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纳格姆 | 创造性、自发性和诗意
作者 | 鲁尔·瓦纳格姆 法国著名学者、境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译者 | 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
选自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日常生活的革命》
转自 | 实践与文本
人们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创造性的状态之中。统治机构对于自由的组合使用，一经识破，便求助于实际经历的自由的概念，这一概念与个人的创造性密不可分。邀请人去生产、消费、组织，如今将不再能够操纵创造的激情，对于束缚的意识也将消解在其中（1）。
——自发性是创造性的存在方式，它并非一种孤立的状态，而是主观性的直接体验。自发性使创造的激情具体化，它引发实践性的实现，因而使诗意和按照根本主观性改变世界的意志成为可能（2）。
——质量是已被证实的在场，是创造的自发性的存在，是与本质的直接交流，是向诗意提供的机遇。它是诸多可能性的凝聚物，是一个知识和效率的倍增器，是智慧的使用指南；是自己的标准。质量的冲击会带来连锁反应，这一连锁反应在所有革命时刻中都可以观察得到；应当通过自由的和总体的创造积极性丑闻来激发这一反应（3）。
——诗意以其将自发性延伸至世界之中的功能，成为创造的自发性的组织行为。诗意是产生全新现实的行动。它是基本理论的实现之举，是革命行为的最佳形式。
在这个分数世界中，等级化的社会权力始终是历史进程中的公分母，向来只有一种可以容忍的自由，仅此一种：分子的改变，即为自已确定主人的永恒选择。由于东方和西方最为恶劣的极权国家不断倚仗这种自由，因而对于自由的这种使用最终会更加迅速地令人厌倦。
不过，如今较为普及的对千更换雇主的拒绝，也和国家机构的更新相一致。工业化世界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模仿一种共同的形式，也就是使旧的统治机制合理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自动化。这构成了自由的第一次机遇。
资产阶级民主表明，当个人自由互相限制并互相抵制时，资产阶级民主能够容忍这类个人的自由；这样演示已经做过：一个政府不论有多完善，它在挥舞自由的红绒布旗时，都无法不让人猜测其后还暗藏的一把利剑。因而自由不会不找出它的根源，即个人的创造性；不会不粗暴地拒绝自己只作为权力机构的许可之物，合法之物，可容忍之物，即权威的微笑。
自由最终将重新回到创造的真实性上，它的第二次机遇就在于权力的机制本身。显而易见，剥削和统治的抽象制度属于人类的创造物，它们在误入歧途、被操纵的创造性中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完善。当局只能够、也只愿意通过景观了解自由的各种可操纵的形式。
但是，与人们的隐秘行为相比，公开行为可谓微不足道。入们在谈论一件艺术作品时会说到创造性在创造性能量方面，当它每天激励人们千百次，就像未满足的欲望在涌动，人们在现实中寻找的梦幻，还有模糊却又明晰具体的感觉，体现莫名慌乱的念头和行动，这些又代表着什么呢！一切都命定在默默无闻中，手段的贫乏中，一切都被幽禁于存活之中，或被迫损失质量的富有，根据景观的范畴去表现自我。
让我们想想理想宫，傅立叶的绝妙制度，关税员卢梭[1]的图画世界。让每个人更确切地想想，思考一下梦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那些比凡高最美丽的星辰更为绚烂多姿的景色。想想人们在按照内在眼光不断地建造理想的世界，然而 行动却又在重复平庸之路。
不论如何异化，每个人都能掌握并辨认创造性那不可减少的一部分，即抵制一切谎言与束缚入侵的暗箱(camera obscura)。当社会组织将它的控制推广到人类的这一部分时，它所能支配的就只有机器人或者尸骸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就说明了为何当消费社会致力的恢复性尝试不断增加时，创造性的意识却相反地随之增强。
