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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杰 | 帝国的雄心和平庸——以日元的历史为主线

智酷助手 苇草智酷 2022-06-01


作者 | 于杰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便力图挤身世界大国行列,“开放”是这一努力的先行选项。期间,适逢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并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保持“霸权”地位。日本的大国之路即不可避免地同美国交织在一起:涉及货币、贸易、军事和政治。《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和《美日博弈》这四本书即从经济的角度就日本的崛起及日美关系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对认知时下的世界仍有借鉴。


2022年2月26日,智酷沙龙NO.129期邀请到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上述四本书的策划和校译者于杰,作家、日本问题研究者刘柠,《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琦以“帝国的雄心和平庸”为主题展开对话。以下根据速记内容整理成稿。


今天(2022年2月26日)是高桥是清遇刺的日子,在日本甚至东亚的近代历史上,高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日本过去这一个半世纪的追赶战略,涉及到社会、人文、政治、经济很多方面的内容,非常庞杂。我今天晚上从货币角度做一个探讨,题目是《帝国的雄心和平庸——以日元的历史为主线》,以时间做划分,分为七个阶段,希望能找到一个逻辑,让对日本感兴趣,包括对整个东亚和世界货币体系、国际经济体系感兴趣的朋友做一个参照。


一、银本位新日元时代


第一阶段从新日元诞生开始,我称其为银本位新日元时代,从1871年到1897年。1871年之后日本进入了新的纸币时代,以前是金属货币或者是金属货币为主的货币机制。1871年日本在欧美国家,特别是英国,包括日本的一些留洋派政治家的建议下,转入了纸币时代。


日本国内当时有两位主导者或说是思想提供者,一位是大隈重信,另外一位是伊藤博文,他们都曾经做过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在货币经济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大隈重信被很多日本人认为是现代日元之父。1871年日本通过《新货币条例》,采行银本位。当时为什么要采行银本位,有很多的原因,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英国和美国的影响。



在当时的英美这些大经济体看来,亚洲、东亚是一个落后的区域,落后区域是没有资格或者没有条件实行金本位(当时的西方大国是金本位)。在1871年及稍晚,日本曾经考虑过采行金本位,但是因为日本本国的国内条件,以及英国这些国家的压力,最终没有成行。所以说当时采行银本位是一个弱势国家的货币歧视,对日本来说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是第一阶段。

 


二、金本位及帝国高光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1897年到1936年,从银本位转到了金本位。前面讲了日本为什么采行银本位,除了西方国家的歧视以外,日本自身有一个重要的硬件缺陷,就是他没有足够的黄金准备。在1897年,日本有这个条件了,它有了足够的贵金属储备,就是来自于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这个非常重要。


当时中国应该是赔了4亿白银,日本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决策者要求清政府把白银换成英镑存在了英国,实际上是给日本从银本位转到金本位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准备。实现金本位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物质条件,另外一个是思想条件。物质条件就是《马关条约》的赔款,思想就是高桥是清。他在年轻的时候游历欧美,清楚看到欧洲大陆还有美国的发达,英国、美国当时都是实行金本位,他认为实行金本位代表是一个国家的先进程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桥对货币金融的认识非常深刻,可以说他是当时日本非常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金融家。在他看来,实行金本位,可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再者,日元可以同英镑、美元直接往来交易,特别重要的是借钱,接下来他就去借钱了。



1904年,日本跟俄罗斯开战。在19世纪末日本转向金本位了以后,日本得以直接在英国和美国市场发债。假设日本在1900年前后没有转成金本位,还是银本位的话,他在英国、美国借钱,就面临汇兑损失的问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最近出的《高桥是清传》。高桥在日本政界、金融界和商界出名,后来一飞冲天,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1904年、1905年在伦敦、德国市场、法国、纽约连续5次发债,给日本融了大笔资金。


这个钱决定了日本后来把俄罗斯打到了要谈判的地步。也是因为这个工作,他后来接连地进入了日本的官僚体系的核心,做了8次大藏相,还做了1次首相。高桥在接任日本银行行长之前,担任日本正金银行副行长,这家银行成立时是官方性质,专司外汇业务。高桥直接指导柜台业务,安排正金银行如何跟中国的上海和汇丰银行之间做交易、做生意,为日本赚外汇。日本当时已经是金本位,中国涉外业务官价还是银本位,中间汇率的差价此前都被汇丰银行赚去了。


在1897年到1936年这个时期,是日元的高光时刻,对日本来讲,也是国家的“高光”时刻,在东亚,在整个世界上影响都很大:1905年打败了俄国,1914年又在中国山东把德国打跑了,日本的世界位次接连升级。在前述第一阶段的银本位时期,实际上整个西方看不起日本,不只是看不起日本,整个东亚在英国和美国人眼里,特别是英国人眼里是个落后地区,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


