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丨荆州青年还乡手记：故乡与异乡之间，我们究竟要落在何处？
文/荆楚连线
（荆楚连线微信公共账号jclx831）
记者夫妻大年初一的家庭会议：究竟要不要逃离北京？
作者 | 杨晶
异乡的北京难安眠，回到故乡难甘心，“何处落脚”成为了我和玉米这种夹心阶层最大的苦恼。
“该何处落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要解决地理空间上的安顿，更要解决好心灵上的归宿——你的心灵，是否已经练就地足够清醒、强大而又海纳百川！
失眠：大年初一夜
大年初一，凌晨2点，老家荆州。
窗外远方原本就稀稀拉拉的爆竹声，早已没了半点声响。
我开灯起床去洗手间，随后妻子玉米也去。
“我半天都没有睡着，有点抑郁。”重新返回到床上的妻子说。
“怎么了，是不是下午睡得太多了，晚上我们不是才看了灯展挺开心的吗。”我问。
“不是，明早再说。”
根据往常的经验，我知道妻子一定又是想到了什么事。我催促道：“说嘛，你不说，我反而睡不着。”
妻子经不起我的再三催促，终于开了口。
“我在想，我们以后孩子的事。万一我今年生了孩子，谁来带，在哪上学，想着就睡不着。”
“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你先怀上了再说。”
我知道这不是妻子第一次想这种问题，它们就像“不请自来的隔壁邻居”，时不时就会登门造访一次。
我原以为春节从北京回到老家能完全放松一下。
老家有亲人，有自己从小走到大的街道，有北京完全没有的市井美食。我们刚回到家的几天，努力寻着记忆，寻找着旧时的岁月静好，以图暂时逃避或忘却北漂烦恼。
然而，故乡其实已经大变。视觉上儿时巷弄被大量拆迁，新的高楼抹掉熟悉的天际线。听觉上，走到街上入耳的都是外来乡音，新的人口正在这里聚集，故乡成为了陌生的熟悉地。情感上，家里的亲人也在变老。时光它无声无息，却又锐利无比。明明才几个月不见，老一代人的脸上，以前从不见的皱纹，却那么崭新而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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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别人的眼中也在一天天成熟。我们虽然自感并未老去，但无奈在周遭人眼里，我们刚刚被催完婚，又到了“被催生”的年纪。
精神放松貌似是个伪命题。异乡的北京难安眠，回到故乡难甘心，“何处落脚”成为了我和玉米这种夹心阶层最大的苦恼。
寻找：何处落脚？
我和玉米于2009年在湖北武汉一家都市媒体认识，当时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老家在湖北荆州，在武汉读了六年书，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期间去了一年泰国，从事汉语志愿者工作，后来回国毕业后便进了这家报社。玉米老家是陕西宝鸡农村，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读完新闻本科，便也被同样一家都市媒体招到了武汉。
我和玉米的家庭都“基础不牢”，一个城市贫二代，一个农二代。家庭环境养成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同时反馈家里，让家里人都过上好生活。然而，先天资本不足，该落脚何处，成为了我们最大的迷茫。
我们一同在武汉工作了三年，不过却总是水土不服，在武汉媒体里工作期间，总想着离开这里，自认孔雀大雁，一心往外飞，这也是那个年头武汉大学生的“群体心理”。
那时我在报社跑汉正街线。汉正街是武汉的一条百年商业老街，各种鱼龙混杂，典型码头文化，一开始我进街采访，用了太多敬语，书生气太足，自以为礼仪周正，谁知汉正街里的生意人，多是汉腔大嗓门直来直去，容不得半点复杂。常常我刚开口便被拒，直接被扫地出门，搞得我一度挫败。
玉米也是，在上海小资环境下浸淫了四年，习惯了精致，刚来武汉，发现武汉的街边小馆，墙壁黑黝黝一片却照样顾客盈门，百思不得其解。到了夏天，夜市里的膀爷一边喝酒，一边吃串，稍有不合，便“电闪雷鸣”，唾沫横飞，甚至大打出手，习惯了上海小清新的玉米对此感到极不适应。
现在想来，这都是“文青病”，令人啼笑皆非，但那时谁也说服不了我们不想继续留在这里的心。
终于，在这家都市媒体待了三年后，我去了上海一家财经报纸任职，决心闯闯上海滩。谁知去了那才发现也不好呆，纵使是高阶的财经报社，周遭同事也都有点三心二意，毕竟正赶上纸媒衰弱，记者的工资从前几年的中等沦落到下游，许多上海本地同事况且压力山大，见我这个外乡人前来，无不都慨叹我的勇气。
后来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遇上了一个去日本的机会，我从小一心想去当驻日记者，曾自学日语15年，二学位时又专业学习2年，虽然这次去并非从事记者工作，但是个极好的跳板。我想，我的人生“落脚点”应该就在异国东瀛了。与此同时，玉米则离开武汉，暂时去了北京，进入北京的媒体圈，我们约定待我在日本落脚再团聚。
只是，2014年4月我在日本凤凰卫视求职失败，无奈之下返回了北京，与玉米重新团聚。从武汉到上海，再到日本，折腾一路，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北京这个全中国最艰难的城市呆了下来。不过所幸，经过多年努力，2016年我们终于买上了一套30平方米的小房，随后终于结婚。
然而，30平方米的小房，又哪能成为我们真正一劳永逸的“落脚点”呢？
“北京的好医院建档很难，但我又不想随便找个医院生。”时光场景切回自家小屋。妻子一句叹气，一句忧心。
“好医院做产检还是靠谱点。然后你知道吗，生孩子疼，带孩子累，我曾经带我弟，一晚上被他吵醒好几次，都有了心理阴影，我真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就下降那么多。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你和我在北京都没有户口，孩子以后在哪里上学呢，连上幼儿园都是问题，我可不想回到你们荆州。我们好不容易从小地方奋斗进了大城市，我可不想我们的孩子从头来过。”
妻子当记者时也曾采访了不少北京外来家庭。有家里条件好的，就把小孩送到欧美，有的则送到泰国清迈读国际学校，据说那里又便宜空气又好，教学质量也不差。条件凑合的送进北京本地的私立学校也不错。大部分条件达不到的，日子就只剩求人、找关系加干着急。
妻子的烦恼，就像决堤的洪水，汹涌地涌入。我理解她的烦恼，我没有安慰太多，只是一边耳朵听着，一边心里恨自己2017年没有更加努力点。
如果说北京的户口是个硬门槛，大部分人都难以克服。不过财务不能相对富足，我则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我和妻子在北京，目前的收入两个人过虽没有问题，但万一孩子出生，可能就会捉襟见肘。