对于近在眼前的威胁，百眼巨人视而不见。在数量的统治下，质量没有合法公认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恰恰能够捍卫并维护质量。如果过分地追逐量，那么由于其中蕴藏的不满，却反而会增长对于质的绝对欲望。这一点我在上文中已经谈论过。束缚越是以消费自由的名义施行，这一矛盾引起的不适就会越发激起对于总体自由的渴望。劳动者表现出的力量中被压制的创造性，已经在生产的社会危机中被揭示出来。
马克思一劳永逸地揭露了强迫劳动中和对生产者的剥削中出现的创造性的异化。当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党羽（甚至敌人）在生产的前线遭受失败时，他们便竭力通过消费来间接地获得补偿。根据他们的指示，人在摆脱了生产者的功能之后，应当陷入一种新功能，即消费者的功能。工作时间的减少，休闲时间的模糊地带最终允许创造性的发挥。
人道主义的伪君子看似为创造性做出了贡献，实际上只不过是征集军队，准备在消费经济的战场上实施机动。如今消费者的异化通过可消费物的辩证法本身得以揭露，那么人们为极具破坏性的个人创造性准备了怎样的牢笼呢？我已经说过，领导者的最后一次机遇，就是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已被动性的组织者。
德维特·彼得斯(Dewitt Peters)[2]的坦率令人感动。他解释道，“如果仅仅让对事物感兴趣的人们支配颜料、画笔和画布，那么可能会出现奇怪的事情。”只要我们将该政策运用到十来个控制较好的领域中，例如戏剧、绘画、音乐、写作……并且总的来说是精心隔离开来的部门，我们就会保留某种机遇，即给予人们一种艺术家的意识，从事在博物馆和文化橱窗中展示自己创造性这一职业的意识。这种文化越是大众化，就越能说明权力大获全胜。
不过，以这种方式使现代人“文化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控制论专家方面，我们是否真的希望，人们会接受在当局专制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地进行实验？我们是否真的认为，人们在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之后，在粉刷他们囚牢的高墙后，他们不再做其他的事情？是什么阻止他们也运用武器、欲望、梦想、实现的技巧进行实验？何况鼓动者们已经散开在人群之中了。对创造性的最后一次操纵——艺术被动性的组织——被揭露出来。
保罗·克利[3]写道，“我寻找一个遥远的地方，它在创造性的根源处。我预感到，在那里，人类、动物、植物、火、水、空气和周围的一切力量其实都属于一种程式。“远处的这一地方，它只存在于权力的虚假视角中。实际上，所有创造性的根源都存在于个体的创造性之中；由此出发，一切生物与事物在极大的诗意自由中得以安排。这是新视角的出发点，对于这个新视角来说，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斗争。“主观性是唯一的真实”（克尔恺郭尔）。
真正的创造性是权力无法操纵的。1869年，在布鲁塞尔，警方以为发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传说中的金库，这一金库令资本家们颇为烦恼。警察搜得隐藏于阴暗之处的一个坚固的大箱子。打开之后，发现箱子里面只有煤炭。警察并不知道，经敌人之手触摸过后，国际工人协会的纯金便转变为煤炭。
在个体创造性的实验室里，革命的炼金术将日常中最为劣等的金属转变为黄金。首要的事就是要溶解关于束缚的意识，也就是说要在对创造性具有吸引力的使用中，溶解无力的感觉；将束缚熔化在创造力的冲动和对才华的客观肯定之中。狂妄自大在威信和景观方面毫无效果，但在这里，却是自我在对抗条件制约的联盟力量的斗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在如今取得胜利的虚无主义的黑夜中，创造性的火花，即本真生活的火花，将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当一种更好的存活组织的规划流产时，在渐渐融合成一道光线的不断增多的火花中，存有对于一种全新组织的承诺，这一次，全新的组织将建立在协调个人意志的基础之上。历史的进化将我们引向交叉路口，绝对的主观性将在那里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相遇。这一幸运时刻正是视角的颠倒。