日本崛起,后来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讲,日本第一次奇迹是在一战前后。这个阶段,在金本位制度下,日本和美国、英国平起平坐。我个人认为有两个角度可以观察,第一,在一战以后,日本海军实力大幅上升,1921年时,英国和美国对日本海军比较担心,他们因此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因为日本的海军势力主要在东亚,这就牵涉到中国山东问题,中国的代表团也被叫到华盛顿去开会。


这说明当时日本在实力上已经不容小觑了,可以说是平起平坐了。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能够收回山东主权,高桥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因为华盛顿会议当口,他恰好接任了半年首相,而他本人反对日本占领山东。当然,山东问题当时解决,主要是美国对日本的压力。


另一个角度,是日元的地位非常强,拿中国做一个对比,或者说做一个参照。大家都知道,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货币体系非常混乱,严肃的经济史学家或者货币专家大多不会给当时中国的货币做一个非常确定的定义,很难讲是什么本位。1928年蒋介石先生建立国民政府以后,一直想要统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1933年开始做货币改革,1933年到1934年做了废两改元。


最重要的是1935年11月4号的法币改革,中国当时听取了英国、日本和美国的意见,英国派李兹·罗斯,当时全世界非常有名的货币和金融专家,到中国来做顾问。英国当时的想法是借给中国2000万英镑,让中国拿白银做抵押,让美国在后边做一个保证,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把白银收购过去。因为当时美国正在执行《白银收购法案》,当时为什么又跟日本牵扯在一起呢?英国想着把中国拉到英镑区,也可以叫英镑圈,但是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势力已经很大了,英国真的要参与中国政治经济决策的话,必须要考虑日本的态度。



李兹·罗斯在1935年的年中六七月份的时候,绕道加拿大,专门去日本拜访日本决策者,中间包括高桥是清,日本非常强硬,他们在中国事情上不想听英国的意见。李兹·罗斯自己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他发现英国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很小,当时想给中国的2000万英镑贷款,也一直拖沓。中国在公布法币汇率的时候,发布了三个外汇牌价,即法币对英镑、美元和日元。当然当时对美元、日元的汇率发布是基于英镑做的兑算,英镑做了一个中介。从这个角度我想说明日元和日本当时在整个东亚,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从1936年开始,日本开始走入一个拐点,拐点就在于高桥被杀以后,日本就开始走上了坚定不移的军国主义道路。

 


三、战时规则、踢出美元圈、崩溃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颁布了《临时资金调控法》。1941年之后,又出了一些对金融货币进行管制的法律,后来被统称为《战时法案》。特别是1941年,美国冻结日本人资产之后,日本就基本上被美国踢出了美元圈。二战开始以后,英镑的影响力逐渐被美元替代。我一直坚持一个看法,美元的强势或者美元的霸权,是在一战以后到二战爆发之前已经确立的。


凡尔赛合约之后,德国给战胜国赔款,包括德国、英国及欧洲其它国家都缺钱,因此都去从美国借钱,这是美元第一次全球范围或者全球大国范围内流动。这实际上帮助美元变成了世界货币。日本在被美国踢出美元圈以后,日元的地位和影响力一落千丈。日本在二战后期或者侵华后期,国内通胀严重,日元贬值幅度没有1946-1948年中国的金圆券那么夸张,但也基本处于崩溃边缘。1937年日本出台这些资金的金融货币的管制法案,直影响了半个世纪,后边会提到这一点。

 


四、3S的Freerider


第四个阶段是1948年到1971年,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3S的Freerider。3S就是行天丰雄在《时运变迁》里提到的silent、smile、sometimesleep。


1944年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美国组织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的日本和德国都是敌对方,没机会参会。盟军战后接手日本以后,美国对日本经济的考虑是自力更生,日元汇率当时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不同种汇率的多轨制:有军用汇率、美国行政系统给出的汇率,以及更加多样化的市场汇率。1948年冷战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转变,考虑通过经济手段让日本强大起来,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一个屏障对抗苏联,以及未来的中国。