“明天我们开个家庭会议，跟你爸爸和阿姨说下，看她们怎么说。”妻子说。
我说好。之后，妻子在辗转反侧中终于艰难地睡着，我则失眠到清晨6点。
年初一的会：来自家人的声音！
我想象不到我们能开一个像电影里那样“家庭成员正襟危坐的会议”，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家的风格。
我自幼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爷爷奶奶在世时，是一个标准的四世同堂。爷爷出身于武汉汉阳没落的秀才之家，奶奶是旧社会童养媳出身，家风传统，情感不甚外露，大家有话，彼此都埋在心里，心照不宣。
祖父母育有6子。我的父亲在6个儿子里排行最末。不像他的5个兄弟饿过肚子，上过山下过海，据说在父亲成长的主要岁月，家里经济条件已经有一些改观，在祖母眼里，这成为了他“人生懈怠”的“外部环境”。父亲在我小时候与母亲离异，祖母便把我这个最小的孙子，变成了她的第7个儿子。
在众人眼中“不成大器”的父亲，当然亦有优点，就是心肠软，对全家30几口人都比较“穷大方”，逢年过节，就算是在家庭的麻将桌上赢了钱，他也会事后发红包“一散千金”，虽然他其实并没有多少钱。
父亲心里继承了祖父母“团结一家人”的遗志，每年过年，打牌是手段，把牌桌和饭桌搞得热热闹闹的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成为了他最擅长的才华。
父亲60岁了，以前我还指望着他努努力，翻翻身，现在我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也略懂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他们这一代人的学识与教育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我不再奢求什么，只希望他能和也十分照顾我和玉米的阿姨，能够身体健康就好，其它的压力我来想办法承担。
妻子说要召开家庭会议，虽然这在我们这种情感不常外露的家庭，算得上“千古第一桩”，但也不可不开，大家沟通一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春节的意义，不就在于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心里话吗，一桌好饭菜倒成了最不奢华的日常。
早上7点，我来到父亲房间，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顺势说了一句：“玉米昨晚没有睡好”，然后就将玉米的想法讲给了父亲和阿姨，给他们心里先“打个底”。
过了半会儿，玉米也穿着冬日睡衣闻声而来。玉米站在房门门口，我倚靠着房门，父亲起床站着，阿姨坐在被子里，家庭会议就这样开起来了。
阿姨来到我们这个家已经第7年了，人好，心好，对我和玉米也不错。性格泼辣，说话笑声音量都很大。我爸爸虽然喜欢揶揄她，她也常常吐槽我爸爸不争气，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爱情”，在时下同年龄段多以“实际利益”为最优先考量的家庭中，算是一朵难能可贵的纯色玫瑰花。
他们感情融洽，成为了一个可以让我放心的后方。
玉米又将自己的苦恼心情复述了一遍。我父亲和阿姨便开始出方案。
“方案一：实在不行，你就来荆州生孩子，荆州的医院也不差，东区那家医院的院长还是自己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方案二：你如果在北京生，我们就去北京照顾你。你们北京家小我知道，我和你阿姨就在小区里租一个小房子，白天我们照顾，你们工作。晚上你想照顾就照顾，不想照顾就让孩子睡我们中间，你们好好睡觉休息上班。”
“至于孩子以后上学，这还需要个几年。实在不行，你们就回武汉，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在武汉买套大房子，武汉经济发展也快，教育资源也不错，你们看怎么样。”
“我实在不想又回武汉。我们好不容易从武汉奋斗出去，又要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孩子再走一次我们走过的路。”妻子说。
的确，谁都不太想走回头路。然而，无路可走情况下，终得选一条路可走。
回不回武汉，一时半会是确定不下来的。我的父亲深知，现在紧要的是卸下玉米的心理包袱。
“米儿，你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了，太忧虑了，对身体也不好。凡事总会有个办法。你看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个时候多么困难，6个儿子睡一张木板床，还不是挺过来了。”
我父亲喜欢拿我祖父母那段“艰苦奋斗”的历史用来鼓舞士气，不过妻子听一次是新鲜，听二次就有点烦了，终究非本家庭出身，难以百分百感同身受。
我父亲接着说：“时代貌似变了，过去与现在的确不具有可比性。不过，事情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改变，刻苦奋斗，无论放在那个时代，都应亘古不变。”
关键时候，父亲还是能蹦出一些金句，站在一旁的我些许讶异。
妻子一边听着，试图“反抗”更多，也不知该从何处说起。
“如果要回荆州生孩子，荆州的医院有无痛分娩吗？生完孩子就得照顾他到18岁，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品质会直线下降，晚上要照顾睡不好，从此就得围着孩子转，几年之内也别想出国旅游了，自己的事业也会停几年，女人一定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可不想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孩子。”妻子继续说道。
听完妻子的话，这时一旁的阿姨开口了，表现出了一位过来人的乐观。她一如既往用着她的大音量说道：“米，我跟你讲，生小孩哪有不痛的，就算剖腹产也会痛。你生了小孩，你放心，你交给我带，我很喜欢小孩，你去工作，你想玩就去玩，我帮你带好。”
玉米开家庭会议的心是认真的，她想实实在在确定好每一件事，而不是一句空头包票。在父亲与妻子的“攻防战”中，就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
父亲说：“不要担心，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
熟料妻子马上应道：“高个儿在哪？”
父亲自知话中意义，一时半儿没答上来，气氛一度尴尬。
不过，“顶嘴”并非妻子的本意。“我只是一不小心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焦虑。”事后，妻子这样解释道。