自发性——自发性是个人创造性的存在方式。它是个人创造性的初次喷发，尚无瑕疵；既未在根源处受到腐蚀，也未受到操纵的威胁。如果说创造性是世界上分割得最为平均的事物，那么自发性则恰恰相反，它似乎属于一种特权。只有下面这类人持有该特权，他们在对权力的长期抵抗中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价值：革命时刻中的最大多数人，比我们想象更多的，是处于每天都在构建革命的时代的人。在创造性的光芒尚存的每个地方，自发性还保留着它的机遇。
查拉在1919年写道，“新兴的艺术家进行抗议，他不再绘画，而是直接创造。“直接性无疑是最简单的请求，但同时又是最根本的请求，它应当确定这些新兴的艺术家，他们将是生活情境的构建者。说它简单，是因为归根结底，滥用自发性这个词是不合适的。
只有以下这种情况是自发的：它并非来源于内心化的、一直渗透到潜意识中的束缚，此外，它摆脱了使人异化的抽象的控制，摆脱了景观操纵的控制。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发性是一种征服，而不只是一种馈赠。个人的调整应当通过调整无意识来进行（参照梦境的构建）。
直到现在，自发的创造性所缺少的，正是它明确的诗意意识。按照常识，人们总是希望将它描述成一种初级状态、一个先行阶段，紧接着 应当有一种理论纠正，一种面向抽象的转换。这样便能孤立出自发性，使其成为一个我中之物，以此辨认出自发性在景观范畴中的虚假性，在绘画行动中便是一例。然而自发的创造性本身就具有适当延续的条件。它掌握着自己的诗意。
在我看来，自发性构成了一种直接的体验，一种实际经验的意识，这一实际经验被团团围住，受到禁令的威胁，不过尚未被异化，还未曾变得不真实。在所经历的经验中心，每个人与自己最为接近。在这个特权的时空中，我明确地感觉到，真实使我不再认为必须要做某事。而且总是对必要性的意识引发异化。
按照法律上的说法，人们已经教会我在缺席状态下抓住自我；对本真生活某个时刻的意识消除了不在场的证明，未来的缺失在同样的虚无中与过去的缺失相遇。对于现时的意识正如一种即兴作品，与实际经验相协调。这一乐趣是贫乏的，因为它仍处于孤立的状态；这一乐趣又是富足的，因为它已经走向他人的相同乐趣。我不禁将它与爵士音乐的乐趣进行比较。
日常生活在最美好时刻时所具有的即兴作品的风格，酷似道尔[4]对于爵士音乐的相关描写：“非洲人对节奏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与我们不同：我们通过听觉感受节奏，而非洲人则通过肢体运动来感受节奏。他们的技巧基本上在千将不连续性引入静态平衡的内部，而节奏和音步在时间流动中强加了这种静态平衡。这种不连续性产生于不按节奏、令人着迷的重心，产生于符合节奏和音步的重音。不连续性在强加的静止重音和令人着迷的重音之间不断造成张力。”
创造的自发性时刻是视角颠倒最微不足道的在场方式。这是一个统一的时刻，也就是说既是单一的，又是多个的。真实乐趣的激发，让我在迷失时重新找回自我；在忘记自己姓甚名谁时清楚认识自我。直接体验的意识并非它物，而正是这种爵士乐，这种平衡。
相反，以分析为目的，致力于对实际经验的思考则与之截然不同；所有关千日常生活 的研究都属于这种情况，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属于这类情况——这正是为何我时时刻刻都力图将其自身批判涵盖在内，这是担心它会像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轻易被人操纵。旅行者如若全神贯注于所走路程的长度，那么他会比同伴更加疲惫，因为他的同伴是任想象跟着行走的步伐随意驰骋；同样，着眼于实际经验的尝试进行的思索会羁绊思想，使之抽象化，迫使其处于将来的回忆中。
为了能够真正在实际经验中确立思想，那么思想应当是自由的。只需在相同的看法中想想其他。当你塑造自我时，想想另一个你自己，有一天，会轮到他对你进行塑造。这样便对我产生了自发性。这是对我与自我及世界不可分离的最高的意识。
