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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行动者在言行中的自我展现
转自 | 北大公共传播
本文节选自第五章《行动者在言行中的自我展现》
如果将悲伤写进故事或告诉他人,那么就能忍受所有的悲伤。 ——艾萨克·迪内亲
在每一行动中,行动者首先想做的——不管他的行动是出于自然需要,还是随心所欲——就是展示自身的形象。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每一行动者—就其行动而言——在行动中体会的一种欢乐;由于现存的每一事物总渴望自身的存在,由于行动者在行动中的存在总是得到巩固,因此,欢乐必然随之而至这样,除非通过行动使潜在的自我得以展现,否则,无行动可言。
——但丁
行动者在言行中的自我展现 人的多样性：言行的基本条件——具有平等和差别的双重属性。如果人不平等，那么他们不仅不可能相互理解并了解其先辈，而且也不可能规划将来并预测后人的需要。如果人无差别一每个人都有别干任何其他一个现在、过去或将来的人那么他们也就无需通过言行使自己被人理解，只需用符号和声音来交流直接的、相同的需求和欲望便足够了。 人的差异性与不同性不是一回事。不同性指所有事物都具备一种奇特品质——“alteritas”。因此，在中世纪哲学中，它是存在物四项基本的、普遍的品质中的一项，比任何一个特定的品质都重要。的确，不同性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定义都有差别、为什么不将一物区别于另一物我们就无法判定这一物的理由。不同性的最抽象形式可以在无机物的纯粹增加中找到，而所有有机体生命都一直在展现其变种和差异性，甚至在同一物种的类之间也是如此。
但是，只有人才能表达出这种差异并使自己同他人相区别；而且也只有人才能同自身交流，且不止是交流某种信息一干渴或饥饿、爱情或故意或害怕。不同性（人与现存物共有）和差异性（人与生命之物共有）成了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人的多样性是这一独一无二的存在物的似非而是的多样性。 言行表现出这种独一无二的差异性。通过它们，人们使自己同他人相区别，而不只是表现出差异性。它们是人们（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人）借以相互展现的方式。这种展现同单纯的肉体存在不同，它有赖于主动性；但这是一种没有哪个人能加以抑制（并仍然是人）的主动性。在vitaactiva中，确实不再有其他的活动。人不劳动可以生活得很好，他们能强迫他人为其劳动，他们能十分容易地作出决定以利用和享受这个俗物世界（而无需设置一个有用的目标）。
虽然剥削者或奴隶主的生活以及寄生者的生活也许很不公正，但他们无疑是人。另一方面，没有言行的生活一用《圣经》意义上的话来说，这是唯一种已经急切地脱弃了所有展现和空虚的生活方式一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 我们以言行使自己进入了这个人类世界，这一进入就像一次再生，在这次再生中，我们证实并接受我们最初的身体长相这一明显的事实。
这种“进入”不像劳动那样为情势所迫而强加于我们，也不像工作那样由功利所激发。它也许是由一些人（我们期望作为伙伴加入到他们中去）的在场激发的，但却从不为其左右。产生这种“进入”的冲动来自我们诞生时进入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对我们的主动性开启一些新的东西，以对这一刻作出反应。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行动意味着采取主动，意味着开始（正如希腊语archein，即“开始”、“导引”，最终是“统治”所表明的），意味着促使某物启动（这是拉丁语agers的最初意义）。
由于他们就诞生而言是initium（即新来者和初学者），所以，人们采取主动性，促成行动的产生。奥古斯汀在其政治哲学中说，“总有一个开端，人在被创造出来之前无人存在。”这一开端不同于世界的起源；它是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开创者）而非物的起源。随着人类的产生，起源的原则便进入世界本身。当然，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说，当人类产生时，而不是在此之前，也就产生了自由原则。 新事物的诞生（它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中加以预测）是起源的本质。这一让人甚感诧异的不可预见性是起源和开端固有的。这样，来自无机物的生命起源在无机过程中是不可能的；正如从宇宙过程或人类来自动物生命演化的观点来看地球的形成一样。
新事物总是在统计规律与其机率的巨大差异中产生的，就所有实际的、每天的目的而言，这一机率就成了确定性。因此，新事物总是以一种奇迹的面目出现的。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他能预见不可预见的东西，能做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仅仅在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这样，随着每一次降生，一些独特的新东西便来到了这个世界。正因为人的这一独特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他们之前无所谓人的存在。如果作为起源的行动同降生的状况相一致，并且行动就是人之初生状态的实现的话，那么，言语也就同人之差别性相对应，并实现了人类的多样性状况，也就是说，实现了在相同的存在中作为独特的、有差别的存在的人类的生活状况。 言行两者密切相关，原因在于初始的、特定的人类行动必须同时回答问及每个新来者的问题：“你是谁？”揭示某人是谁暗含于这个人的言行中。