父亲从不追究谁说了句狠话。他说不上华丽的词语，只是不断重复着那句：“我们会帮你的，不要想太多”。
都说时下解决事情的最大办法就是想方设法的挣钱，父亲虽然拿不出多的，但可能是终究听到了家里人掏心掏肺的情感支持，玉米刚才还在眼窝里打转的泪水，终究没有流出来，神情也稍微变得些许安慰。
有时候，人会被各种想法把自己逼入死胡同。其实，这个时候只需要跟家人和朋友讲一讲，虽然问题一时半会仍然难以解决，但终究情绪会开朗不少。家人或者朋友的意义或许便也在于此，让你知道，你并非孤身一人。
站在一旁的我，知道父亲与阿姨会照顾我们的孩子，同时我也知道老一代的照顾与我们这一代的照顾，当中一定会存在差异或者不同，可能未来还会有些问题，但我总体上相对乐观。我希望妻子也能够乐观地向前看，生活的奔头如果没有乐观向上的力量，那真的没法过。
家庭会议的最后，我知道，关键时候需要我更多扛起，不能把包袱丢给父母就一劳永逸。
我跟妻子保证：“孩子晚上哭闹，我来带，你别管，反正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确实常常在晚上1、2、3、4、5点醒来失眠，想东想西，想着人生如何逆袭，既然反正睡不好，就让我带孩子吧，我不怕吃苦，反而非常愿意。”
玉米又提到小孩上幼儿园的问题，她希望孩子从小上双语幼儿园，从小学英文，就是这类幼儿园在北京很贵，对此我不想认同。
我告诉妻子：“英语虽然很重要，但在小朋友阶段，更重要的事，是养成好性格和健康的体魄，我会带着孩子游泳，跑步，然后凡事都乐观，观察自然，认识社会，这比单纯的学习语言要有趣的多。”
我希望给孩子的是，不是一个具体应对世界某个问题的工具，而是一个通行的认知世界的思维和方法。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对教育我的小孩充满了十足的信心，几乎“盲目乐观”。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几年的跌跌撞撞，让我知道了生活的真谛相关。
我知道让小孩有个健康、热爱体育锻炼的身体和意识是多么重要。我知道让小孩养成积极向上，从小就思考我能为这个社会和时代做什么，奉献什么的意识是多么重要，哪怕他的英文未来说的并不好。要知道在我读书的年代，“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其实并不是人人都能领悟他的真谛，它虽然文法土气，但确是十足的金句。你看，如今的中国名人富豪，不管是马云，还是刘强东，哪一位不都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才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实现了人生的增值。
我相信自己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打包票，而是自己对未来十足地抱持有希望。如果连“希望”这个东西都要失去，我实在想不出任何活着的意义。
妻子听着我的话，虽然我不能百分百打消她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她说，或多或少心里的石头稍微落下了一点地。
这样就好。
世界终有一处，我们可以落脚
家庭会议以紧张开头，以稍微宽松的氛围结束。妻子对我说，你应该早点把你的想法跟我沟通一下，这样我就知道你所想的。
“呵呵，我们家从不善表达”。我这样笑着。
虽然这个会议并没有解决什么很现实的问题，但多少在我们这群北漂的心里，重新认清了一个事实——不管你喜欢或嫌弃，你的家人永远都在后方，守望着你。
领悟：我们靠什么通行世界？
2017年，不少关乎北京的文章，成为了10万加的常客。有的劝留，有的劝走。
对于我现在这种“高不成、低不就”刚好站在十字路口的阶层来说，每次这些文章发布，都会在自己心里掀起不小的波澜。
但经过过去几年的沉淀与思考，我知道，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武汉，抑或是去到了哪里，唯一能让我快乐的，早已不再是吃与穿，也早已不是看到一篇鸡汤文就感动，或者看到一篇成功文就像打了鸡血般那转瞬即逝的快感，而是实实在在的省思自我，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留下更多更大价值的人。
在记者时代，我采访过不少年轻的创业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条件有限，但仍然希望用他们的专长，为改变社会中的“不效率”、“不和谐”的地方做一点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当中，已有不少人实现了一部分的财务自由，过上了更加有追求的人生。
我也希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未来能成为这样的“大人物”，不一定要去当明星，或许也当不成第二个马云，但我希望他从小能有“为社会服务”这样的视野与心灵，这一我们曾“不太相信”甚至“嗤之以鼻”的价值。
时代的机会，不会留给小气与小器者。
我不会承认自己老去，因为我对未来还抱持着巨大的饥渴、想象与希望。
“该何处落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包括解决地理空间上的安顿，更要解决好心灵上的归宿——你的心灵，是否已经练就地足够清醒、强大而又海纳百川！
在充满未知的2018年，我愿意继续加油一试。
现在想来，大年初一的家庭会议开得不算差。
春节返乡，寻找心中的故乡。我们都希望故乡还能风景依旧。然而，时代在变，你我也在变，不能再自私地在心里阻扰着故乡再站在那里为我托底，一点儿都不能变。在中国的版图中，故乡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新一代的故乡人也面临着想出头的时代课题。与其阻扰拉扯，不如更加积极地把“阻扰拉扯”转换成“鼓励与助推”，支持故乡继续向前，走出自己的新路。
同样，虽然我们站在令人迷茫的十字路口，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现在你若问我要去何方，我依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但我心中逐渐清晰的一点是，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是向前一步，都要积极去面对。自怨自艾，唉声叹气，只会失去前进的勇气，用怨气绑住自己的心灵，与其在进退失据中受折磨，不如勇于进取，在勇往直前中去经受锻炼。大年初一的家庭会议，再一次让我领悟到了家人的意义，从中我也再次在全家人的沟通中，确认了人生应有的拼搏姿态。我想这是2018年新年第一天，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