不过，应当寻回被工业文明野性化的自发性的足迹。重新成功地开始生活并非易事。对于愚蠢的念头而言，个人经验也是一种猎物、一种托词。应具备的条件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言：“如果我系着救生带，这是事实，然而我看不见支撑我的撑杆。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进行实践的方法。”诚然，这根撑杆确实存在，或许人人都可以抓住它，但是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
事实是，许多人在承认撑杆的存在之前就惶惶不可终日，早早地撒手尘寰了。但是，撑杆的确存在。这就是绝对的主观性：即意识到所有人都遵从同样的真正实现的意志，意识到在他人身上觉察出的主观意志，会加强他们自身的主观性。这种从自身起步的方法，放射光芒的方法，并非照向他者，而是照向在他人身上发现的自我的特质，这一方法赋予创造的自发性以一种战略地位，类似于发射基地的重要性。
对于引导我们的抽象空想和基本概念，今后最好将它们重新引向发源地，引向实际经验。这并非为了证实它们，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对它们进行修改，进行颠倒，将它们归还给实际的经验，而这些抽象空想和基本概念原本就出自实际经验，并且永远都不应超出这一范畴！在此条件下，人们不久之后便会意识到，个人的创造性与普遍的创造性并无不同。除了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不存在什么权威；这是每个人都应当向所有人证明的东西。
质量——我已经说过，平均分配在所有个体间的创造性，只有借助于某些特权时刻才能够直接地、自发地表达出来。诗意从这些先革命状态中辐射出来，改变生活，改造世界。难道我们不是有充分理由将这些状态置于质量这一现代恩泽所创造的条件当中吗？正如对千粗野之人突然像对最纯粹的生灵一般，给予精神上的温存——譬如对愚人克洛岱尔[5]像对圣徒让[6]一样，这时便从中流露出对于神灵的亵渎。
同样，一个动作、一种姿势，有时是一个语词，都不可辩驳地证明，存在一种向诗意提供的机遇，即向日常生活的整体构建、向视角的全面颠倒、向革命提供的机遇。质量是一条捷径，一种浓缩物，一种与本质的直接交流。
有一天，卡加梅[7]听到卢旺达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妪说道：“确实，白人天真得叫人没法生气！他们一点都不聪明！”他这样反驳道：“您怎能说出这样愚蠢的话？您可以像他们那样创造出这么多超出想象的奇迹吗？”她怜悯地笑着回答：“好好听着，我的孩子！他们学会了这一切，但是他们并不聪明！他们什么都不懂！”事实上，技术文明、量化交换和科学认知的不幸在于，他们没有创造出任何直接鼓励并解放自发创造性的事物，也没有创造出任何能够让他们即时了解世界的事物。
卢旺达老妪想表达的意思——站在比利时精神性的高度，白人官员会认为这位老妪愚昧无知——似乎包含着负罪感和某种恶意，也就是说带有无 耻的愚套，正如老话所说的：“我学富五车，因此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种研究如果并未放弃总体的观点，那么我必然能够从中有所获益。所说的“无”，是指质的连续阶段；在各个层面上，它仍处于质的行列中。请允许我构建这样一幅图景。假设有几个房间恰好上下相叠，从房间中央穿过的电梯将这些房间相连，这些房间在外部又通过旋转楼梯相通。住在不同房间里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但是，他们怎样与在外部楼梯中的人们交流呢？质的待有者和齿型认知的持有者之间并无对话。
1848年革命中，大多数工人都没有能力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但是他们却掌握了文本的精神。此外，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根本性。《共产党宣言》从理论的高度描述了工人的条件及其影响，这可以使最缺乏学识的无产者在时机到来时即刻领会马克思精神。将学问作为火焰喷射器使用的饱学之士，他们生来就得与另一类目不识丁的人融洽相处；这类目不识丁的人，却能够从日常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前者闲言高论中的内涵。批判的武器应当与武器的批判相接合。