然而，很显然，语言同展现间的关系较行动同展现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正如行动与起源之间的关系较语言同起源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一样，尽管许多、甚至大多数的行动是以语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不管怎样，没有语言的伴随，行动不仅会失去其展现的特征，而且也同样会失去其理由——可以这样说。不是行动着的人而是行动着的机器人将获得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不可能理解的东西。没有言语的行动不再是行动，因为这里不再有行动者；而行动者（行动的实践者）只有当他同时也是说话者时，他才能成为行动者。他开始的行动通过充满人性的语言被表现出来;尽管没有语言伴随,他的行动也可以从其粗蛮的体形中观察到，但其行为只有通过语言—他在话语中认定自己是一个行动者，并声称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以及打算做什么—才变得相关。 没有其他哪一种人类的活动像行动一样需要语言。在所有其他的活动中，语言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它只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手段或某种在沉默中也可实现的某些东西的伴随物。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和信息的媒介确实是极为有用的;但这样它可以被一种符号语言所取代—它可能在传递某种意义—例如在数学及其他学科或某种团队工作的形式中一时被证明更有用和更适宜、这样，人类行动的能力(尤其是一致行动的能力)对于自我保护或追求利益来说确实也是极为有用的。
但是，倘若这里把行动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是最危险的话，那么很显然沉默的暴行更易于实现同样的目的。如此看来，行动似乎不是暴力的有效替代，正像说话(从纯粹功利的观点来看)是符号语言笨拙的替代一样。 人们在言行中表明他们是谁、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虽然他们外表的特征并不显示其独特的体形和声音。同某人可能是“什么”(他可能表现的或隐藏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陷)截然不同的“谁”的展现蕴含于他的一言一行中。
它只有在完全沉默和消极中才不显露,但它的展现作为一个刻意追求的目标几乎是达不到的,尽管一个人可以以同一方式占有和处置这一“谁”,并能处置他的品质。相反，这一点是很可能的——这个“谁”(在其他人看来是明确的、不会错的)依然隐藏在一个人自身的后面,就像希腊宗教中的daim6n(守护神)一样,他一生伴随着每-个人，总是从后面探头往前看，这样只有在那些与他正面相遇的人的眼中才是可见的。 言行的这一展示性品质只是在人们的相处（彼此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中表现出来，即在人的纯粹的群体性中表现出来。虽然没人知道其言行向谁展示、何时展示，但是他必须甘冒展示的风险。而这一点，无论是必然以忘我和不为人知的优秀作品的创作者，还是必然隐藏在他人之后的罪犯都不感兴趣。他们都是孤独的，一个有益于他人，另一个则有害于他人，因此他们在人类交际的界域之外。
此外，他们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是在腐化堕落、社会瓦解和政治衰败的时代才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其固有的以行为揭示行动者的倾向，行动需要充分展现我们曾称之为荣耀的闪光的辉煌，而这只有在公共领域才是可能的。 在行为中不揭示行动者，行动就失去了其特有的品质，成为其他诸种成就中的一种。这样，行动就像制造是生产一种东西的手段一样，成了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只要人类的群体性一丧失一即人们彼此要么和睦相处，要么反目成仇，就像在现代战争中人们为了取得有利自己、不利敌人的目标而采取行动和使用武力一样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在这些状况中（这种状况永远是存在的），语言的确成了“说话”仅仅是多了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不管它有助于蒙蔽敌人，还是有助于蛊惑人心；在这里，话语什么都未展现，展现只是来自行动本身，这一成就（同所有其他的成就一样）不能揭示“谁”——即行动者具有的独特的、显而易见的特征。 在这些状况中，行动通过超越纯生产活动——从低级地制造使用物品到富有灵感地创作艺术品，行动在最终的产品中才揭示其意义；并在制造过程终结（此时它可清楚地展现出来）之前无意展现自己——而失去了特质。
没有名字的行动（即“谁”与行动有关）是毫无意义的，而一件艺术作品则保留了它的一种相关性，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作者的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无名战士”建立的纪念碑不仅证实了颂扬（自那时起至今，颂扬依然存在）的必要性，也证实了寻找“谁”一即一个在四年的大屠杀中应该暴露出来的、可辨认的人——的必要性。
对这一残酷事实的不情愿的认同，激发了人们为“不知名者”所有那些由于战争而未能为人所知以及因此而被剥夺了人格尊严（并非其成就）的人——建造纪念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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