印度创业洪湖青年回乡手记：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何异同？
作者|胡剑龙
胡剑龙，前财经杂志和南方周末记者，美国汉弗莱学者（2015-2016）。2017年初，移居印度班加罗尔，后创办英文科技媒体The Passage，报道包括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的科创企业。
腊月27，我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从印度班加罗尔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乡，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春节。
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过去三年的春节，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准备去旅行。
2015年春节前，规划去刚果（金）采访，因签证延误，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过一个焦躁的春节。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对着蓝宝石一样不真实的海面发呆时，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拿到去美国的奖学金。这是我“折腾史”的开端。
2016年春节，在华盛特区北郊一个叫银泉的小城，我给班上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做了一顿“豪华”中餐。这是我频密的旅行里，难得的静谧时分。
最近的2017年春节， 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买的火车上，还是停驻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记忆完全失焦。总之，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远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车，脱离了一个35岁的中国年轻人的“正常”轨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个比北京还拥堵的新兴城市，但我更愿意称那里为家。而江汉平原上的这个普通村庄，是家乡，更重要的意义，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国特色
在我们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读书，就可以像叔叔一样，去国外。”在不少场合，我被当着榜样，展示给我的侄儿侄女（嗯，还有侄孙）。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符号，代表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寄托着村里同龄人的单纯梦想，去远方，跳脱出当下生活的种种限制。
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国外也许并不是美国，还有可能是印度——一个由各种玩笑和蔑视组合起来的国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关。小时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毕业了。
“什么时候结婚？该结婚了！”在和乡邻碰面不得不打声招呼时，这些玩伴永远是最直白的。
我不时在朋友圈调侃家乡的催婚戏码。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随着阅历见长，我变得愈发从容。男性角色或许给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从全人类高度认识这个像“难民”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催婚还真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印度，这个“问题”同样令年轻人头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记者，来自加尔各答，我在新加坡亚洲记者项目里的同学。
你父母催婚吗？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时，我问她。她说，就因为婚姻问题，她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选择和祖母住在一块。“和你不一样，我们女性身体里，成天有个闹钟在哒哒响呢。”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压力大多落在女性头上（至于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会解释）。
这次回乡，父母和姨妈似乎达成某种默契，催婚调门不再像村头的高音喇叭。临走时，父亲也只是旁敲侧击：“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装修下吗？”
我不清楚，这是表弟表妹们不断洗脑的结果，还是乡村社会的进步。
印度父母和中国父母
到家当天，母亲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两条秋裤，说这是你姐给你买的。
从印度回国前，几番和她通电话，我们在“秋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在美国那年，我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忠诚的不穿秋裤主义者。母亲得知，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竟然不穿秋裤，她吓坏了。这两年，我们没为这个少吵，在她看来，“秋裤”维系健康，“婚姻”则是安身立命之处，一样都不可或缺。
自从我游历的国家越来越多，母亲对外国的印象越来越抽象，但也越来越具体。
在她眼中，外国分两类：必须穿秋裤的和不用穿秋裤的。美国是前一类，印度是后者。