只有质可以使人一跃而上，进入更高的阶段。这是野外生存教学法、街垒战教学法。但是，等级化权力的渐进性也同样只能构想一个渐进的知识等级；楼梯里的人们熟知台阶的性质和数量，他们相遇、擦肩而过、互相碰撞、互相辱骂。这有什么重要的呢？下面是通情达理的自学者，上面是兼收博采的知识分子，他们互相发出的倒转图像同样滑稽可笑。米盖尔·德·乌纳穆诺[8]和无耻的米昂·阿斯特雷[9]依靠思想的谋生者和他蔑视的人，他们的冲突毫无结果：脱离了质，智慧只不过是愚人的顽念。
炼金术士将伟大壮举必不可少的成分称为元质(materia prima)。 帕拉塞尔斯[10]所写的这段话对于质完全适用：“显而易见，穷人比富人拥有更多的元质。人们糟蹋精髓，却只抓住糟粕。元质随处可见却又无法看见，孩童在街上与其玩耍。但是无知的人们每天都在践踏元质。”然而当专业性思维和渐进认知的堡垒崩塌时，对于质的元质的意识应当在大多数人的心中逐渐明确。
从此，无产阶级化使从事创造性职业的人和职业阻碍其创造的人，即艺术家和劳动者都陷入了同样的虚无主义。这种无产阶级化及其拒绝并肩而行，即拒绝创造性的各种操纵形式。无产阶级化在文化财富——唱片、电影、袖珍书籍——的充斥中进行。这些文化财富一旦从可消费物中挣脱出来，便会毫不延迟地服务于真正的创造性。因此，对经济和文化消费机制的破坏活动抓住机遇，作为榜样在年轻人当中声名鹊起。这些年轻人窃取书籍，试图从中确认他们的激进性。
重新投入质的氛围中后，各种认知创造了一张磁性网，能够撼动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通过简单的自发创造性的指数力量，知识成倍地增长。借助财富的手段，一位德国工程师以极低的代价制作了一台仪器，它可以实现与回旋加速器相同的操作。如果同样尚未被充分激发的个人创造性最终获得了相同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不期望质的冲击和连锁反应呢？在连锁反应中，个人坚持的自由精神以集体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喜悦的火光和禁令的解除中欢庆社会的盛典。
对于协调一致的革命团体而言，所要做的不再是创造一种新的条件制约，而恰恰相反，要建立一些保护区，其中条件制约的强度趋于零。让人人都意识到自身的创造潜力，这一企图倘若不通过质的冲击来唤醒人们，则必将归于失败。对于群众的党派，按数量为基础征集的团体，我们不应再有任何期待。
相反，在一个微型社会中，社会成员在行为或是绝对思想的基础上互相认可，严密的理论过滤使该社会持久地处于有效实践的状态中，因而，这样一个核心可以集合一切机会，有朝一日，鼓足力量放射出光芒，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性。应当将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的绝望转变为希望；在现代战略的方向上纠正他们中世纪武士式的战术。
诗意——什么是诗意？诗意是对于创造自发性的组织，是按照协调的内在法则对于质的开发利用。就是希腊人所称呼的POIEN，它是被回归到初次进发时纯净状态的“做事”，总之，是回归到整体性。
在没有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诗意。诗意留下的空白由其对立物占据：信息，中继的规划，专业化，改革；总之是形式各异的碎片。不过，质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诗意的延伸。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丰富的符号和大量的可能性迷失于混乱之中，由于缺乏协调而失去方向，在互相干扰中散成碎屑。然而效率标准始终占主导地位。因此，诗意也是行动所领会的根本理论；是革命的战略战术的加冕礼；是日常生活中伟大游戏的顶峰。
诗意是什么？1895年，一次罢工进行得极不顺利，似乎注定要失败。此时，全国铁路工会的一名活动分子发了言，并影射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这个办法代价很低。他宣称：＂恰当地使用某种材料，我们可以用两个苏[11]的成本就使火车头无法运转。“政府和资本家立刻作出让步。在这里，诗意显然是产生新现实的行动，是视角颠倒的行动。元质就在所有人的手边。知道元质的使用方法，并能够有效加以利用的人就是诗人。
