科学家们近些年大举进入社会领域，讨论了众多的社会议题，如线上社会情绪，这是多好的社会学概念啊，但却不是社会学家在讨论，而是网络科学家。基于这些观察，我认为，面对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社会学的应变能力和处置能力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同时，我还怀抱希望，我也看到了问题驱动的研究逐步在渗透或侵蚀到无学科分野的研究中，且走向两个极端：走到专门领域的学科界限分野越来越明确，走到共同领域的学科界限分野越来越模糊。社会学也许会接受网络科学的洗礼，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的确，有一些苗头值得我们关注，比如邓肯·沃茨（Duncan Watts）对六度分隔的研究，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对知晓（knowing）的探讨，多学科专家包括社会学家对复杂性的探索等。有许多新的、主题导向的研究议题也在出现，注意，是主题驱动（theme driven）而不是问题驱动（question driven），且非常基础。比如对合作（cooperation）的研究，作为研究主题，我们知道它来自涂尔干，但作为社会机制，到今天，我们也未能讲清楚，如今则成了社会科学实验非常重要的主题。还有一些主题非常永恒，我们需要新的证据，同时需要在新的场景、新的社会情境中给出解释。这一块，我认为非常有研究潜力，它打通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也是我不绝望的依据。

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我认为我们是在三方夹击之下，其中两方来自国外，一方来自国内。具体来说，第一方来自美国。在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教我们的老师大都来自美国。美国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重技术不重思想与构架（framing）。第二方来自欧洲。欧洲思想界其实鱼龙混杂，譬如对国家与社会就有多种解读，且需要谨慎。如果站在与国家对立的立场探讨国家与社会，对今天的中国来讲非常不切合实际。这两年，我在倡导的一个理论框架，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角构架，在中国，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一个完全互动的结构，一个三的阶乘的结构，不能忽略其他只谈一个。从社会学传入中国开始，欧洲思想的影响就一直存在且没有中断，我们也有来自欧洲的挤压。第三方来自我们的港台尤其是台湾地区。社会学恢复早期，台湾学者对大陆的影响很大。遗憾的是，少数学术前辈还陷在几十年前的学术场景中，知识没有更新，却要不断阐发，对我们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中国社会学受到三方挤压，再加上自身传统和费老倡导现实问题驱动的研究，使得社会学当下的格局没有一条清晰主线。对中国社会学到底是中国的社会学，还是世界社会学的中国部分，抑或是世界社会学之外的部分，学界没有清晰判断。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可能还需要一到两代人才可以捋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当然，我也担心如果我们的后代忙于应试教育，忽视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理解的话，那么可能为社会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魏昂德为我的这个担心提供过一个清晰的注脚，他说，20多年前他在斯坦福教中国学生的中国社会相关课程时非常忐忑。为什么？坐在台下那帮中国学生，任何一个人站起来讲一段中国，就足以让他下不了台。可现在，台下的中国学生没有人能讲中国故事让他有这种感觉，因为中国学生还不如他了解中国。这也是我最大的隐忧。

2.“社会学中国化”之分析

最初讨论社会学中国化，可能有三重含义：第一，适用性。我们没有创造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也好，人类学也好，都是人家创造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工具。我们直接将这些东西拿过来，适不是适用？如果不适用，怎么改造？这是费老那一代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认识。我读杨开道先生的文献，他讲的都是这些具体问题。比如说美国农民没有而中国农民有的问题是组织问题。他们用很清晰的对比告诉我们，理论的适用性在哪里。第二，基于中国事实产生的理论如何与基于其他事实产生的理论进行讨论。如果说第一种中国化叫“为我所用”，那么，第二种中国化就叫“与国际接轨”，这两种都是费老重点谈过的。第三，“为世界创造”，是当下和未来面临的问题。中国有一些东西是在其他国家不曾经历的，也是其他国家创造不出来的，如中国社会的组织体系、政策和制度创造的区域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等。现象上是城乡不平等，但理论上呢？可以把城乡分隔归纳为制度约束吗？两个概念的确在覆盖性上有出入，毕竟可讨论，到底是制度性不平等还是群体性或社会性不平等？如果这样讨论，就会有很多内容可谈，就可以为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做出贡献。

我建议不要把社会学中国化局限在具体问题上，而应该要看中国社会对人、人类社会的贡献。当然，中国的贡献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种族问题，一个是性别问题。在中国，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区域和城乡问题，如果再大一点，还有代际问题。当前，代际问题现在还没明显表现出来，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了。

尽管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有问题，但我还是有信心。如果我们做一些努力，并且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些创新，还是有机会为社会学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的。现在的问题是，方法太老了，而理论太洋了。克服老和洋，社会学中国化就可以为世界创造中国社会学。

本文摘自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系初稿，有改动。

邱泽奇，1962年生，湖北沔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攻读植物保护专业，1983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农业史专业，1986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1994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94—1996年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6—1997年任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1997—1998年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6年晋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201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至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创办主任（2006—2011）、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2012—2016），2016年设立重庆大学“费孝通勤学奖”，牵头在中国社会学会建立了技术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计算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0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201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技术社会学（数字社会）、计算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治理）、社会研究方法。出版《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1996）、《集体企业个案调查》（1996）、《社会学是什么》（2002）、《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2004）、《费孝通与江村》（2004）、《朋友在先》（2017；英文版，2019）、《技术与组织》（2017）等著作十余种，出版译著《社会研究方法》（2002）、《社会学理论的结构》（2001）、《评估：方法与技巧》（2002）、《调查方法》（2017）等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