无论在“秋裤”还是“婚姻”问题上，按照印度标准，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问题？主流价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广泛接受，包办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给自己儿子物色一个合适对象，更多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
不止一次，我问班加罗尔的年轻司机们，你谈恋爱没？
回答没有。
那你不着急结婚吗？
司机笑笑，我母亲会给我找的。
如果说，印度司机宽容包办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观念还没开化。但印度精英阶层，在欧美留学过的海龟，同样不排斥包办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国的同班同学，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结婚，她专门赶回去。后来得知，她的弟媳是从印度相亲网站上找的。不过，他弟弟在德国工作，他父母经营着他的账号。
类似情况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国城市的父母在相亲角里为子女举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据地则在相亲网站，紧盯电脑屏幕。
包办婚姻背后，也折射着家庭的权力结构。在家庭场域，印度父母比中国父母享有更多权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说话，就好像在通电话。说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当着面挂断了。长时间的独处和异国旅程，疏离感成了我个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浓烈的情感包围，我变得很不自在。
不过，春节期间，无论我起床，还是入睡时，母亲似乎永远在厨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鲜蚕豆。四月份收割时，母亲把它们装在塑料瓶里，急冻，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齐，然后解冻，和浓烈的散装白酒一起下喉。
母亲做的家乡小吃，米团
在湖北老家，春节少不了藕。为了让我们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亲没有去市场买。去年，母亲下荷塘，从淤泥里挖出来几十斤。
母亲用她调制的食物和我对话，我们好像都习惯了这种对话方式——中国式的对话方式。
在地上打滚的人
和母亲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卧床四年多，精气日渐暗淡。每次离开她，我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回家的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她。
站在外婆床头，家长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沟通，似乎还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儿童吧。
1995年，我开始上初中，靠种十几亩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开始，农业税费开始在湖北急剧增长。同时，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开始大面积抛荒。这场系统性危机被学者温铁军称为“三农问题”，即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湖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粮食生产主要依靠腹地江汉平原，家乡成为媒体解剖“三农问题”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头版。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乡镇书记李昌平，和我来自同一个镇。
父母那时候出过最远的门，是省会武汉。母亲一个字不识，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1995年春节后，父母决定去深圳养鸭，自此，他们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无法填补父母的角色， 他们成为青春期的在场者。外婆家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无差别。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诉我，她想回自己家里过年，即使在女儿家住了这么久，她仍不习惯。但是，如果她能站起来回自己家过年，恐怕也会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经很淡。
在老家，只有两项乡俗未被抛弃：三十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一那天，给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几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员，在坟头上一起烧纸钱、放鞭炮。
这项仪式对我有特殊意义。那些新添的坟头，就像沉默之书，讲述家族里的变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刚过世。 去年9月，在他家门口，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他那时刚做完手术，手里摊着一本杂志。母亲说他脑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着问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家乡习俗，夜里要在锅里点一掌灯
他没有犹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后面任凭我吼什么，他再没答一句话。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认出我。