当日常生活提供了大量可供使用、独一无二的力量时，两个苏的材料指的是什么：是生活的意志，无节制的欲望，热爱的激情，对激情的热爱，害怕和焦虑的力量，仇恨的膨胀和疯狂摧毁的后果？在怎样的诗意动乱中，我们不期望感受到情感？正如死亡、年龄、疾病的情感那样普遍被人感知？日常生活的漫长革命和所有人而非一人共同创造的唯一一种诗意，正是从这种尚处于边缘的意识出发的。
诗意是什么？审美家如是问道。那么应当提醒他们注意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诗意很少会成为诗歌。大部分艺术作品都背叛诗意。既然诗意和权力不可调和，那么它还能有别的样子吗？艺术家的创造性充其量是给自己画地为牢，自闭于其中，期待着它尚未最后显露身手的作品中那个时刻；不过，尽管作者对这最后一手——它先于完美的交流期待很多，但只要创造性的反抗没能引导艺术去实现艺术，就永远不会显露这最后一手。
非洲的艺术作品，不论是诗歌或者音乐，雕塑或者面具，只有当它是创造性的语言、行动着的言语时，当它发挥作用时，才被视作已完成的作品。不过并非只有非洲艺术是这样。世界上没有哪种艺术不力图发挥作用；甚至在日后操纵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正如唯一的和同一的初始意志：生活于丰富的创造性时刻之中的意志。人们是否理解最好的作品为何没有结局？它们只是以各种音色来要求自我实现的权利，进入实际经验世界的权利。现行艺术的解体就像一张弓，为了这样一支箭拉开到理想的位置。
没有什么可以从过去的文化中拯救文化的过去，除非是图画、文献、音乐或者石头建筑。从这些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质触及到我们的内心。这些形式如今已被各种艺术形式的衰弱所传染。萨德，洛特雷阿蒙，还有维庸，卢克莱修[12]，拉伯雷，帕斯卡，傅立叶，博世[13]，但丁，巴赫，斯威夫特[14]，莎士比亚，乌切洛……他们褪去文化的外衣，走出历史将他们召集于内的博物馆，又如同致命的连发枪弹，进入艺术实现者的翻转大锅内。从什么方面来评价一件古代作品的价值呢？从作品包含的绝对理论方面，从创造自发性的核心方面。为了一种新颖的诗意，新起的创造者们准备通过这种诗意来解放创造的自发性。
绝对的理论善于推迟创造自发性所引发的行动，既不变更其路线，也不将其引入歧途。同样，艺术尝试在最辉煌的时刻试图赋予世界以主观性的运动。这种主观性总是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并且伴随着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渴望。然而，当绝对的理论符合诗意的现实、符合正在形成的现实时，在人们正在改造的世界中，艺术投身于同样的步骤，并冒着比迷失方向和腐化堕落更大的风险。只有武装起来防备自我的、防备最弱小事物的——最具美感的——艺术才能抵制被操纵。
我们知道，消费社会将艺术简化为各种可消费产品。简化越是普及，解体就越是迅速，超越的机遇也更多。艺术家迫切希望交流，然而甚至在日常生活最简单的关系中，这种交流都被打断和禁止了。因而，对于新的交流方式的寻求不再局限于画家或者诗人，如今它属于一种集体的力量。因此，艺术古老的专业化走到了尽头。不再有艺术家，因为人人都是艺术家。今后的艺术作品，就是对激情生活的构建。
创造物没有作品产生的过程那么重要，也不及创造行动的重要。创造性的状态造就了艺术家，而不是博物馆。不幸的是，艺术家很少自认为是创造者。大多数时间中，他站在公众面前，供人观看。在艺术作品前的沉思姿态是掷向创造者的第一块石头。这种态度是创造者自己引发的，而今天它将毁灭创造者。因为这种态度被简化为消费的需求，从属于最为粗浅的经济的紧迫需要。因此，从术语的古典意义上来说，不再有艺术作品。同样，也不能再有艺术作品，这样会很好。诗意存在于别处，在事实中，在人们创造的事件中。事实的诗意历来都是被附带探讨的，如今它又重新融入所有注意力的中心，融入日常生活，其实它从未离开过的日常生活。
真正的诗意并不在乎诗意。马拉美在寻找书本时，只要取消诗歌，别无他求。如果不实现诗歌，又如何取消呢？然而，与马拉美同时代的一些人大张旗鼓地使用这种新诗意。当《希罗迪亚德》的作者称无政府主义鼓动者为“纯洁的天使”[15]时，他是否意识到这些鼓动者向诗人提供了一把钥匙，而诗人封闭于自己的语言中，无法使用这把钥匙？