1949年美国给日元汇率做了一个定案。1948年前,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一直想着控制日元的汇率,就是所谓的军用汇率。到后来美国的国务院掌握了主动权。360日元对1美元并不是道奇决定的,美国国务院做了很多的测算,然后调研,实际上是一个博弈过程。日本国内当时比较紧张,有人以为能定330就不错了,最后定到了360。当然,有一些日本贸易商认为360也高估日元了,应该定到400,甚至更低。对日本人来说,或者日本的企业来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参与感,没有话语权,也不需要日本人自己内部的争吵,这样一个低汇率,给日本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约定是什么,是其他国家货币盯住美元、美元同黄金可兑换。日本在1949年11月确定对美元汇率之后,其实是完成了这一约定,即最终接受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安排,一只脚踏进了战后国际经济体系。


在1948、1949年的时候,美国曾经想没有任何条件和约束的,直接让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ATT的成员,但遭到了英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强烈反对。1954/5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相继成为IMF和GATT的成员,按两个组织的标准要求,日本是没机会成为其成员;而且成为两者成员后日本也没有严格遵守相应规则,原因就在于有美国在后边支持他。


这里要提一下,1949年时通产省成立,日本从国内产业政策领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同通产省有直接关系,通产省代表的日本产业政策,同低估的日元汇率互相仰衬,互为不可或缺。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刚刚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这是一本经典。


从1949年11月4日到1971年这段时间,在汇率问题上,日本可以说“不用动脑子”,基于日本55年体制,经济很快脱贫,并成就战后奇迹。如果跟1871年时间段对比会发现,日本这个时候,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有抗争,在汇率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了。

 


五、体系崩溃、石油美元和第二大单一经济体


1971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行情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家经常讲的石油美元也开始崛起,但是日本这个时候仍然在享受红利,变成第二大单一经济体。


1971年的8月13号戴维营会议,尼克松召集核心官员说美国无法继续维系布雷顿森林机制,要把它终结掉,终结方案主要是沃尔克来做的。以前日本是无忧无虑的躺,1971年8月15号尼克松讲话完了以后,日元不需要盯住美元,也不需要约定一个固定汇率,美元同黄金之间不绑定了,大家可以自由安排。这个时候没有约束了,但是反而是包括日元、德国马克,甚至英镑,忽然都没有了主意、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1971年一直到1975年前后,这些国家都在考虑着重新回到固定汇率,不一定是继续盯住美元。但是后来发现不成,这也是为什么几年后在牙买加会议上,国际会议基金才明确自由浮动是一个选项,不再把黄金作为一个货币的定价标准。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跟黄金脱钩,简体中文世界普遍认为,世界没法相信美元了,美国必须要找一个信物来挂钩,于是就找到了石油。我查了一些资料,也查了国内一些人讲的所谓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协议,这些资料经常引用康奈尔大学出版的Spiro所写的《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Hegemony》一书,这本书讲的是石油美元的循环问题。


书里有一句话,美国可能要求石油用美元结算,但这只是作者个人的一个猜测。“石油美元”这个概念最早是彼得森提出来的,他当年是美国总统国际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后来同苏世民联合创办了黑石,尼克松非常信任他。石油危机前后他提到一个问题,中东国家卖石油赚到的美元非常多,但这些钱分流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因为内外赤字,很缺钱,因此应该想方设法让石油美元回流,这是石油美元的正统概念。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美国上下也意识到石油美元的问题。


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前,要求新财政部长——西蒙到中东去说服沙特来买美债,实现石油美元的回流。1979年卡特时期,进一步完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沙特向美国出售石油,拿到美元后买美国国债,这是美国对沙特的要求。反过来,美国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也包括一些科技开发,基础设施等。



在水门事件前后,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对美国来说石油问题是最严峻的考验,西蒙中东之行,给后来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石油美元协议打下了基础。战后美国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就是1970年代,美元的信任问题、石油危机问题,还有政府内部一些丑闻,美元汇率不断下跌。这时候,日元、德国马克,有机会走强。第一次比较深度的美元对日元下跌,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1美元对日元到了178左右。但日元当时还没有做好做强势货币的准备。前面提到1948年到1971年这段时间,美国给日元汇率上做了安排,日本不用费神,美国说了算,真的放开了以后,日本自己并没有想法。所以日本在战后经济复苏过程中,自身在日元对外事务上并没有什么作为。


我在不同场合提到过另外一本书,讲的日本经济崛起的另外一个因素,名字叫《美国与日本奇迹》。这本书写的是二战以后到1971年,正好是我划定的第四阶段,整个东亚特别是中国大陆和日本、美国、台湾以及冷战那段时间的区域贸易,数据非常详实。书中记录了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是如何进入IMF和GATT的,贸易如何完成飞跃的。