2000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养鸭失败后，他们到湖南浏阳走街串巷收废品。大伯一家也干着同样的营生。有回，去他们家串门，远远的看到大伯拉着一满车废铜烂铁，正在上坡，身体几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则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这个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学，多少与在浏阳受得刺激相关。父辈们在异乡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坟前，母亲在厨房里回忆，当年我去大学报到前，大伯还给我50元当路费。我不知道，这需要多少车废品才能换回来。这有对知识的尊重，也有对我的期望。
刚到班加罗尔时，在一家临街咖啡馆，我和远在美国的土耳其裔导师通过电话，她问我：你如何克服内心恐惧下这个决定到印度来的？
正月初一，上坟时，我在烧纸钱，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大伯母站在旁边，不知道是和我还是大伯说话，“一辈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滚打过来的。
她意思是说，大伯一辈子都在打滚求生。这也是我要传递给我导师的准确答案，因为我也是个在地上打滚的人。
阶层
大伯的丧事是父亲一手张罗的。他去世时，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在贵州和湖南。
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春节前，为了几十块钱的排灌费，大堂哥到我家，和父亲起了争执，差点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轻，50出头，但还像年轻时一样莽撞冲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县里特警在夜间摸进我们村，大堂哥和十几位青年人被一网打尽，成为县里著名的“流氓团伙”，他们还因此上了《知音》杂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间的械斗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们，无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风从不罢休。犯罪事实中的一条，因一起琐事，打到邻村，把对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们嚣张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子时，少不了我们这些跟者的“尾巴”。家里人一度非常担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尘。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吹到村里，年轻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线上。
如今，在适应了城市节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龄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区经营早餐店。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我的归属该和他们一样，在深圳或者厦门的街头卖早点。
其中的机缘，或者只能由命运解释。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书，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
这也只是我这样乡镇青年的矫情。
但从家乡出发，我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扛着被褥行李去深圳养鸭；从家乡出发，我的兄弟们在深圳的工厂边摆起一个早餐铺子。从家乡出发，我不管是途经华盛顿，还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做一个要面向亚洲区域的科技媒体。这并无本质差异。
或许是因为来自中国最底层，我仍然不适应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级制度。
帕拉维·艾亚尔曾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她曾撰写《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在书中，她写到一对在胡同里扫厕所的安徽夫妇。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强烈的关联。在班加罗尔，如果你工资超过2500元人民币，就可以请得起一位佣人做饭、打扫卫生。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200到300元。
与中国保姆不同，印度佣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识。譬如，我们在聚餐时，曾多次邀请印度佣人和我们一起享用，但从未成功过。
在中国，当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许来自户籍制度，而在印度，仍与敏感的种姓问题有关。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两边，油菜花已经盛开，田间散落两层砖楼，像极老家的风景。
在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白天，我在小镇上的一间咖啡馆内工作，傍晚到菩提树下静坐。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麦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树，依然枝繁叶茂。后来的佛教徒们，在树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立在摩訶菩提寺门口的一块碑铭，记录着佛祖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人是否成为婆罗门，唯一能决定的，乃他在世的行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种姓，仅次于婆罗门。他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实行平等革命，而至今，这对印度底层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过吗