诗意总是存在于某个地方。倘若它无意中脱离了艺术，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诗意首先存在于行动中，存在于生活的风格和对于这种风格的追寻中。诗意处处受到压制，却又遍地开花。在受到粗暴的压制后，它又在暴力中重新露面。在官僚们将其置于圣徒传记的文化中之前，诗意使骚乱神圣化，与反抗结党，鼓动社会的伟大庆典。
在历史进程中，甚至在局部的反抗中，甚至在罪行——正像克尔德鲁瓦[16]听说的一个人的反抗——中，真实的诗意应当可以证明，它首先要保护人性中不可减少的部分：创造的自发性。创造人类与社会统一体的意志，它并不是建立在集体虚构的基础上，而是从主观性出发。正是这种意志使新的诗意成为一种武器，每个人都应当学会自己使用这种武器。从今以后，诗意的经验受到高度重视。对于自发性的组织将是自发性本身的事业。（完）
- 注释 -
[1] 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法国画家，关税员是他的绰号。擅长热带雨林风格。绘画的描写主题包罗万象，除了巴黎市郊，还有手法率真的人像，瑰丽的预言性作品，花卉，尤其是一些异国情调的幻想式作品，如《站在岩石上的小孩》、《梦》、《睡着的吉普赛人》等。
[2] 德维特·彼得斯(Dewitt Peters)，美国水彩画家。
[3]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抽象派画家，出生于瑞士，大部分时间在德国度过。他是20世纪最富诗意与改革精神的艺术家，代表作有《树上处女》、《单翼英雄》等。
[4] 道尔(Robin Dauer)，美国爵士乐演奏家。
[5] 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诗人和剧作家。20世纪初在中国出任过外交官。代表作有《认识东方》等。
[6] 圣徒让(Jean de la Croix,1542-1591)，西班牙神秘主义者。
[7] 亚历克西·卡加梅(Alexis Kagame,1912-1981)，卢旺达学者，非洲人种哲学研究的先驱者。
[8] 乌纳穆诺(Miguelde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迷雾》，诗集《委拉斯凯兹的基督》、《流亡的谣曲》等。
[9] 阿斯特雷(Millan Astray)．西班牙外籍军团司令，佛朗哥的叛乱将领。
[10] 帕拉塞尔斯(Paracelse)，瑞士医生，提出革命性的医学理论，第一次将人体作为自然的观照而不再是上帝的造物。
[11] 苏(sou)，法国旧制辅币，为1/20法郎，即5个生丁。
[12] 卢克莱修(Lucrece，前98-55)，拉丁语为Titus Lucretius Carus，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著有《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13] 博世(Hieronymous Bosch,1450-1516)，生于荷兰，杰出的罗马天主教艺术家。
[14]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和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代表作有《格列佛游记》，《一只桶的故事》。
[15] 即马拉美在三十日诉讼中，称呼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为“纯洁的天使”。
[16] 克尔德鲁瓦(Coeurderoy)，法国十九世纪作家。作品中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视角。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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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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