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的差异：“因怒而奴”与“因侍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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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差异
“因怒而奴” & “因侍而仕”
编辑：糖樱拙见
话说，喜欢看韩剧或日剧的朋友们，或许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日本人与韩国人之间具有某些类似之处，其行为及情感方式，既很礼仪、内敛和隐忍，同时又很直率、强硬和刚烈。如《菊与刀》所说，这是一对矛盾体。
提起日本人，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武士道。然而，我们对日本武士道的观感，由于中日战争的原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残暴及嗜杀；而对武士道中的忠诚与担当，则多少有些无视。
近日，小编观看《四十七浪人》、《忠犬八公的故事》等日本电影，再次感受日本文化对忠诚品质的推崇与打造。同时，思考中日文化之间有什么区别，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因而有了本文。
有人说中日之间，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然而，这种说法是十分肤浅和相当靠不住的。从地缘环境看，中国是大陆文化，日本是岛屿文化；从政治结构看，中国是皇权文化，日本是封建文化。
其实，人类的各个文明之间，在其历史的源头上，都具有一定相似性，即都带有封建主义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察结论十分精准，具有普适性。在中日文化之间，同样适用这个规律。
所谓封建主义，就是实行封土建国，封建领主及臣民身分永远世袭，臣民对其领主效忠；同时，封建领国之间经常会发生战争杀戮，因而各封建领主均豢养了一大批擅于杀伐征战的武士。这些武士，在中国称为门客，如荆轲；在日本称为侍者，即武士。
日本传统社会，更近接于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相似。这种社会结构，是日本能取得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条件。日本在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迅速将武士阶层对封建领主的忠诚，转化为对天皇及国家的忠诚。同时，武士阶层的存在，也是日本能顺利实现国家转型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中国，秦始皇终结了春秋战国时代，过早地结束了封建社会。自此，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之久的皇权社会。由于受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历史五阶段观察结论的影响，我们习惯于将自秦始皇以降至民国以前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其实，这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概念的误读。
皇权社会的管理模式，是皇帝外派地方官员管理放牧天下百姓，同时百姓可监督地方官员。
在社会生活中，皇帝离人们太遥远，不可能成为忠诚的对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高皇帝远”；而地方各级官员，则是人们监督的对象，也不能为忠诚的对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肉食者鄙”。如此，忠诚不再是我们文化所崇尚和打造的人格品质。
在我们从封建社会转化为皇权社会的过程中，有两句最具标志性的豪言壮语：一是刘邦所言“大丈夫当如此也"；二是项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之也”这是两句话十分经典，充分能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人的人生观及价值观：一是对皇权的态度——蔑视皇权；二是对权力的态度——崇拜权力。
原先，人们在封建社会结构模式下，人人身份固定，人们忠诚于主人，而不是服从于权力，因而人们由侍而士。后来，人们在皇权社会结构模式下，人人可为皇帝，人们服从于权力，而不是忠诚于皇帝，因而人们因怒而奴。
比较中日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我们会发现，用生物群落的特征来说明两种文化的差别较为形象：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更像猴山群落，需要不断更替猴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周期律”；第二，日本传统社会更像蜂巢群落，需要永远供奉蜂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万世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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