正月初三，离开老家去岳阳东站坐高铁，姐夫在开车，我和姐姐坐在后排。她问我：还在印度待多久？
无论在中国抑或印度，这是我遇到的最频繁的问题。我常犯难，因为口袋里并没有具体计划，某年某月离开印度。
但提问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背后隐藏着一致的假设：印度只是我的中转站，此地不宜久留。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国吧。
中国人对印度的盲目厌恶和优越感，则来自印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时刻处于失控状态的交通状况以及骇人听闻的强奸案件。
中国和印度互为镜像。中国基础设施的进步确实令人震撼。即便我们老家偏僻的湖乡小村庄，自来水、公路已经通到每家每户。父亲说，今年村里会通上管道天然气。
而在班加罗尔，即便市区最繁忙的商业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别说管道天然气，我在班加罗尔的家里做饭，只能买液化石油气。而买一罐新气，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气站申请。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国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的想回班加罗尔。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印度受虐症。但，不得不说，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让在印度过得远比中国舒坦。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帕拉维·艾亚尔写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给我的回馈远不止于此。
2017年是中印关系数十年的低谷。自去年6月中旬，两国军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对峙，一直持续到8月底。近三个月时间里，甚至今年春节期间，仍有人不断问我：那段时间，有没有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尝试解释，印度东北七邦的民众，属于蒙古人种。和我们长相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大街上，很难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我没有解释的是，两国关系不在状态，但是我从未因中国人的身份，感受到普通印度人的敌意。
在洞朗对峙期间，我从班加罗尔机场去孟买出差，经过安检时，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语打招呼，发现我是中国人后，硬是拽着我，要我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nihao”,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过我。
在班加罗尔大街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和中国不一样，一旦出现类似状况，所有的人都会冲过去搭一把手。
这些在场的观察，捅穿了我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印度依然贫穷，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国尊重和学习。
在印度，我也重新开始打量中国。
两国关系紧张时，也未阻挡中国企业对印度的热情。当两国外交部宣布对峙结束，腾讯就公布了对印度最大电商Flipkart的投资计划。
阿里在印度的动作更早。Paytm号称印度“支付宝”，目前估值仅次于Flipkart，早在2015年，阿里就已注资Paytm。
不仅仅是阿里、腾讯这些巨无霸，今日头条、滴滴、美团均已进入印度。中国资本和企业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创投格局。
而印度的创业企业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2017年11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连锁茶饮企业Chai Point。我带着它的创始人Amuleek去参观了三里屯的喜茶店。我们三个人买了六杯茶，Amuleek还把喜茶的杯子带回印度去研究。
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场，在新兴市场掀起波澜。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却集体失语。
当资本跨境流动变成常态，中国科技企业变得更加国际化，中国媒体已被甩在浪潮之后。这造成中国和国外市场巨大的信息落差。在班加罗尔的一年，我清晰看到这个巨大的裂缝，这也构成我创业的基础。让外界了解的科技发展，同事，也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价值的资讯。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试一位印度记者时，给他写邮件说，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谈不上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要改变现状。
注：以上两篇文章系刺猬公社X快手“还乡手记”非虚构故事大赛参选作品，转自公众号“Epoch非虚构故事”，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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