日本奇迹基于美国的拉动,都陆重人先生的《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版的。


到1980年代初的时候,里根出任美国总统,美国决策者这时候已经认识到,美元地位动摇了。里根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在1983年去日本,跟日本谈判,称日元应该国际化,成为世界货币。国际化意味着一是储备和国际结算货币,二是到国外去发日元债,三是让美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银行进到日本的市场里来。当时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日元美元委员会,大藏相竹下登代表日本谈,也签了协议,但日本一直拖着不执行。

 


六、强势货币和亚洲金融危机



第六个阶段是1985年到1997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广场会议就是这个阶段的起点,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广场会议实际上是说在里根以市场化的手段来要求日元进行调整、走国际化道路成为世界货币这个方式失败之后,美、日、德、英和法国政府联合干预汇率的行动。广场会议是在1985年的9月份开的,但1985年3月份美元对日元已经开始下跌了,从1971年一直到2012年日元都是一个升值的趋势。


这一时期,强势的日元和马克,都不愿意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第二次石油危机时,伊朗曾经考虑将马克作为储备货币,德国央行明确反对伊朗这样做。德国联邦银行不愿意或者至少说没有准备好将马克作为主导货币,它甚至不愿意借出马克去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同样是这个心理。《美日博弈》里提到,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官员对美国的官员说,日本是不会像美国那样不断扩大逆差的。大家知道,作为国际货币,必须向外输出本币,逆差是最重要的输出途径。


这里可以做一个对比。1897年到1937年40年间,中国东北有日元流通,日本在当地发军票,这实际上是对外输出金融实力,现在也被解读为货币战,可以把它看成是当时一个日本帝国上升的状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但是1980年代的日元则完全不同,这中间反映了一个理念差异:强势货币至少代表了一国经济实力,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或者说经济体贸易优势不断增强的时候,本币应该升值,但却不升值,且被认为是他国在逼着本币升值。大家一起商量了你升值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在打压、在阴谋,这是矛盾的。这个也是我说战前和战后这两个阶段,对日本、日元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心态和做法。



这张图是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里面的份额。1991年的时候,美元的份额是最低的。因为广场会议之后,日元和德国马克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越来越重。有两个原因,一是两者标价的绝对数额在上升,另外日元、德国马克升值进一步提升了折成美元后的数额提升,进而造成美元相对份额下降。但是在1995年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份额一直在保持60左右,偶尔可能会上1% -2%,但并不影响美元的地位。


1995年日元兑美元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点,日元的估值汇率最高的时候是79.75:1美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元曾经有一段时间连续贬值,一直到1998年7月份到了147。后来有很多分析认为日元贬值带动了区域性的竞争性贬值。

 


七、金融大爆炸、第二梯队硬通货


最后一个阶段。到1998年,日本借着亚洲金融危机做了一次改革。日本是学英国伦敦的金融大爆炸,采取了几个方案,出台了几部法律,包括外汇管理法,日本银行法。法律的主要内容有,外汇交易不再指定机构,日元、外汇进出国境也非常容易了。


前面第三阶段提到,在1937年之后,日本出台了一些战时法律,一直断断续续延续到了1998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也是在这些制度和法律的框架下,1983年里甘跟日本谈判的时候,日本放不开外汇管理,也放不开资本市场,新银行法逐渐放开了外国的银行进来,日本本土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之间的混业经营也开始逐渐推行。


从1992年开始,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后来是20年、30年,日本银行不断的降低利率,到2000年前后就接近0了,这种情况下日元就成为了携带交易(carry trade),也叫融资套利交易的主要交易货币,借日元来套人民币、美元、英镑这样操作,日元因此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外汇业务币种,这是日元时下的全球角色。


现在也有人提到亚元的问题,在20世纪初,欧元出台前后,当时小渊惠三在任上做首相,日本曾经提出在亚洲创建亚元。有朋友讲过,这个方案出了以后受到美国的打压和反对,我是认为这个打压的判断过于拔高,我没有看到日本内部关于打压问题详细的讨论(当然不代表没有讨论),但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在亚洲来说首先信任度比较低,另外日本当时走下坡,中国是上升趋势,即便是有这种合作可能性,站在今天的环境下来考虑,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目前,在以美元为主体的现代国际货币体系里,日元的地位非常稳当,它是第二梯队的硬通货。美元和欧元之外,国际外汇储备里边日元占的比重是相对比较高,而且非常稳定。


最后做一个总结,在1987年在卢浮宫会议之后,西方大国就在不断的讨论美元一家独大的问题,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里,在国际结算支付的币种里的份额太大了,跟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不相称。这个问题讨论了超过三十年。行天丰雄先生在《时运变迁》里有一句话,我认为现在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有参考意义。他说用黄金、一个新发行的特别提款权,或任何其他创造的资产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看上去完全不现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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